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改革开放的2.0版本

澎湃新闻记者周哲张博

2014-09-15 20:38

来源：澎湃新闻

《人民日报》谈自由：自由从来都是最崇高价值之一

9月10日，人民日报在6版头条刊发文章《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对话价值观”系列访谈第五期。邀请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中国社科院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三位专家共话“自由”。

该文引子提到，自由从来都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是值得为之奋斗、为之流血、为之牺牲的最崇高的价值之一。可是如今有些人却将自由看轻了、看小了、看窄了，以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以为与众不同就是自由。

谈到“自由”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时，韩震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提出要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毛泽东同志也提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些都充分表明，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

至于“自由”和法律的关系，侯惠勤表示“人们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追求自由，但法律并不是自由的边界”，“真正的自由体现在自觉的献身精神，体现在关爱的崇高情怀，体现在道德的自我约束。高度的自由，一定是把道德准则内化为自觉行动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辛鸣认为，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之一，“反映了我们社会对人权利的尊重、对人尊严的呵护以及促进人发展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充分表明了我们建设自由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哪怕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萧功秦：中国历史每次都选择权威主义

知名政治学者萧功秦

9月12日，知名政治学者萧功秦在上海“复兴论坛”举办讲座，题为《从百年六次政治选择看当代变革》。萧功秦在中国近代史中划分出六次关键的政治选择，分别是：晚清的开明专制运动、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议会政治、北洋时期的强人政治、蒋介石的党国威权体制、毛泽东时代、以中共执政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经历不断的试错和递进，中国历史总是在诸多选择中，回归到以政治强人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

早在2008年，萧功秦就提出了这一“六次政治选择”的说法，但一次他又对中国最终走上了“新权威主义的道路”提出了更为彻底的解释。他认为中国选择权威主义原因在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秩序的维持，在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能为下一步民主的发展奠定基础。

萧功秦认为，目前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方针可说是改革开放政策的2.0版本。之前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办法是依靠大量维稳投入，但结构性变革缓慢。而新一届政府则试图响应社会的不满和要求，通过对官僚体系强化纪律和官员自我克制来解决，来缓解政治参与的吁求，同时收缩舆论，来争取时间进行政治结构改革。

但正如网友维舟所指出的，萧功秦这一框架过分强调了树立权威和秩序的必要性，仿佛只要稳定就会有发展，但这一论点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权威并不一定推动现代化和发展，分权也未必总是带来混乱；其次几代政治领袖差别极大，其所代表的体制与组织所处的内外部历史环境截然有别，用“新权威主义”来一并概括，似乎并不恰当。

生活不幸，上“女德班”有用吗？

近年来，各类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女德班”遍地开花，授课地点遍及全国。这些女德班往往以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作为“教义”，希望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女德，来为生活不幸的女性这些找到一条救赎之路。本周《南方周末》刊出特别报道：《“女德班”：教现代女性守住妇道》，对一家“蒙正女德班”进行了详细报道。

时下的“女德班”形式多样，有些在民间以传统私塾授课，也有的已经进入了高校。例如，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就是一所以儒家思想为办学特色的民办高校，其中就设有“女德班”，号称要以儒家思想精髓教育学生，让从这里毕业的女生都成为幸福的现代女性。

目前学界对女德班大多以批评为主，例如心理学家武志红认为，女德班对给予不幸妇女的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解决方案：自我压缩。“当人面对外部世界感到无力和失控感时，就幻想可通过消灭自我活力、自我归因和自我控制来达到一种虚假的控制感：我能通过改变自己影响外界。”

但错误的解决方案同样凸显出问题的急迫，就如某女德班的宣传语所言：“物质发达、经济发达、科技发达，却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基础，没有了家庭孝道，我们的生活将走入空虚与迷茫的名利与物欲的追逐中，精神世界一片渺茫……”近年来传统文化再度复兴，这一轮复兴更多不在书斋而在民间，说明女德班、读经班等形式，确实隐隐呼应了许多人内心的声音。

中国模式既要避免美国病，又要避免希腊病

本周，新华网文章《中国改革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在人民网、光明网、环球网等主流网站广受转载。作者张维为，现在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长久以来，论证“中国模式”之优越性是张教授的核心关怀。此文亦一以贯之，基本结论是：在改革方面，中国模式总体比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成功。

他认为一个国家中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决定了改革的命运。美国改革不成功是资本力量过大，欧洲改革成效不彰则因社会力量过大。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相对中性、强势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原因。”

张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互联网的兴起，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开放……”

“中国与美国相比，在中国，100个最富的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但在美国，恐怕二三十个最富的美国人便可以左右白宫。”张教授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走。在技术层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在政治层面（即三种力量的平衡方面）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模式。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transcendence），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既要避免美国病，又要避免希腊病。

汤一介辞世：命运堪称一代知识分子样本

哲学家汤一介

9月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史家、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以88岁高龄告别人世，引起文化界广泛哀悼。汤一介先生出身名门，是著名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汤用彤先生哲嗣。

汤一介先生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历经政治运动、文革。1984年，与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等先生推动创立中国文化书院，致力于研究和发扬中国传统。是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晚年则转向儒学文献整理与编纂，担任《儒藏》工程首席专家，主持大批儒学经典著作的整理与出版，贡献甚伟。

汤一介先生生长于民国时代，一生的主要社会与学术活动，则集中于建国之后。早年积极追求进步，中年历经政治运动与文革，晚年致力于反思和发扬传统文化，其经历与转变，堪称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标本。众多追悼声音之中，他晚年的深切反思与身体力行的文化实践，受到广泛认可。而他在70年代位列“梁效”写作组的经历，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争论。围绕现当代史中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分疏离合的讨论，并不会随着当事者的辞世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