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教授评级：为什么陈寅恪二级、冯友兰六级？
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中国历史评论》，2014年2期
1956 年的教授分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国家层面上讲，它是中央调整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产物；对于教授群体而言，则是一项事关其“名分”和“地位”的重要认定。从历史学科的情况来看，大批史学名家跻身三甲级别教授行列，集中体现了本学科发展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入围“一级教授”之列者，更是荟萃了当时的学术泰斗，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在实际评定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加之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引发了不小的矛盾与争议，但其历史影响不可忽视，既树立了学人之典型，诠释了学术评价之最高标尺，又奠定了以后职称评定的方向和基调，“级别”一词从此成为中国除农民之外各阶层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无法回避的重要标准。而有关教授分级制的利弊得失，何去何从，至今仍是学界乃至全社会热议的话题。
以历史学科为例，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院长)为行政二级，工资500元；范文澜(时任历史研究所三所所长)为行政六级，工资300元；顾颉刚为一级研究员，工资228元；罗尔纲、夏鼐、裴文中为二级研究员，工资200元；陈寅恪、陈垣为二级教授，工资253元(一级教授空缺)；汤用彤为三级教授，工资235元；翦伯赞为四级教授，工资218.8元；向达为五级教授，工资200.2元；冯友兰、季羡林、刘文典为六级教授，工资184.8元。
相较于其他学科尤其是理工科学者，待遇明显偏低，如山东工学院力学专家刘先志为特级教授，工资达350元。
满人姓名都是什么意思
刘小萌：《清代满人的姓与名》，《清史参考》 2014 年第 30 期
清代满洲人简称满人，为今日满族之先民。满人的姓氏与命名，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清朝统治者提到“满洲根本”的高度而竭力维持，但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仍不免发生变化。以我们常见的末代皇帝溥仪之名为例，爱新觉罗是其姓氏，溥仪是名字，而“溥”字则是清朝皇室的字辈排名。关于满人姓名的源起与流变，集中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姓氏、名字、辈字排名、避讳用字、更名冠姓。
爱新觉罗氏命名，早期受蒙古文化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即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猛哥帖木儿”（意为“银铁”）。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古语“气息”）、济尔哈朗（“幸福”）、皇太极（“王子”）等，都是蒙古名字。
康熙年间，皇室首先确定皇子名首字用“胤”字，第二字用“礻”旁；皇孙名首字用“弘”，第二字用“日”旁。乾隆、道光、咸丰三朝，又分别增加派语各四字，形成“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十四代字辈。满人的字辈一般由吉利的单字组成，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缀连起来，琅琅上口，组成代表一定含义、体现一定价值观、或对子孙寄与殷切期望的诗句。
张仲民：《晚清上海药商的广告造假现象探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85期，2014.9
真正把晚清这种广告造假文化推向高潮，且产生广泛影响的，非开设京都同德堂药店的孙镜湖莫属，而能超越孙镜湖后来居上的上海药商，则非黄楚九（1872-1931）莫属。
对很多人来说，尽管西药价格一般较中药为高，但求诊于西医总是不如去西药房购买成药方便，而且可以少了面对医生诊治时的麻烦与恐惧，既省钱又省力。有此状况，西药之需求自然行情上涨，西药房之生意自然兴旺。精明的上海华人药商当然要攀附洋人旗号，他们自制的一些成药、便药，多诡称系外国人发明的“西药”。然而，此类药品，还包括一些所谓祖传秘药，并非是经过长时间的“科学”试验和研发得来，其配方或抄或借或编，实际成分都比较简单，制造起来也非常容易，然而利润空间巨大。
不管是中国药商，或是外国在华药商，他们推销药品的最重要办法，就是广告宣传，实时人所谓的“告白生业”。药商的最大支出就是报刊广告费。告白愈奇怪，引得人看，生意愈多。同时，为了突出广告效果，上海药商还需要让这些文人费尽心机，炮制各种各样的鸣谢函件即所谓保证书，尤其是由名人具名的保证书，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藉此向读者展示药品及其广告已有的真实效果、社会影响和受到的欢迎与赞美，从而达到吸引顾客、推销药品的目的。
当时医药广告中广泛存在的“借名造假”现象。像屈臣氏药房的药品「戒洋烟精粉」广告，就曾在《字林沪报》上连续刊出大幅广告，宣示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沈葆桢等高官具名赠送的匾额。
真正把晚清这种广告造假文化推向高潮，且产生广泛影响的，非开设京都同德堂药店的孙镜湖莫属，而能超越孙镜湖后来居上的上海药商，则非黄楚九（1872-1931）莫属。近代著名文人孙玉声（家振，1864-1940）最善与药商如孙镜湖、黄楚九等合作。一些文人不仅投身于医药广告的制作与代言中，他们有时甚至会高调在报刊最重要的“论说”栏目内故意制造“软文”（即变相的吹捧文章），公然替某些与报刊主事者或本人有利益输送关系的药商鼓吹。从药商的立场来说，他们也会努力对报刊施加影响，试图让报刊为自己代言，给予自家广告价格上的优惠，而非让它指责自己造假骗人。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普通性质，大凡富贵之人，恒多虚弱，所以最喜服的便是补药，不论其为补胃、补脑、补血，只要是带着个补字，他就不问情由，一味乱补”。受到滋补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上药商广告中花言巧语的诱惑，即便购买不起的人也会对广告中的药品产生消费欲望和消费想象。
胡宝华：《从内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国学发展带来的启示》，《文史哲》，2014年第5期
宫崎市定认为，内藤湖南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是日本中国学的首倡者。所谓中国学与基于地理区域划分的西洋史、东洋史的概念不同，中国学是立足于中国文学、哲学和史学基础上的一门学问，三者不可分割。正是在这种贯通文史哲的学理和学风的影响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京都大学中国学连续培养出几代学术名流。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的独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中国史时代区分观点。内藤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远古至东汉中期）、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近世（宋至清代）三个时期。
二、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内藤首先从政治上阐述了唐宋之际是中世贵族制的崩溃，宋代君主独裁政治建立的一个历史过程。其主要的标志是代表贵族利益的九品官人法被中止，科举选官制度登上历史舞台。
三、宋代近世文化。内藤认为，宋代以后的文化水平不仅可以与欧洲近世文化相匹敌，有时甚至超过了欧洲。内藤湖南的上述独创性学术观点，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史观。
在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中，学术影响最大的是宫崎市定。宫崎的学生时代得天独厚，教授中除了内藤湖南以外，还有桑原骘藏、羽田亨和狩野直喜等一代名师。宫崎市定不仅在历史分期法上继承了内藤的观点，而且在经济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诸方面作了大量重要的实证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是宫崎的代表作。
第二代学者中还应提到的是宇都宫清吉。宇都宫也是一位试图建立新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学者，他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从精神史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时代和人一样具有人格，对此，他称之为“时代格”。
谷川道雄一生的心血在于“豪族共同体论”的构建与运用，他认为：日本战后套用欧洲历史发展模式，将中国历史同样划分为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几个阶段的做法，对研究中国历史来说是无效的。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谷川道雄与川胜义雄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的学术观点。他们试图从地方上的名望家族（豪族）与宗族、乡党之间形成的保护与依附关系来考察六朝贵族自立性的社会基础。
1976年，日本国书刊行会出版了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专著。谷川认为，研究中国中世史，关键是要把握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系，即民众的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他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和谐，而不是阶级对立。中国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支配阶级的资格不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而是源于知识与道德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