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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哪些东西不能学?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2014-09-16 07:30  来源:澎湃新闻

 
        智库据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的确,无论看数量还是质量,美国智库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运用逆向思维,问一问美国智库有什么是我们不应当学的?所谓“中国特色”,到底要“特”在哪儿?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需要回到智库建设的根本。美国智库产业之所以如此繁荣,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多元主义认为,人由于各自的利益与价值的差异,会倾向于组成不同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为避免一些人通过结社压制其他人,就需要给每一个团体提供充分宣传自己主张、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使不同团体互相博弈、平衡,最终实现总体上的社会稳定与利益均衡。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对此多有论述。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美国设计了三权分立、两院制、两党制等制度。美国人特别热爱结社,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得以在法律框架内公开自由活动,捍卫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并力争使其最大化。
        美国智库群体正是这种多元主义政治运作的产物。如果用同心圆来比拟,在美国政府核心决策圈之外,存在着一个由智库、媒体、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影响圈。智库一方面通过撰写研究报告、提供专家进入政府、参与咨询、个人关系等途径向决策内圈施加直接影响,另外一方面则在社会层面制造舆论,对决策内圈施加间接影响。
        由于直接影响常常是静悄悄的、私下进行的,因此从外围看,很多美国智库似乎都在不断地搞活动、办会议,研究人员不断接受采访,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扩大社会影响力确实是多数美国智库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智库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之一,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智库不是媒体。近10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美国一些新兴的小型智库与媒体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智库把工作重心几乎全部放在传播之上,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队伍,其研究质量自然让人无法恭维。相反,那些优秀的美国智库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而且与美国决策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这些老牌智库尽管也重视大众传播,但是他们都能够在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研究与传播之间保持平衡。
        其二,智库不是游说组织。理论上,多数美国智库都标榜自己是跨党派、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但在实践中,情况则要复杂得多。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美国内政外交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社会分裂加剧,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倡议型”(或译为“鼓吹型”)智库开始粉墨登场。这些智库非常明确地代表或左或右的政治立场,或者在某些具体政策议题上持有鲜明而且固定的看法。在一些案例中,智库与游说组织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其强烈的预设立场,一些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读者不用看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对其学术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
        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首先必然反映在中美智库建设的不同政治基础之上。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后面跟着一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也就是说,党中央提出加强智库建设,目的是要服务政府决策。由于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无需由智库去代表或服务社会中的不同的“元”,因此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质量而非数量。由于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因此中国智库虽然也需要追求社会影响,但没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舆论、然后再去间接影响政府决策之上。由于中国政治现状并不是充分多元的,因此中国智库更需要有意识地与那些或左或右的思潮、或者特定利益集团保持距离,以免公器私用,撕裂社会共识,服务特定人群
        20世纪美国智库建设经历过三次浪潮。迄今,最令人尊敬的仍是为数不多的第一波研究型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第二波政府委托型智库(如兰德公司)。第三波倡议型智库当中,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也拥有较高声望,原因仍是由于其拥有强大的研究团队。中国智库应该向美国同行学习的,是其研究独立性、研究质量以及与政府密切的沟通渠道,而非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events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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