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哪些东西不能学？

        智库据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的确，无论看数量还是质量，美国智库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运用逆向思维，问一问美国智库有什么是我们不应当学的？所谓“中国特色”，到底要“特”在哪儿？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需要回到智库建设的根本。美国智库产业之所以如此繁荣，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多元主义认为，人由于各自的利益与价值的差异，会倾向于组成不同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为避免一些人通过结社压制其他人，就需要给每一个团体提供充分宣传自己主张、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使不同团体互相博弈、平衡，最终实现总体上的社会稳定与利益均衡。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对此多有论述。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美国设计了三权分立、两院制、两党制等制度。美国人特别热爱结社，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得以在法律框架内公开自由活动，捍卫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并力争使其最大化。

        美国智库群体正是这种多元主义政治运作的产物。如果用同心圆来比拟，在美国政府核心决策圈之外，存在着一个由智库、媒体、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影响圈。智库一方面通过撰写研究报告、提供专家进入政府、参与咨询、个人关系等途径向决策内圈施加直接影响，另外一方面则在社会层面制造舆论，对决策内圈施加间接影响。

        由于直接影响常常是静悄悄的、私下进行的，因此从外围看，很多美国智库似乎都在不断地搞活动、办会议，研究人员不断接受采访，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扩大社会影响力确实是多数美国智库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智库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之一，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智库不是媒体。近10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美国一些新兴的小型智库与媒体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智库把工作重心几乎全部放在传播之上，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队伍，其研究质量自然让人无法恭维。相反，那些优秀的美国智库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而且与美国决策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这些老牌智库尽管也重视大众传播，但是他们都能够在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研究与传播之间保持平衡。

        其二，智库不是游说组织。理论上，多数美国智库都标榜自己是跨党派、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但在实践中，情况则要复杂得多。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美国内政外交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社会分裂加剧，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倡议型”（或译为“鼓吹型”）智库开始粉墨登场。这些智库非常明确地代表或左或右的政治立场，或者在某些具体政策议题上持有鲜明而且固定的看法。在一些案例中，智库与游说组织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其强烈的预设立场，一些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读者不用看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对其学术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

        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首先必然反映在中美智库建设的不同政治基础之上。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后面跟着一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也就是说，党中央提出加强智库建设，目的是要服务政府决策。由于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无需由智库去代表或服务社会中的不同的“元”，因此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质量而非数量。由于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因此中国智库虽然也需要追求社会影响，但没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舆论、然后再去间接影响政府决策之上。由于中国政治现状并不是充分多元的，因此中国智库更需要有意识地与那些或左或右的思潮、或者特定利益集团保持距离，以免公器私用，撕裂社会共识，服务特定人群。

        20世纪美国智库建设经历过三次浪潮。迄今，最令人尊敬的仍是为数不多的第一波研究型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第二波政府委托型智库（如兰德公司）。第三波倡议型智库当中，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也拥有较高声望，原因仍是由于其拥有强大的研究团队。中国智库应该向美国同行学习的，是其研究独立性、研究质量以及与政府密切的沟通渠道，而非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ev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