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格非笔下的印度：颠覆之旅
中国作家格非于2011年去印度参加了一个诗会，写下一篇万字长文，以幽默的笔调叙述了自己对印度的观感。
抵达
得知我要去新德里开会，一些去过印度的朋友纷纷打来了电话。他们叮嘱我一定要去医院注射三种以上的疫苗，我的一位研究生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她刚从印度回来，因为疟疾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最骇人听闻的告诫来自一位律师，据说他在新德里的大街上买了一瓶矿泉水，喝到最后却发现瓶底还有一条小鱼，而且是活的。他们建议我除了麦当劳什么饭店也不要进去。我对于所有这些建议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从水缸里舀水喝，喝到小鱼的情景并不罕见。再说疟疾毕竟不是艾滋病，用不着过分担心。可所有这些传闻使我妻子的担忧急剧繁殖，她在互联网上徒劳地搜寻印度中心(我们即将落脚的宾馆)的相关资料，最后一无所获。她只得在我的旅行包中塞满了五颜六色的神秘药丸和消毒剂，来抵消自己的忧虑。
诗人西川十年前曾到访过印度，他成了我们这伙人实际上的领导没有任何争议。他在旅途中不断向我们许诺说，一出机场就能看见牛和大象，我们只能信以为真。而实际情形所兑现的不是期待中的魔幻景观，而是这样一个真理：经验这种东西往往最不可靠。德里机场的准现代化设施已足以让西川为之惊愕了，只见他孤独地站在机场的出口处不住地引颈四望：“咦，他妈的，牛呢？”
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向新德里进发。随着汽车颠簸的频率逐渐放缓，尘土的气味越来越淡，车窗外的街道、树木和房屋也显得越来越整齐。当汽车进入新德里的使馆区时，空气中已经能够嗅到鲜花和植物的清香，天空竟然蓝得有点儿神秘。新德里交警带着防毒面具执勤的传闻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快到目的地时，我们才意外地发现，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面包车两边的后视镜居然都是闭合的。我们问司机为何不打开后视镜？他的回答与他流利的英语一样让我们印象深刻。“用不着，”他说，“后视镜打开了会妨碍停车”。
印度中心是一家会员制的酒店，不对一般旅游者开放。风景宜人，设施现代，据说是印度上流社会显达人士的游宴雅集之所。其建筑的印度风格一望而知，除工艺略显简单外，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我最喜欢它的庭院，树木幽深，春花烂漫。成群的鹦鹉穿梭其间，回廊上花枝披拂，不时传来孔雀的啼鸣。
一天晚上，我和西川正在餐厅外吸烟，五六名身穿迷彩服、斜挎钢枪的印度士兵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吓了一跳。我观察到西川并没有马上逃跑的迹象，也就故作镇定，对威猛的士兵们报以和蔼的微笑。原来，这几个军人是护送一位印度政要来酒店餐厅用餐。当我们回到餐厅时却吃惊地发现，这名政要的饭桌就在我们近旁。在士兵的簇拥下用餐，或许是一种印度式的特权，可欧阳江河以他诗人的敏锐提出反证：这家餐厅为何连个包厢也不给他准备，而让他直接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可见这件事不能仅仅用“特权”来解释。荷枪实弹的士兵和政要的光临只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家餐厅在新德里非常著名。当我们得知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花销，包括咖啡和茶点全都免费时，我们的感动就有了些许梦幻色彩。托印度神灵降福，我们在这家旅馆的一切都还称心如意。
也有烦心的事。在印度中心的第一个晚上，我和住在隔壁的欧阳江河聊天至午夜，才上床睡觉。可刚睡了没多久，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唱歌。那是一个深沉圆润的男中音，歌声婉转、优美而绵密。歌声的作用力与我进入梦乡的企图方向相反，把我的睡眠弄得又薄又脆，犹如初冬的浮冰。可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按照我以往的经验，他唱一会儿自然会累的，可是他竟然一连唱了四五个小时，直接让我在无比清醒的状态下迎接新德里的第一缕曙光。睡觉自然是不可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积攒已久可笑念头：我想看看这个蹲在我墙根下唱了一夜的歌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我拉开窗帘，看见一个临时搭建在庭院中的低矮棚屋。屋顶上铺着塑料布，上面压着几块砖头。那个唱歌的人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正在晨炊：两三块红砖在屋外的空地上架起一个破铁锅，父亲趴在地上吹火，却吹出了一团团浓烟。两个孩子都只有四五岁，光着屁股，跌跌闯闯地四处寻找树枝和木块。他们的母亲蹲在地上，在一块木板上摊面饼。父亲仍然在唱歌，他的歌声即便不是愉悦的，也是令人愉悦的。我长久地注视着窗外的这一家人，心情忽然变得黯淡而悲伤。不过，最让我震惊的也许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么的贫困和简陋，而是这种近乎赤贫的生活与豪华使馆区的高级酒店挨得如此之近，就像黏在一起的情侣的嘴唇。
西方的资产阶级一旦发迹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穷人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将他们赶得越远越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备的人道主义话语系统。而中国的新生中产阶层在追随西方的脚步上已有了出蓝之概：他们甚至在购买住房时都要去丈量自己与所谓回迁户的距离，尽可能让穷人的存在越出自己的视线，以便与自己曾经作为穷人的过往记忆彻底诀别，洗去被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所谓羞耻感，而无视他们与“回迁户”完全相同的质地。我的意思倒不是说，在印度社会中完全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排斥和远离。尽管印度的贫民窟数量远远多于中国，印度的等级观念也比中国严苛得多，但贫富杂居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尽管杂处双方贫富悬殊导致的强烈视觉对比，不由得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奇怪的是，穷人和富人双方互为镜像，却能安之若素。
不过，第二个夜晚我睡得很踏实。午夜过后，低沉的男中音仍然在延续，但我却并不慌乱。我在将歌声想象为三十多年前《大篷车》和《流浪者》的电影插曲之后，强烈的怀旧情绪很快就带我进入了梦乡。
印度学者
凡是到过印度的中国人都喜欢将两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加以比较，比较的范围涉及GDP，一般社会状况、发展模式、教育、经济乃至于军事。这或许是一种本能，据说印度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嗜好。我们这次来印度，是应《almost I sl and》杂志社的邀请，参加在新德里举办的中印作家会议，这是一个难得的机缘，为我们近距离了解印度的文化和知识界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契机。按照阿希斯·南地先生的描述，这是中印作家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尽管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南地这一说法的可信性，但所有与会的中国作家都为此十分吃惊。因此，南地先生动情地将这次交流描述为两个文明(而非文化)之间的对话，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在中印作家会议举办的同时，南地先生的退休仪式也在新德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这里，向这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表达敬意。出人意料的是，南地先生不仅参加了大部分对话活动，而且在第一次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要想完整地复述他发言的所有内容是不现实的，但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此简略记在下面，以供读者参考。
首先，南地对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他在比较了印度独立前后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状况之后指出，正是“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和神话化，凸显并放大了印度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加剧了民族、教派之间的隔阂、仇恨、冲突和大规模流血。
其次，南地先生论述了文明和文化中“记忆和遗忘”的关系。他认为遗忘作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值得关注。他倒没有在本雅明或普鲁斯特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加以修辞学的展开，而是再次将它拉回到社会政治层面，作为对“民族国家”观念反省的一个延续。他举例说，他曾访问过那些在民族或种族冲突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幸存者对于杀害他们亲人的凶手没有丝毫的仇恨，原因是他们“已经将事件遗忘了”。既然冲突的双方本来互不相识，仇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出于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人为建构，而记忆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暧昧的角色。那么，被过分强调的“仇恨记忆”与意识形态话语特别是“民族国家”理念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南地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不过，他的思路和逻辑是十分清晰的。
第三，南地谈到了历史叙事问题。他特别强调民间说唱、口头文学、神话和传说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他并未向后现代主义理论那样，在所谓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叙事之间制造简单对立，也没有在精英与大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设立非此即彼的选项；甚至也不是通过凸显“声音”的作用而贬抑“文字”。在我看来，南地的真正意图是希望对18世纪以来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严肃的反省。他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神话、传说、颂偈和谚语不仅仅是历史的风景，实际上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由此，南地先生将话题转入最后一个方面，即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空间性概念，而这些概念都在不约而同地取消时间的向度。现代主义通过空间来置换时间的修辞学影响深远，但这些丰富复杂的空间细节却没有被充分地历史化。然而，正是在时间意义上，印度、中国、西方漫长的文化和文学实践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理念，特别表现在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方面。
南地发言之后，会议的主持人、《al－most I sl and》杂志主编莎米斯塔·莫汉蒂女士，特别邀请中方学者李陀先生对南地的发言进行回应。李陀在对南地的即兴发言作了简单的评述之后，立即将话题转入到对“现代主义”的反思领域。从表面上看，李陀的发言另辟蹊径，但他的实际用意，也许是透过“现代主义”这个公案，对南地提出的一系列看法逐一进行回应。所以，两位学者的发言虽各有侧重，实际上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多有交集，互相发明。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印知识界在文化和文学领域确有诸多接近或相似的看法。李陀回顾了现代主义在西方生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着重介绍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性话语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这一实践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南地对李陀的发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足以证明“现代主义”也是他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可惜限于时间，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未能充分展开。
接下来的两天会议，由莎米斯塔和北岛共同主持，仍由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沈双教授担任翻译。虽然大部分印度作家的英语都十分出色，但印度语言状况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据说，印度现在通行的语言就有二十几种之多，有几位印度作家的发言需要通过多重语言的翻译，才能最终抵达汉语。因此翻译的困难、理解上的歧义导致了会议的冗长是显而易见的。
我记得第二天的会议是在室外进行的，轮到诗人欧阳江河发言时，时间已过了正午。这就使得欧阳江河很不幸地将自己置于了某种尴尬的境地：诗人卓越的想像力和雄辩之引人入胜自不待言，但同时也使得我们饥饿难忍，作家们当然有足够的耐心和优雅抵御饥饿导致的分神，可是在天空盘旋的几只鹰隼却早已失去了耐心，它们的愤怒很快就变得歇斯底里。会议结束后，我们刚刚在餐桌旁坐定，一只凶猛的老鹰(有人说是秃鹫，但翟永明坚持认为那是一只乌鸦)突然俯冲下来，掠过我的耳际，直扑欧阳江河。它那巨大的翅膀扇在我的脸上，留下一阵火辣辣的疼痛，足见《红楼梦》中冯紫英在铁网山被兔鹘“捎了一翅膀”的经历绝非虚构。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老鹰已经将江河盘中的牛排高高叼起，一转眼消失在云端之上。翟永明在惊骇之余，当即赋诗一首，题目就叫做《乌鸦扑向乌鸦嘴》。好在江河惊魂未定，对翟永明诗中的揶揄意味不甚了了，和我们一起纵声大笑。
在新德里的四天里，印度方面为我们安排的活动十分频密。除了上午的会议之外，下午通常安排游览观光或走访新德里的平民街区，晚上则举行诗歌和小说朗诵会，甚至还请来印度有名的歌手来酒店举行演唱会，其目的大概是为了让我们在印度的短暂的停留期间，尽可能多地了解印度的方方面面。
在贫民街区一栋破旧建筑的二楼，我们被邀请参加一次座谈。新德里知识界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在这个街区设立了一个教育支持项目。参加这个项目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间隙，自愿参加这个项目的学习。教师们由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担任，教师的选择既注重道德知识水平，也充分考虑了教师个人的就业状况。比如，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一位腿脚不便的艺术家，他的博学、谦逊和敬业态度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的第一感觉，这个项目好像有些类似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农民夜校，可稍作了解又发现两者完全不同。这个项目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帮助这些贫穷的孩子识字，或接受一般的文化教育，而是通过辅导孩子写作、绘画、摄影让他们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记录日常生活的美和真实，从而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一位教师介绍说：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指导孩子们通过照相机的镜头去保存街区的日常生活记忆——这些街区在印度现代化的进程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孩子们的文学作品已经有很多公开出版发行，其中有一些被译成了外语。这个简陋却又非常整洁的工作室带给我们持久的感动。为了将工作室不多的几张椅子让给我们，孩子们一律席地而坐，看上去即严肃又天真，即热情又充满自尊，每个人都俨然是一个哲学家。在交谈中，他们不时引用德里达、福柯、卡夫卡和本雅明，让所有的中国作家惊诧不已。
在中国，富裕阶层对底层的援助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物质层面，比如寄赠书籍、捐赠衣被、援建希望小学等等，官方机构和个人的支教活动仍然是作为国家义务教育的辅助项目而展开的，其目的不外乎应试和识字。中国目前方兴未艾的所谓底层文学仍然由知识分子、职业作家亲自出马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对底层给予同情，这实际上是现代启蒙运动扭曲性的延续，而完全忘记了底层的农民或农民工并无阅读那些作品的能力，忘记了雷蒙·威廉斯所提醒的：底层悲惨的社会状况往往是作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生活的某种肯定和满足而被消费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的上述做法完全不必要，而是说如何让底层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这一关键问题还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
去阿格拉
从地图上看，阿格拉和新德里似乎挨得很近，而据当地的旅游手册的介绍，两地相距两百多公里，只需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可我们前往阿格拉的行程却超过了十二个小时，交通拥堵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出发时，北岛告诉我们，在前往阿格拉的途中，我们会经过一个著名的寡妇村。按照印度的宗教和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不仅不能改嫁，而且要被集中到某个村庄上一起居住，息影终老。北岛所说的这个寡妇村，同时也是印度有名的黑脸神克里希纳的故乡。西川对克里希纳怀有浓郁的敬意，姜杰和翟永明两大美女对寡妇们的生活状况颇为关切，我和欧阳江河很想看看那些传说中宏伟而古老的寺庙，李陀呢，则对一切都有兴趣。我们临时前往寡妇村的动议，导致了印度司机的迷路。
这个村庄依河而筑，河水并不清澈，寺庙却足够古老。由于不通公路，我们只能临时雇佣三轮车前往。村里有些孩子在河里抓鱼，僧侣和行乞者安卧在水边的地毯上，用智慧和空落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村里的居民就居住在这些望不到边的寺庙之中，中午的阳光沉寂而慵懒。印度小说家艾伦不时地跑前跑后，告诫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鼻梁上的眼镜，因为据他说，这里的猴子对游客们眼镜的嗜好近乎变态。不过在烈日之下，猴子们大多像先知一般肃穆，它们远远地团坐在寺庙的屋顶上捉虱子，连看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翟永明一刻不定地在拍照，快门的“喀嚓”声仿佛就是她从心底里发出的一声声赞叹。她一边拍照，一边透过厚厚的墨镜不时地东张西望，若有所待。我猜想她是在搜寻寡妇们的踪迹。可是我们沿着河边的石阶一直走到村子的尽头，寡妇们还是踪迹皆无。可是印度毕竟是神秘的，所有的传说和预言都将应验，丝毫不爽。正当我们坐上三轮车打算离开的时候，一个身披白纱的寡妇飘然而至，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从何而来，仿佛神灵为了打消翟永明的疑虑直接让她从天而降。
她朝我们微笑，并伸出一只苍老的手。我给了她二十卢比，她就向我不断鞠躬，并走过来摸我的皮鞋，为我祈福。我不知如何还礼，只能用她听不懂的汉语祝她老人家长命百岁。翟永明又开始疯狂地拍照，拍着拍着她就不动了，并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人群中也出现了些许骚动。一只身手矫健的猴子像闪电一样蹿到了艾伦的三轮车上，它温柔地趴在艾伦的肩上，友好而熟练地摘下艾伦的眼镜，然后逃之夭夭，整个过程中艾伦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眼镜被摘时，猴子已经站在高耸入云的寺庙之巅向我们挥舞它的战利品了。
事后我们想到，这只猴子在众多的游人之中挑中艾伦，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艾伦是预言者，预言也必定在他身上得到印证。艾伦是一个深度近视，没有眼镜即与盲人无异，因此，他再慷慨也没有办法将失去的眼镜转化为馈赠猴子的礼物。于是，经过短暂的动员，寺庙的屋顶上出现了大批的捉猴者。他们大多是身穿短裤的孩子，看着他们在屋顶的瓦楞上奔走如飞，如履平地，我们虽非先知，却也已经能够判断出，那只淘气的猴子注定要被捉住，眼镜必将有惊无险地回到艾伦的手中，而艾伦则会付出相当昂贵的佣金。印度是神秘的，但绝非神秘到让人不可理喻。
我们抵达阿格拉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稍作休整。阿格拉看上去是一个颇有现代气息的小城，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云集这里，繁华中依然透着幽静。街道整洁别致，店铺奢华而富有情调，店员们则彬彬有礼。我们每个人都在古董店里买了一幅印度的细密画。
不过，我们的旅游车离开市中心还不到十分钟，一切都迥然不同。城市的大街上居然没有安装路灯，使得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周围的喧闹究竟源于何处。很快，司机再次迷了路。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印度有名的希克里城堡，距离阿格拉约四十公里。艾伦曾在城堡附近的乡村里居住多年，为他的长篇小说收集材料。在他的心目中，希克里的玄妙丝毫不亚于闻名世界的泰姬陵。那一天，正逢印度的黄道吉日，不时有婚礼的花车在乡间公路上疾驰而过，歌声与欢笑不绝于耳。我们的旅馆看上去更像一个遁世者静修的寺院，令人联想到它或许就是希克里“幽灵之城”的一个部分。赤沙石砌成的客房围出一个空旷的大院子，院里院外树木繁茂，透出满天的繁星。遗憾的是旅馆不时停电，而且窗户没有安装玻璃，无法阻隔窗外婚庆的喧闹，也无法抵御蚊子的袭击。
正当北岛向我们派发防蚊贴的时候，“印度通”兼“蚊子专家”西川过来宽慰我们说：从斯里兰卡飞来的长脚虎蚊还在途中，尚未抵达阿格拉。眼前的这些蚊子不过是当地的土产，温顺而虚弱，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非但不咬人，甚至都不怎么叫唤。据翟永明说，她几乎一个晚上没睡着，婚庆的歌声仿佛令她置身旷野。我因为有了新德里印度中心的前期训练，歌声已成了催眠曲，自然百虑顿消，一觉睡得甜黑，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欧阳江河的脚步声惊醒。
他在屋外撵着两只美丽的孔雀，狂奔疾走，一时展眼无踪。
这一天，我们在印度作家朋友的陪同下，被安排游览希克里城堡和泰姬陵。
相传在十六世纪中叶，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阿克巴里，因祈子得福，决定在这里兴建城市，以纪念圣者谢赫·沙利姆被应验的预言。1571年阿克巴里将国都由阿格拉迁来，至1585年整个城市废弃不用，前后只有短短的十四年时间(堪称世界上最短命的都城之一)，而它作为一座空城的历史，迄今却已持续了三百多年。缺水据说是唯一的原因。
小说家艾伦带领我们来到了皇宫的西北角，查看岩石高原下干涸的河道，取水和蓄水的复杂装置，以及像血管一样蜿蜒曲折的水道。这些脆弱的给水线与城池的宏伟壮丽同样让人惊心动魄，使得那些富丽堂皇的星期五清真寺、圣庙、土耳其苏丹宫、内宅和花园变得虚幻而弱不禁风。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理解艾伦的忧伤。沙上筑城的危机在城市建造之初即显露无遗。建筑的坚固和精美喻示着时间的永恒，而废弃作为一种相反的力量也在一刻不停地提醒着那些建造者和设计师。其中的潜台词也许是：建造的目的之一就是废弃，而永恒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另一种说法。建造意味着对废弃的平静接受，也象征着对虚无的克服。正是这种复杂的纠缠造就了希克里城堡的惊世之美。站在城堡的顶端俯瞰整座城市，它犹如一个巨大的日晷，雄踞于沙原之上，法塔赫布尔希克里，这座胜利之城不仅见证了阿克巴里远征西印度的凯旋，也蕴藏着时间的所有奥秘。
而于1633年开始兴建的泰姬陵，在我看来，与希克里城堡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只不过前者的辉煌与美丽更加动人心魄。它的构思与设计体现了伊斯兰建筑宏伟与精美，肃穆与典雅，重与轻，有限与无限的完美统一。一走进陵园，我们会同时看到两个泰姬陵：一个矗立于远处，另一个倒映在清澈的水道的波光之中。水道两旁的果树和松树则分别象征着生命与死亡。
整个建筑群用纯白的大理石砌成，四周矗立着四十米高的圆塔，内有五十层楼梯，专供穆斯林阿訇登高朗诵经文。完全对称型的建筑布局使得整个陵墓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看完全一样，陵墓的拱门上刻着半部《古兰经》。数不清的翡翠、玛瑙、水晶、珊瑚和孔雀石在大理石上镶嵌出精美的茉莉花图案。据说陵墓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形貌与色彩一直在发生奇妙的变化，而最美的时刻正是月圆之夜。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泰姬陵更像是一部哲人之书，而它的主题同样是时间。
与阿克巴里的“灵机一动”所不同的是，泰姬陵的建造者沙杰汗决定倾举国之力、不惜任何代价建造这座陵寝，有着明确的现实动机，那就是宠妃阿姬曼·芭奴的死亡。从印度各地、土耳其、巴格达招募来的建筑师及两万名工人历时十七年，最终成就了这个不可能的奇迹，而沙杰汗的噩运也随之降临。沙杰汗对于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所导致的政治风险并非一无所知，民穷财尽不过是导致他被废黜的表面原因。他决意在人间建立天堂这一行为本身即被视为疯狂，他的决断、勇气和激情与帝国的政治背道而驰，也超越了世俗的想像力。但他一意孤行，毫不动摇，因为他深知时间的奥秘。他知道世俗的一切荣耀和财富，甚至包括爱情本身都会烟消云散，而唯有忧伤的泪水在岁月的更迭中不会风干。
在印度诗人泰戈尔看来，泰姬陵就是那一滴晶莹的泪珠。在返回希克里的途中，北岛将泰戈尔的那一段著名语录译成汉语并高声朗诵，终于触动了诗人欧阳江河的伤怀，导致了他旁若无人的喃喃自语和放声痛哭。
返回
短短一周的印度之旅，不仅颠覆了我们所有对于印度的想象，也使我们习惯上通过新与旧、中与西比较而建立起来的近代历史观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我原来以为，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会使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更少阻力，实际的情形恰好相反。印度古老文明在近代的殖民史中几乎未受撼动。相比之下，中国倒是成了另一个极端的试验田——被深翻的泥土中已看不到什么杂草，似乎随时适合改种任何植物。作为一名旅游者，任何简单的印度观感，都必然涉及一系列“反与正”交织:比如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民主政治与政府效率；秩序与混乱；苦难与幸福；英语的普及与本土语言的混杂；随处可见的贫民窟与GDP的高速增长，等级制和底层的乐天知命，诸如此类。
对于印度，很难用好还是不好、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样的概念加以概括。一个小时之前的“是”，可以变为一个小时后的“非”，反之亦然。
举例来说，印度生活的慢节奏、印度人对于生活的幸福和满足感都曾让我们称羡不已。即便是在普通的印度人身上，你也很容易发现一种落拓不羁的美(姜杰女士将它称之为混沌之美)，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烦恼都与他们无关，无虑无忧，无欲无求，泛若不系之舟。可是这种落拓不羁亦会给我们小小的惩罚。从阿格拉返回新德里的途中，我们的旅游车无缘无故地停在了乡村公路上，司机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对于司机去向的种种猜测事后都被证明是缺乏想像力的。当司机终于回到车上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他请教，他刚才去了哪里，司机微笑着道出原委：“我忽然想起来，有个朋友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我刚才探访他去了。”这位印度朋友也许并不缺乏时间观念(他毕竟没有彻底抛下我们不管)，只是他对时间的理解和我们迥然不同。
不过，我们在离开印度的前夕，心情十分愉快。传说中疟疾从未发生；印度的学者和作家朋友给予了我们尽可能周到的款待，他们的热情和诚挚让我们一直沉浸在浓郁的惜别之情中。印度古老文明的辉煌、印度山川风物的壮美也让我们难以忘怀。
可是，当我们通过海关，进入免税店购物的时候，却再次陷入了始料不及的窘境之中。我们被告知，免税店不能使用印度卢比，而只能用美元。在印度的商店里不能用印度货币购物，使我们略感意外，但我们并不在意，大不了费点周折再将卢比换成美元罢了。可是免税店的经理告诉我们，在候机大厅里并没有货币兑换处，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办票大厅去兑换。这也难不倒我们，我们的航班离起飞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有的是时间。不过，我们很快又被告知，若要返回办票大厅，必须征得机场警官的同意。我们一行人很快找到了那个警官，他在了解了我们的诉求之后，优雅地打起了电话，一连打了三四个电话，才召来了机场方面的负责人。此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她认真地打量了我们一会儿，示意我们跟她走。我们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满心以为她就要带我们去兑换美元了。可是这个人将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让我们在那儿等着，随后就永远地消失了。大约一个小时多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判断出，我们等待的那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印度籍的戈多，便派出西川前去交涉。
西川的交涉很快有了结果，一位手拿大哥大的工作人员再次示意我们跟她走。我们跟着她七拐八绕，最终抵达的地方却不是货币兑换处，而是中国航班的登机口。她意味深长地向我们微笑，示意我们即刻登机，并祝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忧郁地意识到，由于卢比在北京不能自由兑换，我们早上特意兑换出来准备在机场购物的那些钱只能变成废纸了。翟永明和姜杰的沮丧是可以想象的。她们倒不是舍不得手里的那点卢比，因为她们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爱印度，不愿意带着任何对印度的遗憾返回北京。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
飞机滑向跑道准备起飞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位印度旅客开始用英语试探着跟我交谈。他是个商人，一头卷发，正准备去中国浙江的义乌批发货物。他问我对印度的印象如何，我说当然很不错。他问我去了哪些地方，我一一作答。最后，我也和他说起了在机场换钱的经历……
“等等，”这位印度朋友忽然打断了我的话，“你手里有多少卢比？”
他随即打开了手里的计算器，以他的固执和善良让我去确认计算器上最近的外汇牌价，并随之掏出了大沓的美元。
格非，中国作家，1964年生于江苏。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迄今著有《唿哨》、《欲望的旗帜》、《春尽江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