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梁鸿：需反思一些政策设计理念
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确定性。对上海来说，可能这五个东西在未来的30年发展当中，不可改变而且影响会越来越深刻。信息化、网络化、高速化、人口老龄化、超大规模化。城市的交通高速发展，城市的空间距离会相对的越来越缩短。
刚才讲了信息化、网络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包括对金融和商业业态的发展，都会越来越深刻。像超大规模化，这是中国城市特有的，上海也不可能改变，虽然现在讲要控制人口规模，但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未来30年谈我们城市群的时候，可能跟现在所看到的西方国家的城市群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态势，在未来30年的战略当中，我们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清楚的。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会到哪里？我们必须要看到，过去这种发展动力和新态势，在两种方面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过去的发展是在这五个态势基本还不成立的情况下，我们依赖的优势是两个：土地的资源，廉价劳动力。现在出现了五个新的态势，而原有的两大优势逐渐衰落，如果按照惯性的轨迹运动，我们到底会到哪里？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想到哪里？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改变什么？
未来想到达理想的目标，必须在未来发展的理念、发展的能力、发展的政策和发展的环境做出应有的改变。从发展理念角度来说，对上海未来30年城市的发展战略，我们要摒弃过去主要讲经济的做法，过去就是经济战略。
有五个关系是要回答清楚的：
第一个是城市化和城市品质的关系。只有不断发展，让人们感觉这个城市更好，才更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本身来自于城市的品质，而不是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我们回答到底给上海人带来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我们到底是给一种梦想、一种机会、一种发展、一种价值实现还是一种生活享受？只有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才能真正回答什么是城市精神和城市理念。
第二个是城市的经济和城市的社会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城市和经济的互动将会变得越来越紧密，而这种互动有可能是良性，也有可能是恶性的。比如现在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在逐步减慢，有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快不起来了，我们经济本身没有这么强大的动力带住它。我认为事实上更重要的是社会无法承受高速化，是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面使得发展高速不起来。比如不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关系。今天很多人把社会的不平等当做社会的不公平，那这个城市就没有办法再发展。社会的不平等是一种客观现实，它也是人们追求梦想的一种动力。如果说社会的不平等是因为个人价值观念、理念的偏差或者制度安排的偏差，那就引起了社会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更加关注的是社会不公平，而不是社会的不平等。
第三个是城市和城市区域的合作和竞争。今天到底是合作口号下的竞争，还是在竞争口号下的合作？如果没有共识和理念，城市依然都是封闭的，很难以形成所谓的真正的区域经济。
第四个要解决的是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关系。现在不但要解决发展问题，还要解决发展中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综合、一体化地考虑。
第五个是城市的融合、城市的影响。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它必须要融入世界。但同时上海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它要考虑对国际新型城市体系建设的贡献。只有这样的贡献才能体现上海城市的独特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国际的大都市。
我们能力的转变也是如此，除了经济发展以外，上海未来城市的发展还必须有几个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否则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是肯定发展不成功的。这就是市民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府现代化、文化现代化。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我讲讲市民现代化的重要性。今天的上海已经是一座现代的国际化的大都市，暂且不讲外来人口在上海的社会融合和社会现代化的过渡，就讲本地的上海人，现代化的过程完成了没有？我认为并没有。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面还停留在小农意识上，对于现代社会的现代责任和现代诚信社会的文明是有很大冲突的。
我们在制度方面也要发生变化，比如说退休政策，退休政策理论上是福利或者保障制度的一种安排。事实上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强制的工作性宗旨。所以我们一方面在谈老龄化的压力，一方面谈劳动力的问题，那这个政策就必须要重新检讨。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的痕迹，是基于几十年前的健康水平而言。当时，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说明我们期望寿命还不到70岁，社会保障按照120个月算，只能退休后活10年就死了。现在我们活80年，30年以后活90年，60岁退休，那么30年以后谁养得起呢？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很多的政策都是在计划体制的理念下来设计的，所以今天要走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重新检讨，只有这样的政策环境的改变，未来才有可能发展得更好。
（本文系2014年5月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部分内容。未经发言者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