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王战：过去30年主要矛盾咋解决

        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财政税负重与工业经济效益下滑的矛盾。广东开放以后，大量的外资工业产品涌进来，而上海的工业体制仍然是指令性计划经济，长期没有投入。因此，当外边的竞争一进来时，上海工业产品的市场受到冲击，工业利润就大幅下降，但是，上海给中央的财政上缴却是刚性的。1984年第一次大讨论，上海的发展思路在全国创造了好几个第一。地方上，上海是第一个提出发展战略规划的，第一个制定了城市总体规划，也是第一次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问题；空间上，第一次提出了开发浦东，要向浦东拓展。从深层次考虑，当时讲上海财政税负重，主要是集中在浦西的工业企业。我记得那时提出了“围魏救赵”，如果把浦东开发开放了，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就对上海的财政压力有缓解作用，对上海发展的制约就减少了。1980年代的大讨论，对于浦东开发开放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操作中，第一个突破是土地批租。在全国，当时是上海和深圳最先做的。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中央给上海自主改革的支持，但上海没钱投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批租起了很大作用，浦东的开发区通过土地空转，开发公司再上市，这样才形成了开发能力，再来推进浦东五大功能区的建设。上海和广东的模式不同，广东模式是开放+中央给予的财政优惠政策。广东对中央财政的上交任务是10亿元，上海是105亿元，从人均来看，上海人均财政负担是广东的几十倍。1980年代前期，中国国民经济面临困难，中央财政也很难办，但是上海要改革开放，总得有第一笔的投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钱，就是金融。上海改革开放晚了五到十年，这是当年小平同志讲的。为什么晚了？就是当时中央的财政状况难以给上海类似广东的财政优惠政策。于是上海的模式只能是开放+金融政策的突破。土地批租拿了第一桶金，然后拿这个钱作为本金去银行贷款，在这个基础上，上海有了十大投融资渠道，这样才把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了。所以，浦东开发开放，首先是一系列的金融政策突破，用了差不多五年时间，初步建立了金融市场。

        可以说，浦东的开发开放，从发展空间和产业结构上缓解了效益与税负的矛盾。

1990年代产业结构性矛盾与企业所有制调整

        第二次大讨论即1990年代的大讨论主要面临的是结构性矛盾，即第二、第三产业的失调。上海国营企业特别多，长期面临没有投入和活力差的情况。1980年代全国搞企业承包制改革，上海坚持了企业股份制试点，1990年代的上海国企改革是国内绝无仅有的，在国际上称得上是典型的范例。当时上海国企员工人数300万左右，整个十年里，下岗分流和再就业人数达到100多万，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不稳定事件。这方面，到今天还没有系统总结过。

        国企改革中，我们采取了和全国不一样的办法，上海实行的是股份制改革，这才有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全国来看，为什么搞承包制？因为承包制对效益差的企业有激励作用。相对来说，上海的企业效益比较好，如果搞承包制的话，一上来就和其他地方企业不平等竞争。股份制的激励作用对效益好的企业比较大。上海在浦东开发开放后，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然后再开始国企改革，先立后破。上海要在游泳中换气。外资进来，上海具备了国资国企改革的条件。关于发展民营企业，很多人都说上海的国企强大，其实上海1990年代就开始发展民营企业了，从1995年开始每年增加2万家企业，到2000年时，上海的民营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在第三。上海采取的策略是只做不说。说多了，不利于发展。我们要看到民营企业和外资进来后，这两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为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前提，因为国企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员的分流。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对于下岗分流再就业的针对性做法，也是全国首创的，如4050工程。年轻职工转岗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40-50岁数的职工，这拨人上有老下有小，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民生。后来，4050工程在全国推广了。当时还有纺织女工转岗做空嫂、工厂车间主任到街道当干部，在舆论上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同时，政府采取了购买服务的做法，比如协警、城管。现在网上一边倒地批评城管，很多人是不了解这段历史。

        通过上面种种做法，我们实现了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有一条重大的社会稳定政策，即上海1990年代初开始探索的公房出售。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房地产举措，不对，其实是当时考虑改革惠及民生的举措。因为在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利益多元化和受益不均衡的情况。比如年轻人赚得更多些，那么在公房出售中的主要受益者就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和老工人。这其实是利益的一种再平衡。

        我的评价是，公房出售是在整个1990年代里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起到很大作用的举措。很可惜，还没有人从公房出售对利益再平衡和惠及民生的角度来评价。这也为开放外资企业进入上海提供了条件，因为在工资构成中，住房是很大的一块成本，而1990年代上海的房价是很低的，这样才能够形成产业竞争力。1990年代上海发展进程中，浦东开发开放为上海二三产业调整提供了巨大动力。浦东与全国其他特区不同，浦东是着力于功能开发，服务于四个中心建设，其中三个中心对应服务业，上海服务业占经济比重逐步提高，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劳动密集型工业占比下降了。同时，上海郊区形成了五大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即北边的钢铁、汽车和造船，南边的石化，而浦东则是芯片生产。浦东开发对中国产业的伟大贡献是，中国人有了自己造芯片的能力。200年里的几次科技革命，我们都没跟上，唯一跟上的就是芯片制造，即华虹集团的909工程升级改造。1990年代上海发展既在空间结构上有了调整，同时在产业上也做精做强了。二三产业调整了，城市功能也提升了，上海逐步显示了中心城市的功能。

        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上海解决了前30年因为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成的问题。这个过程中，上海与中央的战略部署相结合，比如陆家嘴金融中心建设，还有洋山港建设。在此以前，枢纽港都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如釜山港、高雄港，我们这边只是喂给港。上海通过七年论证和发展（从1995年到2002年），从而超过高雄、釜山，进而超过新加坡，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外高桥是我国第一个保税区，全国有110多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但是一个外高桥保税区的体量就占了53%，为今天的自贸试验区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大讨论在发展理论上也有创新。其一，城市群与都市圈的问题，提出了大上海都市圈的概念。一城九镇体系，如果当时搞起来了，现在上海中心房价不会那么高，产业结构也会更合理。九镇的发展，事实上是做歪了。其二，引进了增长极理论，这对浦东的开发开放也是有帮助的。我们要建金融中心，解放前，上海就是远东的中心。解放后，大的商业银行总部都在北京。上海要建金融中心，没有商业银行怎么办？所以从香港把交通银行的壳子拿了回来，还搞了浦发银行。总体来看都比较小。所以，后来引进了国外商业银行。随着国外商业银行的进驻，附带了一个突破，这些国外商业银行的客户都是跨国公司，从而带来了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和地区总部，也就是总部经济。

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动力矛盾与业态创新

        跨入新世纪以后，主要矛盾是什么？即上海的发展动力是靠财富驱动还是创新驱动。2003年，我在上海发展研究中心时主持的年度发展报告，提到了拉美现象。现在讲的人很多，在全国来看，我们是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根据1990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波特（M.Porter）提出竞争优势发展的四阶段论，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当时有一种判断，上海可能从投资驱动阶段直接跳到财富驱动阶段。因为上海地很贵，商务成本很高，对上海发展来说没有好处。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就是上海成也成在土地批租上、败也败在土地批租上。比如香港，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就很多，但找不到像样的高科技企业。

        在2003年第三次大讨论以前，我们提出了创新驱动。在信息技术革命、新能源革命到来之际，我们是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还是通过卖地最后变成产业空心化？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后，创新驱动的内涵大大丰富了，是制度创新、思路创新、业态创新和科技创新并举。

        上海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重点要突破的是新业态。在全国，上海是最早冒出平台经济企业的。关于平台经济这个概念，也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互联网时代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发展轨迹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有些企业在三到五年就变成了很大的企业，其中主要是撮合供求双方的平台企业。有了大量撮合供求合同的信息平台，就能带动物流、运输、结算和汇兑。撮合合同配对是贸易行为，同时产生大量的物流，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微观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说，互联网时代的中心和1990年代讲的中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思路更新不快，平台型企业都是在上海冒出来的，但后来做得规模最大的平台型企业都不在上海。创新驱动不能光看科技创新，业态创新才是这次科技革命最大的不同。

        同时，理论也要创新。比如健康经济。我们说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人的第一需求是健康，这方面上海是最有产业发展优势的，全国老百姓最相信上海的医疗。非医疗经济就是健身、养老等等。健康经济包括医疗类，还包括非医疗类，如体育、养老、休闲旅游等。人的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基本满意后，很大的一块需求就是健康经济。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网络文化市场有多大？大到不见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新产业带来的领域。文化产业内也有二产和三产。这方面，上海做得早，更要做大。

        关于自贸试验区，不能把自贸试验区等同于特区和新区开发。它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搞得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听起来是一个技术性提法，其实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一招。可复制、可推广，就决定自贸试验区和特区、新区不一样。自贸试验区同特区新区比的话，特区新区某种程度都是单边的，主要用来吸引外资。但自贸试验区是双边的，给企业提供贸易便利化，同时提供投资便利化，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也能享受对等的待遇。这次自贸试验区的试点，已经在上海以及全国引起了关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讨论。自贸试验区搞好了，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

        上海发展战略的三次大讨论，都对应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形成了创新的思路。这35年来，上海的改革开放是艰苦的也是卓绝的，如果把这些总结好，会对未来发展有启迪作用。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本文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周知秋采访整理，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