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当官，需要懂几种语言？
清朝作为统合中原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的政治共同体，其行政文书虽以汉文、满文为主，但亦涵括蒙文、托忒文、帕尔西文、藏文等诸多民族语文。因此在文书的流通过程中，准确而迅捷的翻译尤显重要。
在清朝的职官体系中，夸张来说，任何一个衙署都不可能与文书翻译毫无瓜葛，内而部院、外而督府衙门中广泛设置的笔帖式即是明证。内阁、军机处因负责行政文书的上下传递，承担了朝廷最为核心的翻译工作；此外，内翻书房则是专司诗文、书籍翻译的内廷机构。当然，还有为这些机构、职位提供候补人员的辅助渠道：翻译科举与翻译官学。在相互交错与勾连之中，形成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翻译体系，对清朝的政治文化乃至旗人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满汉互译为大宗
官文书的翻译以满汉互译最为大宗。清初的中央行政文书大抵以满文为主，这当然是由于君臣上下能够熟练阅读汉文者并不多见。就皇帝而言，世祖、圣祖以后诸帝皆具备相当的汉文化造诣，处理文书自无障碍；但臣僚则不同，直至雍正初年，仍有满洲大臣不识汉字，如曾任大学士的查郎阿即是，以致曾有满洲言官建议六部司员应多简任能阅读汉文本章之人（《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86页）。
因此清初规定汉文题本如非满汉合璧，其贴黄（即概要）必须由内阁先行译出满文，内阁票签时亦必须兼拟满文；满文题本则没有译汉的强制要求，关系机密的本章多仅有满文，这从今存的清初《密本档》中清晰可见。延至乾隆朝以后，随着满人渐染汉俗日深，公文的汉译满或满汉合璧逐渐流为一种礼仪形式，藉以突出满语作为“国语”的特殊地位以及清高宗素来提倡的“同文”的政治理念，在文书运转中已不具备多少实际的效用。
再谈满文翻译汉文。首先要指出的是，认为乾隆朝以后满文在清朝行政中衰落、清中后期满文档案寥寥无几的看法实是一种误区。在社会行用层面，满语文在清朝中后期确已不大如前，满人不能读满语文者大有人在。但是，在行政层面，满文作为一种官方行政文字始终延用至清末，今天还可以看到清德宗的很多满文朱批，足见皇帝并没有阅读障碍。
事实上，满文翻译汉文主要是为汉官而设。乾隆十五年（1750），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题本中即提到，谕旨、部文多有用满文书写者，贵阳城内幸有二三满官，“尚能翻译书写，可以随到随办”，但“或一时在省官员皆系汉人，要件必致贻误”，因此建议贵阳府通判一缺专任满人、以供翻译之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吏科题本》02-01-03-04828-030号）。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又将类似的举措推行于中原各省，每省由同知、通判中择取“通晓清语、翻译精熟”者一员留驻省城、专司处理满文公文（一档藏《满文录副奏折》03-0181-2151-045号）。
满汉之外的多民族语文
除满汉互译外，在清朝的边疆行政中尚需要处理蒙文（畏吾体蒙文与托忒文）、藏文、帕尔西文文书。帕尔西文的翻译因笔者关注较少，在此不拟多做讨论。由于早期的满蒙联盟，蒙文之于清朝的意义自不待言，至少太祖、太宗、圣祖、高宗皆具备蒙文阅读能力，高宗常对其能以蒙语与蒙古王公交谈而自得。
共蒙文七件，系理藩院员外郎博洛持来。交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学士噶尔图、王守才、格尔古德、席柱等传集侍读学士乌拉泰、主事蒙格图，交付奏书令翻译。同日译毕，同月初八日奏闻，奉旨：交该部议。同日交付理藩院侍郎阿喇尼。（《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册，349-351页）
藏文对于满洲统治者而言也并不陌生。在太宗皇太极时代，满洲皇帝即与藏传佛教上层有所联系。萨迦派大萨斯迦上师阿旺贡嘎索朗札巴坚赞（1597-1659）复太宗之信的蒙文本现仍存于内秘书院档案中，最近已有学者对之进行了精细的语文学研究。此信当然是从藏文译出，是否同时翻译了满文尚不得而知，不过正如蒙古人在藏传佛教传向满洲的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一样，蒙文在早期藏文公文传向满洲朝廷之时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清朝入关后，开始积极培养藏文翻译人员，最初仍不能摆脱蒙文的中介位置，顺治三年（1647）即于国子监学生中每旗选取十人学习藏文，旨在能以蒙文口译藏文，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至顺治十二年（1655）时仅有三人能够读写藏文；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朝廷又开始考虑择优选取藏文生童送往西藏学习藏文，并量与资助（《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1册，第88、144号）。至康熙年间，藏文文书与蒙文文书一同归内阁蒙古堂翻译后上传下达，再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到的五世达赖喇嘛（应是第巴桑结嘉措托名所作）等奏书时的情况为例，蒙古堂满文档册记：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理藩院郎中麻穆比、班第持来达赖喇嘛奏书两份、班禅额尔德尼奏书一份、卫拉特达赖汗奏书一份，共四份。同日，交付侍读学士乌拉泰、拜里、主事蒙格图等令翻译。同日，令唐古特学副教习席特敖、理藩院郎中班第以蒙文翻译班禅额尔德尼藏文奏书一份，令侍读学士乌拉泰、拜里、主事蒙格图以满文翻译。（《清内阁蒙古堂档》第3册，488-489页）
巧合的是，顺治十八年派去西藏学习藏文的生童中就有一人名蒙格图（menggetu），系正黄旗托班牛录下人，按《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可知托班牛录即正黄旗蒙古喀喇沁参领第五佐领。蒙格图是一个常见的蒙古人名，在缺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与蒙古堂档中提到者不能贸然勘定为同一人。但仍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康熙初期负责蒙藏文书翻译的蒙格图正是清朝入关后在八旗蒙古中培养的第一批藏文翻译人员。至于高度机密的文书，则委托皇帝亲信的驻京呼图克图参与翻译，如拉藏汗入藏之初，五世班禅的密奏即由侍卫拉锡交付章嘉呼图克图、墨尔根绰尔济（mergen corji）等僧侣翻译，内阁仅负誊抄之责，且不存录复本。（《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7册，275页）
正是得益于多语种文书的行用，清朝在康熙朝以后逐渐发展出一种与历代中原王朝不同的“同文”理念。在中原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强制性的“同文同轨”往往是王朝自我标榜的“大一统”的体现，边疆民族接受汉语文则被视为“礼乐教化四达而不悖”，是“用夏变夷”（《华夷译语》刘三吾序）之道。但是，元朝却为“同文”注入了新的概念，汉文、畏吾体蒙文、八思巴文乃至波斯文、畏兀儿（回鹘）文的并行被中原士人赞许为“皇朝一代同文之治”，甚至有士人明确提出“字虽重百译，而文义如出一口”（《程雪楼集》卷11）。
自清圣祖开始，清朝逐渐继承了元朝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并至乾隆朝达到顶峰。在即位之初为《御制满蒙文鉴》所作的序文中，高宗强调了蒙、藏文字的重要性，并自言将继承父、祖“同文”之遗志。征服回部后，“同文”的范围又扩大至察合台文，高宗在《西域同文志》的御制序中写到，“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谓实也，至于文，盖其名耳。实无不同，文则或有殊矣。……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达者契渊源于一是，昧者滞名象于纷殊。”
这正是清朝“同文”理念的完整表达，即满、蒙、汉、藏、回文字均有资格与能力承担相同的义理，而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的差异并不重要，与四百余年前程钜夫所言若合一契。在乾隆朝逐渐规范的文书、碑铭的合璧书写，四体、五体《清文鉴》的编纂以及卷帙浩繁的《清文翻译全藏经》的成书，事实上都明显受到“同文”理念的影响。
语文翻译人才的培养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翻译体系对八旗社会的影响。由于文书翻译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笔帖式等翻译职位往往被视为“文臣储才之地”，“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听雨丛谈》卷1），成为旗人竞趋之途，翻译制度也因此而与八旗社会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遗憾的是，此类翻译官员品秩较低，大多未留下详细的传记文献，只能依据有幸跻身大僚、立传国史者的仕履来讨论这一群体的大略面貌。
根据现存的一些清中后期的旗人年谱来看，满洲与蒙古旗人基本在虚龄六、七岁时开始识字读书，一二年后开始学习骑射。家境稍好者设有家塾，不仅面向本族子弟，有时甚至允许同旗子弟一并入读；贫苦之家则由家中长辈授读，如乾隆四年（1739）首科翻译进士三宝（1718-1784），幼年丧父，由其母瓜尔佳氏教授满文。
此种初阶教育一般兼授满汉文，蒙古旗人尚需学习蒙文，这便奠定了其日后从事翻译的基础。入读官学或者“就外傅”一般在十岁以后，一部分士子选择攻读汉文，习举业，由科举取仕；还有一部分则开始转习翻译。影响此选择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虽然翻译之学“必由汉字入门”（一档藏《宫中档朱批奏折》，04-01-38-0158-017号），但就时人的眼光来看，旗人凭恃其自幼练就的语言基础，从事翻译显然比专攻举业要容易得多，清末成都驻防八旗志书的作者即坦言士子多“避汉文之难，而趋满文之易”（《成都八旗驻防学校志》）。此外家学渊源的作用实不可忽略，如正白旗蒙古萨尔图克氏的纳延泰，由理藩院笔帖式起家，精熟满蒙翻译，设有家塾，其二子惠龄与长龄皆自由学习翻译，并以此入仕。
翻译书籍的出版
除了教育方面，翻译制度无疑也有利于满文书籍的刊印与流布。京中书坊如永魁堂、英华堂、文瑞堂、文盛堂、文英堂等刻印了大量实用性的满汉对照辞书、对译手册以及教授技巧、提供满汉合璧范文的翻译教材。辞书数量繁多，如《大清全书》、《清文汇书》、《清文汇补》等，包罗万象，不仅限于文书翻译。
对译手册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六部成语》。“成语”满文为toktoho gisun，即固定用语之意，《六部成语》搜集公文中各种专有名词，是专门提供给部院笔帖式用以翻译公文的参考书。此书于乾隆七年（1742）由京师永魁堂最先刊刻，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二十一年（1816）文盛堂重刻，道光二十二年（1842）文英堂、小酉堂、聚星堂分别刊行新版，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荆州翻译总学又推出了缩编版《成语辑要》（toktoho gisun i oyonggo be isabuha bithe）。刻本之外，还存有抄本近十种，可见此书的流行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