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唯一授权口述史:9.18不抵抗,我为什么不辩解?

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2014-09-15 20:23
来源:澎湃新闻

        2014年8月28日,当代中国出版社和美国圣智学习集团联合举行了《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首发式。

        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采访者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的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组织者是哥大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桂励博士;业务指导是哥大收集中国政要口述资料计划的制定者之一——马丁•韦慕庭教授。整个访谈实录共采得录音带145盘,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这次整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就是这批口述资料。这是经张学良生前授权公开,也是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一部。

        此前公开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有四种版本:(1)2001年刊发于《南方周末》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这是张友坤先生整理1986年张学良与其晚辈的谈话录音所得;(2)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撰著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对张学良的访谈有11盘录音带,全书10万字左右;(3)《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采访录》;(4)台湾著名作家郭冠英先生制作的《世纪行过》电视片,其中郭冠英先生对张学良进行了专访。

        相较于之前四个版本,哥大“毅荻书斋”的这个版本在内容体量上无疑更胜一筹,字数100多万,仅人物就有1000多位。编者所著注释就多达数十万字,并单列一卷。

        那么,新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对相关历史的研究能够提供哪些新的历史信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此书的副主编王海晨先生。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参与到张学良口述历史这项工作?

        王海晨:我参加此书整理,纯属机缘巧合。

        最初组成的整理与编辑委员会里面确实没有我的名字。第一次编委会对口述史的整理原则和方法提出了草案,明确了整理分工,张友坤先生负责第21次至第30次访谈内容的整理,此时张先生因事必须赴美,为了应急,他和胡玉海先生商量,向编委会推荐我承担这部分任务,这样我才有机会参加此书的整理工作。        

        澎湃新闻:您也是研究张学良的学者,曾出版过张学良研究相关著作。参与这次工作之初,您对这次口述资料有怎样的期待?对张学良研究是否存在疑问,希望能够在这次工作中得到解答的?

        王海晨:我在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张学良与东北铁路,这是接触张学良之始。1988年,我和我的同学胥波将美国傅虹霖女士的博士论文《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翻译成中文,取名《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港台出版时改名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这是国内第一本有关张学良的译著,唐德刚先生作序。此后,持续关注有关张学良口述资料的信息。

        当我接到参加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邀请函,十分兴奋。当时,自然有诸多期待,如枪杀杨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东北易帜一再推迟,除了日本的干涉有没有其他原因?他最恨日本,为什么主政之后第一场战争是打苏联?中原大战他为何支持蒋介石?九一八时他为什么不抵抗?热河抗战之后他丢掉兵权时的心态如何?从欧洲归来为什么选择剿共?发动西安事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幽禁期间为什么研究明史?他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研究者?晚年的口述为什么选择2002年公开?为什么至死不回大陆?为什么定居夏威夷?等等。

        这些问题学界虽都有观点,但主要都是以文献史料或其他人回忆录为依据得出的结论,这些问题多属于主观、人物心理活动层面的东西,他人记载和回忆毕竟不是本人所说,在史料的可靠程度上是有差异的,只有从他的口述历史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或印证学界的推断是否正确。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

        澎湃新闻:据悉,您是负责第21次至第30次的访谈内容,请问这部分访谈主要涉及的内容有哪些?这些内容较以往披露出来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王海晨:张学良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访谈一共60次,有时他的兴致很高,有时比较沉默,不愿意回答问题。兴致高时侃侃而谈,语速较快,说的内容自然就多。第21次至第30次访谈兴致较高,涉及的问题较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枪杀杨常、中原大战、下野旅欧、对共产党的认识、西安事变、幽禁期间都做了什么、信奉基督教的过程、两岸统一问题。有许多内容属于第一次披露。如:

        张学良说:“杨宇霆死于郭松龄之手。”郭松龄要造反,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之所以没对他采取措施,是因为有私心,怕“人家说我这个人(心太狠)”,“为保存我自己的名誉地位”,结果“使我部下死了好多人”,因此“我非常难过,难过什么呢?一个是我对不起东三省老百姓,一个是对不起我部下”。杨宇霆私自购买武器、组建自己的武装,准备叛变的苗头被张学良侦知后,他接受了处理郭松龄事件的教训,果断地枪毙了杨常。所以他说“杨宇霆死于郭松龄之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史料。

        九一八事变后人们骂他不抵抗,他为什么不辩。“人家说我不辩,我说我争辩什么。对明白人,我用不着辩。糊涂人,我跟他们辩什么呀。”

        《忏悔录》风波内幕。第一次说出,被蒋经国删掉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次披露蒋介石为什么发火了。“蒋先生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关于‘西安事变’,到底你们是怎么回事情,就问我来。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诉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这样行动。后来经国先生他们把这封信发表了,底下写张学良,前头是忏悔录。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我说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底下写张学良好像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先生为这个事儿非常生气,撤了好几个人,把所有的登这个的杂志都收回来。”

        蒋介石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给张学良自由。“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因为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所以他对我讨厌得很。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在政治上的大敌手。”       

        澎湃新闻:这次口述资料整理工作有两步:一、听录并形成文本资料;二、将文本资料整理、编撰成“张学良口述历史”作品。编辑整理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王海晨:困难很多,有核对方面的,考证方面的,方言方面的,半截话增补方面的……

        困难一,核对原文难。口述过程中为了帮助回忆,采访者经常为张学良读书,有时不说是什么书,有时说了书名,读的内容却是另一本书,有时读的是外文书,现场翻译成中文来读,有的是回忆录,又没说回忆者的名字,有时几本书记载的是同一件事,读时几本书交叉着来读,还夹杂着一些电报、日记,读时都是找相关的内容挑着读、跳着读,有时读错,这样,为查找原书带来极大困难,真是大海捞针。有时为了核对几句话,在档案馆、图书馆要查找好多天。

        困难二,考证难。采访者介绍别人观点、记载时,张学良经常以“胡说八道”、“放屁”、“没这么回事”、“这不对”、“这话不准确”,类似于这样的话上百处,个别的地方,张学良谈了理由,多数情况下,把观点往那一放,不往下说了,这需要注释。注释的难度可想而知。

        比如,采访者说他出生于台安县什么村,他说“胡说八道”,“我是生在逃难的马车上,那个地方叫八角台”。“八角台”当时属于何县、何府、何省?关于出生地,属于一个人最基本的信息,按照史书记载习惯,应按当时的行政建置书写。但有的写“辽宁省广宁县桑林子镇詹家窝堡屯”,有的写“辽宁省台安县张家窝堡”,有的写“奉天省八角台”。辽宁省是今名,广宁县是古名,今古通用显然不合适;奉天省八角台是古地名,但八角台属于何县没有说。于是,我翻阅了《奉天通志》《盛京通志》《广宁县志》《台安县志》等书,八角台是一个小地方,周边有数条河流,古书记载行政区划多以河流、山脉为边界,河流经常改道,要定位河流岸边的小村庄,必须查阅河流改道的情况。根据史书记载,说辽宁省不确,辽宁省是张学良1929年易帜后的称谓,说台安县不对,台安县县名始于1903年。最后查明是“奉天省奉天府广宁县詹家窝堡(今辽宁省台安县詹家窝堡)”。这一条注释,短短15个字,就查了半个多月。

        困难三,方言解释难。张学良懂一些俄文、日文、英文和法文,出生东北,在华北住了几年,到欧洲走了一圈,在湖北一年多,在陕西一年多,1937年后,浙江、安徽、湖南、贵州、重庆、台湾都是他的幽居地。张学良对地方方言很感兴趣,所以,在他口述时经常引用外文、地方方言。如“Young Marshal”(英文“少帅”)、“Coup d’etat”(法文“政变”)、“呛呛”(争论)、“老疙瘩”(家中最小的孩子)、“糊了八涂”(糊里糊涂、稀里糊涂)、“大概齐”(大致)、“二百五”(傻气,做事莽撞)、“杖子”(篱笆墙)、“烧包”(被钱“烧”得不知怎么好的人)。等等。

        困难四,半截话增补难。比如他说:“他(杨宇霆)就跟我说要常荫槐当这个吉林,那个时候叫中东铁路的督办,督办姓吕名叫吕荣寰这个人,他让我把吕荣寰调走,要用这常荫槐。我就跟他说,他叫常翰襄,我说常翰襄这能力也太大了,黑龙江的督军兼黑龙江主席、又到奉天当(交通部部长),你还让他到吉林当这个中东铁路督办,那么东三省就没有第二个人了,一个人他干了三省的事儿,我们俩差不多……”,差不多什么?是差不多“谈不下去了”,还是“谈崩了”,还是“剑拔弩张”?这只能根据上下文和历史事实增补这半截话。

        枪杀杨宇霆之前,他提到王树翰:“我说我要放炮。他知道我要干什么。他劝我,但是当然他不能替我做主哇。他劝我,他说你要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我可以跟他谈,我知道他也不会泄露,他也能给我……”,给我什么?这半截话就不好补了,给我“保密”?给我“建议”?给我“支持”……    

   
晚年的张学良与赵一荻


        澎湃新闻:您负责的这部分访谈内容,成书后,有多大的体量,整理这些内容花了多少时间?

        王海晨:作为整理者,初稿我具体负责的文字量占全书的1/5。注释部分占1/3,因为我这部分涉及人物400多,其他专有名词180多。

        作为统稿者,因三位主编、副主编交叉对全书进行统筹修改,各占1/3工作量。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将近5年时间。       

        澎湃新闻:这批资料成书后,您对全部内容有多少了解?您认为这套资料中特别有价值的内容,能做些介绍么?

        王海晨:七卷本口述整理完成后,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我签订了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和撰写《张学良思想人生》两本书的合同,现均已交稿。在写作后两本书过程中,尤其是口述自传,主要以哥大本为主整理,那对全书自然要认真阅读和考证,所以对张学良口述的全部内容都有所了解。

        说到本书的“看点”,主要有三: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一些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一些断点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曝光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他自述情感潜流,主动揭开隐秘的内心世界。三是评价方面,他对历史、政治、军事、宗教、人生都有评述,且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