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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

徐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2014-09-15 07:50  来源:澎湃新闻

 
总体与局部不矛盾
        朋友圈里转来一篇文章,题为“周其仁农地研究有违常识”。这年头,微信上各式帖子太多,不会都细看。要不是“周其仁”三个字,我说不定就随手翻过去了。
        文章比较长,差不多有5000字,战斗性也颇强。仔细梳理的话,要点之一是“城乡统筹”和“农地农房入市”二者自相矛盾,不可兼得。那么,这二者是否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呢?我们不妨做一剖析。
        农地农房入市,是一种改革的主张,是说所有的农地农房,不管远郊的近郊的,都应该入市流转。也就是说,“城镇内外的农村集体土地以及农房以多种方式入市”。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土地要素可以流转,通过市场进行配置,资源效率提高之后,蛋糕可以做大,经济总量可以增加。好处之二,是农民可以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
        土地改革中的“城乡统筹”,适用的主要是远郊的农地,是“农地农房入市”这一改革主张的一部分。通过把远郊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可以节省出建设用地指标,卖到城里使用。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够的情况下,这些指标为城市增加了用地指标,形成“地票”,可以卖很多钱。推行“城乡统筹”的好处,是“城”和“乡”的总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增加,可以起到保护耕地,限制建设用地增加过快。而卖指标的收入,可以支持农村发展。其实,这也不是哪位学者的发明,而是地方实践者发现的绕开现行体制制约的办法。
        由此可见,这二者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农地农房入市”和土地的“城乡统筹”,是总体和局部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谈不上非此即彼,更谈不上不可兼得。土地的“城乡统筹”,是远郊农地“入市”的方式而已。通过卖“地票”,远郊农地上建设城市的权利,实际上已经“入市”了
莫要发动群众斗群众
        文章的要点之二,是“城乡统筹”和“小产权房合法化”是矛盾的,二者只能二选一。按照原文的逻辑,倘若小产权房合法化了,建设用地指标也就取消了,指标也就不紧俏了,作为建设用地指标的“地票”也就不值钱了,“城乡统筹”也就做不下去了。
        这个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可是,分析到这里并没有完,也不用急着下结论。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办?由于近郊“小产权房合法化”会潜在影响远郊地票价格,就要禁止远郊农地搞“地票”?或者由于远郊农地要搞“地票”,就要禁止近郊小产权房合法化?现实中这二者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只能上擂台二选一?
        现实中完全不是这样的。现实中的情况,是小产权房还远没有合法化,地票的规模也很小,要在批准的项目区、额度内进行。二者不管哪一个取得进展,都是“农地农房入市”这一改革理念的成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支持土地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人,对于任何一种农地入市的方法,都是支持的。所谓“城镇内外的农村集体土地以及农房以多种方式入市”,强调的就是各显神通,寻找路径入市。不管是哪里的农地,都面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无法入市,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其实是同盟军,而不是先要争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拱开了城乡二元体制,所有的农地就都可以入市,都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了。把“城乡统筹”和“小产权房合法化”对立起来,暗合“发动群众斗群众”的逻辑,不可谓不“高明”
让市场来定价
        至于农地入市之后的价格,那是市场定的。远郊地区农地价格低一些,是经济规律使然。或者有人担心远郊地价低,不公平。可是问题的关键是,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就能够帮到远郊地区的农民吗?现在小产权房是不合法的,远郊农民得到多少好处?地票的价格吗?
        熟悉地票的人都知道,地票的规模小得可怜,极少的人能受益,还要受到各种行政限制,不改变广大远郊农民的状况。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还是要允许农地直接入市,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地票,不过是现有体制催生的一种变通措施,是打通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尝试。中国的制度变迁,往往源自夹缝中的野蛮生长。在这个意义上,地票的确是给定约束和现实条件下的创举,是突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有益尝试。对于这样石缝里面的小草,我是不会吝啬掌声的
        话说回来,因为担心远郊地价低,就可以禁止近郊低价入市吗?打个简单的比方,张三因为怕他家的东西卖不出价,就可以禁止李四卖相同的东西?这不是欺行霸市是什么?公平当然要考虑,可是公平不应该成为制造不公平的借口。现在土地制度中最大的不公正,就是对农村土地存在严重歧视,不允许农地入市。寻求公正的人们,这一点不可不察
        真要寻求公正,还是要允许公平竞争,让市场来定价。让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好处,是减少浪费,增加经济总量。至于近郊地价高,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应该用税收等手段调节,而不是阻止农地入市,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反过来说,改革怎么可能没有棘手的问题?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文章最后,忍不住要加一句话。笔者恰好识得周其仁,知道他上山下乡七年半,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农村调查,后追随杜润生参加农村改革工作,并参与1980年代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研究农村改革30多年了。周其仁对农地问题有没有常识,本身应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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