【社论】气候谈判的故事

        三年前，近200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同意，到2015年达成一项协议，以替代《京都议定书》，并明确各国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与其说这是个严肃的承诺，不如说是脆弱而且毫无现实基础的敷衍。实际上，自从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谈判已经陷入毫无进展和可有可无的僵局。

        但在2014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也即利马气候大会召开前，中美突然宣布就减排达成协议，令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外界对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协议的信心空前高涨。

        同样戏剧性的事情几年前也发生过。2011年，欧盟宣布将强行对飞经该地区的航班的超量排放部分征收碳税，引起其他国家的激烈抗议。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举行闭门会议，协调主要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立场，奥巴马夜闯会场，几乎引起外交纠纷。

        这些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气候谈判的实质。气候谈判将形成和贸易与防务安排同等重要的国际框架。这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温室气体是GDP的产物，而总体上来说，GDP总量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成正比。全球变暖对小国的影响更大，因为它们国土面积小，缺乏政策调整的空间。但减排的关键在大国。一旦你的行为和决定可以影响邻居的生活质量，增加或减少排放量和国际影响力就会形成反馈。这使减排谈判成为国际事务的杠杆。大国可以通过这一杠杆来调整其他领域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美国达成减排协议后，乐观情绪急速抬头。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8%，超过美国（14%）和欧洲（10%）之和。欧洲此前已经宣布了一项减排承诺。

        中美两国达成减排协议的时机正好。由于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里的多数席位，奥巴马失去了推动重要国内问题立法的时机，减排谈判成为他兑现承诺并与国会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正在侵蚀过去几十年里建立在经济增长上的政治合法性，而经济放缓给调整能源结构腾出了政策空间。

        曾几何时，中美之间的分歧还看似不可调和。中国立场包含三个部分：首先，排放是发展权利的一部分；其次，不但要看谁排放，还要看谁消费（很多发达国家的消费品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最后，强调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前两者是典型的外交说辞，所以关键在第三部分：中国要求发达国家做出更大力度的减排承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这也成了分歧的焦点。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此为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外交努力的尝试。但如今，中美两国政府都有达成减排协议的国内政治需求。

        联合国气候谈判的远期目标，是到205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科学家已经计算出相应的减排总量。这个数字将被分解，变成各国的减排目标，由此对其国内政策的目标产生影响。中国承诺，到2030年前温室气体排放达到顶峰，并将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提高到20%，这将让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承受更多国际压力。印度总理莫迪致力于发展经济，该国很可能会重复中国的排放曲线。印度将在利马和巴黎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就像中国在哥本哈根做过的那样。这将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