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八十年代的邓丽君
当时价格，六百元不便宜。这家伙事先打听好了，知道这地方住着几个有钱的名演员。形迹虽然可疑，谈吐却不俗，拿出一工作证，证明南京工学院的老师，说自己生活上遇到些难处。那时候还没改名东南大学，也算是座说得过去的名校。他的口音，他的工作证，他的急需用钱，立刻打动我父亲，谈了没几句就成交。
母亲一直觉得这玩意买贵了，当时也没市场价，到底能值多少钱，没人知道。母亲想法很简单，只有买错，没有卖错。父亲跟她辩论，说大学老师不可能骗人。母亲觉得父亲书呆子，他不服气，说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文化人，提着录音机像小贩子那样去卖，肯定家里急需钱，秦琼卖马，谁还能不会有些难处。
改革开放后的录音机涌入，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之前，家庭很少有，大家习惯听广播，从收音机里听音乐。有电唱机的人家都很少，沿着过去思维，播放唱片多少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意味着你可以自由选择那些你想听的唱片，而收音机的最大特点，就是到放音乐时间，放什么你听什么。
有了录音机，自然而然就会有邓丽君。暑假去北京，我的一个堂哥喜好音乐，房间里永远有古典音乐的旋律。他属于那种最早拥有录音机的主，还是在“文革”中间，病退在家，就买过一台老派的国产盘式录音机，录音带很大，像个盛菜的盘子。记得那年暑假，很重要的任务是帮父亲录了好几盘邓丽君。这时候，堂哥也买了日本“三洋”录音机，北京走私货更多，高干子弟都喜欢捣腾这些，他那台录音机是双卡的，正好可以用来转录。堂哥本人并不喜欢邓丽君，作为音乐收藏者，因为圈子里的名气，很快成为传播邓丽君的源头。
进入八十年代，录音机开始多了，一改革开放，这玩意说有就有，价格也直降下来。父亲的邓丽君成为南京广为流传的种子，经常有人来借听，来转录。父亲有些心痛，自己做了备份，要借只借备份。最初的转录还很原始，一台录音机播放，另一台录音机负责录音，一不小心，旁边的说话声就会被录进去。记得有一次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去他家玩，放音乐给我们听，然后就说起这母带的源头，顺藤摸瓜，最后发现从我家流传出去的。
父亲很喜欢邓丽君，他是真心喜欢，他那些同年龄的老朋友也喜欢。有趣之处就在于，虽然喜欢，喜欢归喜欢，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玩意是靡靡之音。父亲那一代人身上有着深深的革命者烙印，即便是被打过右派，经历了“文革”的种种不堪，仍然不太愿意高调推崇。一位级别很高的老干部跟父亲聊邓丽君，用的是“这样的歌也可以听听，百花齐放嘛”，他说的那个“也可以听听”，内容很丰富，在当时已算是思想开放了。
八十年初的邓丽君像幽灵，悄悄地来了，渐渐流传开。先还是在家里听，很快流行于公众场合。然后到处都她的声音，邓丽君家喻户晓，首先要感谢录音机的大量普及，这是很重要的物质基础，非常短的时间里，录音机从稀罕的奢侈品，成为大众消费品。其次，也得益于思想开放，那种“也可以听听”的宽容，在禁与不禁之间，允许和不允许的边缘，最容易获得市场，当时的盲公镜，喇叭裤，男人留长发，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成为新潮，在经过“文革”年代的人看来，多少都有些挑战和对抗的意味。
八十年代并不意味着始终都在挑战，在对抗，说一句让人难堪的话，顺从才是我们的时代主旋律。事实上，邓丽君的普及和流行，是另一种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1989年，如果不是早逝，如果有机会走上CCTV，她有可能获得的热闹，获得的高规格礼遇，其实不难想象。时至今日，那些炙手可热的成功人士，那些富商那些高官，当年都是邓丽君的听众，即便邓已过气，像所有流行天后一样，她的听众已减少，她的容颜已凋残，可是标志永远还是标志。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拒绝邓丽君。拥有自己的第一台录音机后，尽管音乐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我收集的盒带全是西方古典音乐。为了对付糟糕的写作环境，为了排除身边的聒噪，只要是在写，耳边总会一遍遍地播放交响乐。很多小说都是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声中写出来，就像点上一支香烟一样，音乐也可以成为一种仪式，写不下去，写得顺利了，我都会情不自禁按下录音机按钮。
时过境迁，现在更习惯在没有声音的环境中写作。偶尔也会需要一点动静，需要一点音乐伴奏，这时候，很可能会选择邓丽君，唱什么已不重要，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她的歌声在空气中穿越，在岁月里漫游，可以将我带回到那个远去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