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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

2009年诺奖得主赫塔·米勒的恐惧和困惑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4-09-17 10:21  来源:澎湃新闻

 
        作家访谈“小说的艺术”是知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持久也最著名的栏目,自1953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重要作家长篇访谈,他们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和生活等等。最新一期《巴黎评论》“小说的艺术”栏目刊登了对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长篇专访,这是赫塔·米勒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最为详细的一次采访,但在这个采访中,赫塔·米勒没有谈太多创作过程,没谈诺贝尔奖,也没谈现在的生活,大部分篇幅都在回忆孩童时代在罗马尼亚德国人村庄的生活和恐惧,以及成年之后的困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 东方IC 资料图

“曾经,连马匹战死都会收到死亡通知”

        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的小镇尼特基多夫(Nitzkydof)。她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政治成份是“富农”。“每次填表格都要写,因为我的祖父是富农。”赫塔·米勒在采访中说,“我的祖父非常富有,他拥有许多土地,还有一家杂货铺。他是个成功的商人,每个月他都会去维也纳谈生意。”
        赫塔·米勒记得自家的屋顶上还有一个很大的谷仓。“但1945年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一件不留。从那以后,谷仓就一直空着。”赫塔·米勒在采访中说,她的母亲和祖母都在家里的杂货铺干活,直到政府征收了一切,然后他们搬到集体农庄。她的祖父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土地和店铺被征收以后,赫塔·米勒的母亲去劳动的地方就是他们从前的家。“她傍晚回家,我的祖父就问她去了哪,她会说这里或那里。然后他就问,那里种了什么?那时,母亲就会说,别再问了,那块土地已经不再属于我们。”
        赫塔·米勒说,“我的祖父参加过一战,跟着奥地利人一起打仗,一起上战场的还有他的马。祖父收到过一张马的死亡通知单,上面甚至标明了马在哪里倒下。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这一点儿都不合情理。因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二战中,那么多人消失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回来,没有记录的文件。想想吧,在以前,人们会为了马开具死亡通知,但后来,即便人们死了、消失了,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任何信息。”
“从不相信哪种语言真的是‘我的语言’”
        赫塔·米勒出生的地方是一个罗马尼亚德国人社区,在这个德国人的村子,“大家都说德语;在匈牙利人的村子里,大家说匈牙利语;在塞尔维亚人的村子里,他们说塞尔维亚语。大家并不会混杂在一起,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节日,自己的着装。即便在德国人那里,每个村子也都有自己的方言。”因为要做生意,赫塔·米勒的祖父说标准德语,她祖母说一种德语方言。“他们的匈牙利语也很好。他们成长的时候,村子还属于奥匈帝国,在那里,匈牙利人强迫大家语言同化。结果是,我的祖父母都去了匈牙利人的学校,在那里你只能死记硬背,只能用匈牙利语。当社会主义者掌权的时候,我祖父母已经快60岁了,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罗马尼亚语。”等到赫塔·米勒成长的时候,她得非常用功地学习,因为自己说的德语方言和标准德语差别很大。
        在用标准德语的时候,自己的方言不时会冒出来,可两种语言听上去也挺像。这带给赫塔·米勒的影响是“永久的不安全感”。赫塔·米勒说,“我从没真的相信过哪一种语言真的是我的语言。我有一种感觉,它们都属于别人,我只是有时借用了它们。这种感觉在很多方面都强化了,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让你忘记你是少数者。在每一份表格上我都要表明自己属于‘德裔少数群体’。尽管官方意义上我们不能被称为‘少数群体’,而是称所谓‘联合居住民族’,我们是被仁慈地允许跟别人住在一起。但我们在那里的权利其实是可疑的。但考虑到这些人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生活了三百年,那也是荒唐的。”
1960年, 赫塔·米勒和父母在巴纳特。

“宗教让我感到恐惧        
  赫塔·米勒出生的这个德国人村子也是个天主教社群,但赫塔·米勒的父母不信仰宗教,而且村里人对神父也不尊重。教堂用德文,在那里不说上帝无处不在,而说他在万物之中。“那就是说,上帝也在门和桌子里、在植物里。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都令我非常感兴趣。既然我也是物质,上帝也可能在我身体里,所以上帝也在我身体里看着我。那太不可思议了,也非常令人恐惧。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如果认真对待这些事,那是很可怕的。”这种对上帝的理解,影响了赫塔·米勒的孩童时代,“这像一种恐吓,我无论做什么事,比如削土豆,我老是想着上帝在看我。我总是怀疑,上帝满意吗?我削土豆的方式对吗?或者每个周末我在做家务的时候,在家打扫整个房子,拖地板两次,一遍是湿的一遍是干的。我母亲在劳动,祖父母在花园里,没有人看着我,很方便偷懒或只拖一次地。但我总是害怕上帝看着我,而且他无所不知;害怕他会对我做些什么,或者以某种方式让母亲知道,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教堂里,人们说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死去的人在天堂。赫塔·米勒说,她抬头仰望云朵,觉得看到了男人或女人,他们就在附近,他们来来回回地跑,上帝正赶着他们往这边、那边走。在教堂的圣餐上,当神父谈到基督的血和肉体的时候,“我觉得那太疯狂了。因为每一两个星期我都得杀一次鸡,到处都是血,这可不像神父喝的酒。”还是孩子的赫塔·米勒也会走进教堂,会看到巨大的圣母玛利亚石膏像,可以看到她的心捧在外面,“有一次我和祖母一起去教堂,我告诉她圣母玛利亚的心像一个切开的西瓜,因为滴下的黑色的血像西瓜的籽。祖母说,也许你是对的,但不能对别人说。”
        对宗教,赫塔·米勒是怀有恐惧的,她总是觉得自己在做不光彩的事情。“神父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做的。神父会告诉我们,唇膏是用跳蚤的血做的。对孩子来说,那太可怕了。我的印象是,任何事情都是被禁止的。与此同时,上帝总在看着我。
“绝望时,枞树是与文明世界最后的连接”
       在家中,赫塔·米勒永远有干不完的活,要么在家里帮忙要么在田里。她的工作之一就是把五六头奶牛赶到山谷里放牧,然后跟着它们待一整天。那时候没有手表,赫塔·米勒得等到第四趟火车经过山谷时才能赶牛回家,那大概是晚上8点钟的样子。“一整天我都在山谷里。我得看着奶牛,但它们其实不需要我。它们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对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它们知道它们是谁,但我是谁?我看着我的手、脚,好奇我到底是什么,我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显而易见,某些方面我完全不同于奶牛或植物。看着那些植物和动物,然后想到自己。”
        这个时候,赫塔·米勒会自言自语,和植物说很多话,“我确信自己能跟所有事物说话。”她尝遍能找到的每一种杂草,想象每尝一种植物,就能改变自己的肉体、皮肤,使自己更接近于某种植物,或者成了某种植物。“那全是因为我的孤独。所以我研究植物,摘取花朵,把两朵花放在一起假想它们结婚。人能做什么,植物也能做什么。我相信植物也有眼睛,它们会在晚上转动。我们家旁边的菩提树也会去拜访村里的其他菩提树。”
        有一次,赫塔·米勒和朋友奥斯卡一起在南蒂罗尔省(意大利北部的德语区),她抱怨枞树没什么用处,它们无趣,傲慢,在地球上为什么有人把它们带回家过圣诞。“但他看着我说,我不该对枞树说坏话。他告诉我,在劳改营的时候,当人们因饥饿和彻底的绝望而死去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些电线和绿毛线扎一颗圣诞树,这是他和文明世界最后的连接。他说,你可以不相信圣诞,但你依然得相信枞树。事实上,你不得不相信。”这一情节,赫塔·米勒后来写进了小说《饥饿天使》。
1987年,赫塔·米勒在巴黎。

“有时候,沉默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     
  赫塔·米勒因为念书离开了村庄来到了城市,她最初觉得搬到城里去,上帝就不在那儿了。不再害怕上帝,但恐惧依然存在,这时是秘密警察。赫塔·米勒觉得,哪里有树哪里就有他们,“我常说,一些树其实是跟当权者串通的。像侧柏树和枞树以及所有四季常青的树,它们都种在政府机关四周,它们成了活的篱笆。”
        二战时期,罗马尼亚是纳粹德国的盟友,罗马尼亚的军队和德国人一起攻占了斯大林格勒。“但他们把历史全洗白了。他们也是这么对待匈牙利人的——否认他们的历史,选个替罪羊。那是让少数族裔愤愤不平的经历,因为他们知道真相,他们知道为何如此。”
        对赫塔·米勒来说,沉默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在家,我们即便从不谈论自己,我们也了解彼此。在任何地方,我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保持沉默。沉默可以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你所说根本不是你所想。” “我们总是选择性地说这些,不说那些。我们为什么说这件事而不是那件?我们这么做是本能。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都说不对。无论多少人描述了同一件事情,描述总会不同,观点不同。即便相近的观点,人们也会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做不同的选择。我也差不多这样。我来自一个乡村,那里的人们,只说他们必须要说的话。当我15岁进城,我惊讶看到那么多人在说话,说那么多无意义的话。那么多人谈论他们自己,他们对我来说就是异类。”
        赫塔·米勒说,在审问中保持沉默常常是最重要的。“你常会小心翼翼地思考该说多少,告诉他们什么。你得保持平衡。一方面,你不想说太多,你不想让他们觉得你有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也不要引起他们的疑问;另外一方面,你还得说些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一点点,使他们能做的就是不停重复问题。”
        “在审问中,对方试图看透你,你也在努力看透对方,找到他到底要什么,他在朝向何处,为何他要知道这些。这需要保持沉默。我有一些朋友被审问过,每个案子都不同,每个人被对待的方式、被骚扰的方式、被胁迫的方式都不同。审讯训练了他们,他们知道怎么让一个人沮丧,让人恐惧。”这种本事,赫塔·米勒没学会。       
“句子知道自己怎么开始,在哪里结束”
        赫塔·米勒最初一边在工厂上班,一边写作。当时她的父亲已经过世,她不会再回到村里,“到处都是恐惧。那是一种荒谬的环境——他们把我踢出办公室,但我还是得工作。我不能离开工厂,不能给他们借口解雇我。所以我开始写作,感觉就像望着后视镜,村里生活的点滴回到眼前。我不是努力地创作文学,我只是把它写在纸上,找到一个立足之处稳稳把握我的生活。”
        赫塔·米勒说写作是自发的,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否则别人会觉得她不正常,“我不想让他们对我说,我疯了,然后把我送到医生那,让他说我神经错乱。这是我的秘密,我从不对别人说,任何人。”
        在写作中,赫塔·米勒觉得句子知道自己怎么开始,知道在哪里结束。“为了能掌控语言,我写得很慢。我需要一整块的时间,因为我要用多种方法去写。每一本书,我都要写20遍甚至更多。最初,我会写很多其实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不需要的内容就像拐杖。然后,当我走得够远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还在探索之中——我先会把我写的东西删掉三分之一,因为我不再需要他们了。但多数情况下我会回到最初的版本,因为事实证明那是最可靠的,其他都被证明不令人满意。”
        赫塔·米勒用德语而不是罗马尼亚语写作,因为罗马尼亚语对她来说不太可靠,但它又是内化在头脑中的,“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分清它们。” “很多想法是不需要文字的。每一种语言都不能抵达我们内心深处。但我确定地知道,如果我不生活在罗马尼亚,所有一切都会不同。”
        在写作中,赫塔·米勒会把写好的部分大声念出来,为了寻找句子的节奏,“如果大声读出来感到不对劲,句子就有问题。那就意味着有什么地方错了。单调乏味意味着粗糙。”在赫塔·米勒看来,语言的真实性来自于它的声音,但语言跟它所表达的事物不是一回事,语言从来都无法完美表达事物。“语言跟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我如何才能把两者匹配起来?我如何才能把它们放在一起?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情况。首先我要把所有的现实都打散,首先要做的是摧毁现实,如果我够幸运,它们还会走在一起,新语言就能重新接近现实。”赫塔·米勒说,她有时候会害怕写作,因为常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个工作。
责任编辑:李胜南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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