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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

杨国强:甲午战败后全盘反传统,中体西用真的没道理?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4-09-18 12:08  来源:澎湃新闻

 
        9月17日,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举办的“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做了“大视野里的甲午战争”主题讲演。他认为,甲午战败导致的中国形象破灭,是20世纪中国越来越西化、欧化乃至全盘反传统的根源。
1894年7月25日,商船“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域,被日本军舰击沉,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7月20日,杨国强教授曾在第51期“海上博雅讲坛”做了题为“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 ”的演讲,在那个讲座中,杨国强教授主要介绍了士大夫阶层对甲午战败的反应,以及由洋务向变法的转变。在9月17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这个学术讨论会上,杨国强教授做了“大视野里的甲午战争”主题讲演,他的演讲内容继续了“甲午战败对士大夫影响”的话题,主要讨论了战败对中国人思想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甲午战败导致的中国形象破灭,是20世纪中国越来越西化、欧化乃至全盘反传统的根源,变法和革命的急切也导致了中国人思维的简单化,重破坏、少建设。       
        谈到甲午战败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杨国强教授认为,甲午战败如此彻底,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想到中国会这样战败,战败导致愤怒,愤怒触动耻辱。1860年,因为变局有了洋务运动;而到了甲午之战后,变局成了危机;而到了八国联军时,则成了残局。洋务运动三十年讲海防、塞防,如今“防无可防”,外患变成内忧。战败首先导致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破碎,“5000年岁月山河因甲午之战形象破碎。”
        在杨国强教授看来,1860年代洋务运动不是变法,是“借法”,“借法”的动机是借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虽然中国社会因为‘借法’而发生变法,但体用、本末、道器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段历史的‘借法’是自觉又不自愿。”而变法最终导致的是改变中国的本我、固有。杨国强教授认为,甲午之后的变法,锋芒转到了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在他看来,甲午之后的变法和革命不必做太大的区分,从那以后,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要潮流。
        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变法生于危局,变法不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自己生长出来的,“是外来刺激逼出来的,是不自然不正常的,是被迫的,是用西方人的法改变中国人的法。”但杨国强教授认为,所谓西法强调普遍性、彻底性、抽象性、绝对性,但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要把整体的西方移到中国,可是中法、西法有各自生成的历史因果,结果在这过程中,“中国的特殊性和西方的特殊性被抹掉了,变法实际上没有细节性、真实性、具体性。”杨国强举了康有为当时在强学会的演讲,当时他说中国要灭亡了,要救亡,但怎么救,却是非常悬浮的。
        所以在甲午之后中国要打破中体西用,结果是20世纪中国的西化、欧化,因为找不到第三条路。“20世纪前期中国越来越西化、欧化,全盘反传统,其理论前提、思想前提就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形象的破灭。”到了现在,杨国强教授自己都怀疑,难道中体西用真的没道理?
        杨国强教授认为,今天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重要是重建中国人的自我形象。而从甲午开始,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都在用思想改造社会,也讲顶层设计,但没设计好。“顶层设计很危险,为国家设计,不能出错,但人总会出错。”而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从变法到革命,这些领袖其实都有很强的上帝意识,认为自己不会错。
        变法起源于战败,是形势是逼出来的,所以有强烈的急迫性。康有为讲大变、全变、骤变,孙中山讲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杨国强教授看来,这种无论变法还是革命的急迫性直接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思维,使得对复杂问题、复杂社会简易化。无论变法还是革命,非得找出一个根本不变的东西,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练兵、教育、立宪,都试了,但挫折重重。”
        甲午战败之后求变法,要除旧布新,但在杨国强教授看来,除旧很容易由急迫转向自觉破坏,典型就是梁启超。梁启超认为,“我极端,反对我的意见也极端,然后就可以中和。”“这是想象,极端言论是不可能被中和的。” 后来鲁迅讲,“你要开个窗,非要掀屋顶,非常极端。”当时报馆言论影响很大,报馆主要在上海租界和日本东京,“所以士大夫立言不受约束,讲话很放肆,信口开河。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还是想到就讲,而不考虑自己承担的责任,结果是破坏比建设更显著,破坏和建设之间不成比例。”清末最早建议废除科举的就是梁启超,而到了晚年,梁启超面对民国,他看到废除科举的官僚阶层更坏,他就说建议恢复科举。
        甲午战败之后靠西法来布新,也就是把西方制度移到中国,“但失败的多,引进的‘新’和固有的‘旧’不能调和,往往形成更大危机。”杨国强说,由此留下了很强的思想惯性,“比如我们喜欢讲重建、重写、再创而不是继承,对历史前人缺乏敬意。同时,保守没有了正面意义。”
        甲午战败之后,因为日本打败了中国,日本反过来成为中国人的老师。与此同时,日本词汇大量引入中国,“这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人民日报》去掉这些词汇写不了社论。”当时从日本大量传进学术,日本的翻译影响很大,但问题是这些通过日本转译的东西非常粗糙肤浅,“有新思想但不深刻,是破碎的。”
        杨国强教授最后说,如果把晚清民国放在一起看,“就像是后面一个人老是在打自己的耳光。”
责任编辑:李胜南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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