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理事杜红超：“粗鄙网词”是没素质人的武器

        

        “苦逼”、“屌丝”、“逼格”，对于这类网络流行词语，杜红超的形容是“粗鄙”。        

        由于担忧对孩子未来的表述造成不良影响，日前，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理事杜红超在微信朋友圈呼吁称：“从sb到草泥马，从苦逼到逼格，从屌丝到屌炸天，以发明和传播这类新网络语言，来彰显个性者，敢在自己家庭的女性中大量使用吗？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咱不在微信中使用这样的粗鄙或亚粗鄙词汇好吗？”        

        “这些词语用‘低俗’形容尚有不及，已经庸俗到极致。”9月9日，杜红超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       

        “正是这些粗鄙化的词语导致了网络和所谓主流社会的对立。”他尖锐地指出，“它们不但不能促进互联网，只能拉低互联网的层次。”        

        对于饱受粗鄙词语污染的互联网，已在该领域浸润多年的“老兵”杜红超颇感痛心：“亲眼看着粗鄙词语日益横行……最开始互联网还是一个高雅之地……”他对澎湃新闻指出，造词者为了满足所谓的成就感乐此不疲，而网络媒体和大众媒体为了流量及发行量提供传播平台为其背书，加之缺乏有效的网络管理，终而导致粗鄙词语肆意流行。        

        至于“排污”之策，杜红超提出最先应该把关的是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应该负起社会责任，一些粗鄙的网络用词不应当成为他们标题中的内容。”        

对话杜红超：

        澎湃新闻：你在朋友圈中呼吁“不在微信中使用粗鄙或亚粗鄙词语”。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呼吁？        

        杜红超：前段时间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感觉孩子们受网络的影响愈发明显，并且（这种影响）已开始（在他们身上）有所呈现。不久前，我儿子跟我说话，我听他的表述中很多都是游戏视频解说中的用语，这让我尤其感到担心。        

        语言作为文化传承的基因，对孩子的影响实际上非常深远。毕竟网络不仅是成人的网络，还要考虑孩子的需要。        

        当下，越来越多粗鄙的网络词语大肆流传，并已成势。作为一个普通的家长，我感觉在大势面前无能为力。但作为一个做网络的人，我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比如先从自己做起，从呼吁身边的人去注意这些事做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微信圈发这条状态的原因。        

        再者，当我看到类似苦逼、逼格、屌丝、屌炸天……这些词的流传，让我感觉到网民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现状。对此，我非常忧虑，觉得有必要尽自己的力量呼吁。        

        澎湃新闻：对于像“屌丝”这样网络用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主编李行健先生用了“低俗”的概念，而你用了“粗鄙”；你跟李先生的概念有什么区别？        

        杜红超：低俗是相对于高雅而言，互联网也发起过“反三俗”的运动。但事实上，大部分人无法就区分低俗和高雅达成共识，这是仁者见仁的事情。        

        人们大都是世俗的，那么“俗”这个字很容易在互联网引发争议，这种争议反而起不到作用，让人有一种自上而下去批评别人的感觉。所以我用了“粗鄙”这个词。     

        “粗鄙”和“低俗”不完全一样，普通人很难免俗，但我们可以不粗鲁，不粗鄙，可以更光明一些，更具有正能量一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雅致的人，而不是一个粗鲁、庸俗不堪的人。我认为“鄙”字跟庸俗还是有区别的，庸俗到极致才能称之为“鄙”。试问有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词语，人们能当着家中女性的面说出口吗？平时会挂在嘴上吗？我想是不会的。        

        澎湃新闻：中国人有一句国骂“他妈的”，这个词语在互联网产生之前就存在，并被人们广泛使用。我们知道语言是交流的产物，本身有场合和语境的考量。那么有些“网骂”跟“他妈的”异曲同工，只是因为在互联网上传播就遭遇抵制是否合理？        

        杜红超：你从来不会在《人民日报》的头条看到“他妈的”这样的词语吧？问题在于，现在各式各样粗鄙的网络词语已然“登堂入室”。它们经过一些人的精心策划，自鸣得意的设计，通过网络媒体社区编辑的推介到大众媒体，再得以传播。而后，这些粗鄙的词语成为了社会的流行语，（这种流行）就是对文化的侵蚀。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妈的”已经成为了一种侵蚀。而现在我们还在网络上学习更多这样粗鄙的语言，生怕不学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落后了。如果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是不是都被裹挟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为了一群越来越没有主见的粗鄙之人？        

        澎湃新闻：是互联网这个介质让这些粗鄙的词汇流行开来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杜红超：互联网只是放大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教育问题；有些人言论感到压抑的问题；网络和大众媒体为追求流量和发行而丧失底线的问题；该作声的人不作声的问题；以及大家习以为常让“皇帝的新装”成为艺术的问题等。        

        澎湃新闻：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语言虽然粗鄙，很多时候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矛头是指向社会不公。“粗鄙网词”更是无权者的武器。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杜红超：我不认同这个观点。互联网的确可以成为一些人的武器，但非要以粗鄙的方式才能把其当成武器来用吗？难道用正常的方式不行吗？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这个观点本身就是以偏盖全的。 粗鄙是什么？粗鄙是没有素质之人的武器，他们用这种方式去激怒别人，跟别人同泼妇一样对骂。

        澎湃新闻：当下网络环境总是跟一些负面的评价挂钩，跟主流社会有对立的趋势，你在互联网领域从业多年，是不是倍感痛心？        

        杜红超：我亲眼目睹粗鄙的词语在网络上日益横行：最开始网络还被认为是高雅，或者说是先进的；但今天，我们看到包括央视在内的主流媒体，说起网络就和“黄色”、“谣言”、“不安全”、“病毒”、“隐私”等等挂钩。        

        这是网络的本质吗？这是爱护网络的行为吗？肯定不是。        

        为什么要人为地把网络和所谓的主流社会对立起来？正是这些粗鄙化的词语导致了这两者间的对立。因为在线上满口脏话的人，如果他在线下满口脏话就会挨揍。这种压抑是怎么产生的？是他的“恶”被压抑了，所以他要去网络上宣泄。        

        但是如果说因为不自由就要找地方宣泄，还要别人充分理解。那么试问，如果我觉得我要通过杀人才能够宣泄，我可以杀人吗？        

        粗鄙不能促进互联网，粗鄙只能拉低互联网的层次。        

        澎湃新闻：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些粗鄙的词汇，有没有一个时间点？有没有行之有效的网络管理？        

        杜红超：是从网络大众化时代开始的。互联网在1999年之前，对大部分老百姓而言是一个“别人的圈子”，一个精英或者说专业人士的平台。但随着互联网的升温，先是进来一大拨想在互联网上淘金的；接着又来一大拨在互联网上寻找情感慰藉的；后来又进入了一大拨在互联网上消磨时间即玩游戏的人，可以看到互联网越来越大众化。        

        但大众化的同时，互联网管理却呈现滞后的状态，有效管理的缺乏终而导致了这种现象。我认为这与有关部门的欠作为，或者说没有找到特色的互联网管理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等到网络游戏成为互联网最重要的应用，微博成为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媒体，微信成为每个人交友的方式时，这种（粗鄙网络词语流行）的情况就会愈演愈烈。 

        澎湃新闻：有人说网络语言有自净功能，听之任之即可。你是否认同？应该做怎样的引导比较合理？     

        杜红超：我认为这纯粹是瞎扯。        

        如果说一个丑恶的现象，能够流传开来，一定是因为其有基础。根据它的传播规律，我们能找到一些方法，比如这些粗鄙的语言是怎么来的？有人发明这些语言的时候有成就感，自鸣得意。

        如何传播？他们通过社区论坛，以及各种各样社区化的东西，将这些词语随意发出去；而后网络媒体为了赚取流量，用一些自动的推荐技术或者机制，人为或无意间，让这些词语得到更多的传播机会，进而占据更宝贵的传播资源。        

        再者，部分大众媒体为了自己的发行量甚至出于媚俗，不加以思索。他们其中包括一些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人，虽然一看就知道这些词不合适，但缺乏探究精神，只是为了说明自己能够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从而加以传播，让主流媒体为其背书后，这些词语就转正了。        

        随后，更多的人为了赶时髦常把这些词挂在嘴上，以显示自己不落后于这个时代，这是一系列的传播过程。如果我们从语言形成的角度来看，在一些关键的环节要有人去把关。        

        这些人，我认为不妨从民间入手，由一些意识到这些粗鄙词汇会对后代、以及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人来呼吁、把关。        

        传播途径上，最先应该把关的是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应该负起社会责任，一些粗鄙的网络用词不应当成为他们标题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