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成名后的这3年多里，何伟一直在埃及写文章

        2011年何伟（彼得·海斯勒）从美国回到中国，为他的《寻路中国》中文版做宣传，这是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时何伟的知晓度仅限于很小的媒体圈，他的华裔妻子张彤禾因《打工女孩》的热销都比他出名。那时，他自己都觉得《寻路中国》应该没什么人会感兴趣，中国人怎么会对美国人写的工人农民感兴趣呢？

        过去三年多里，何伟一家尽管依然没有在中国，而是在埃及生活工作，但他中国的知名度和读者都远甚于美国，虽然他关于中国的作品都是为美国读者写的。2014年9月初，何伟又回到了中国，去领取某时尚杂志颁给他的一个奖，以及排满10天的采访。何伟是记者，这些都能应付。9月7日，何伟在上海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这是第三次采访何伟，也是最轻松的一次，只谈这三年多他都在做什么。 

        这次回中国前，何伟一直担心自己的中文有些退化了，出版社还为他配了个翻译以防万一。但开始聊起来就会发现，他的中文并不比三年前差。

三年里一直在开罗，基本没有回中国

        2011年，何伟的《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位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多年的美国人进入普通中国读者的视野。三年里，他在中国成了畅销书作家，有一大批忠实的年轻读者，尽管他所有的作品都用英文创作，目标读者是美国人。

        在过去三年里，何伟在中国出版了三本书《寻路中国》、《江城》和《奇石》。当被问及三年里真的憋住没有回来时，他说只有在2012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公司的活动，借此回来了两三天。何伟说他主动避免回到中国，“因为在埃及工作很忙。”2010年，何伟离开美国来到开罗，然后就遭遇到了所谓的“革命”。何伟在当地学阿拉伯语，学习埃及的文化和历史，采访政治运动和国家领导人，他要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没有回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想让中文和阿拉伯语混起来。”

        在开罗已经快4年，现在何伟的阿拉伯语能跟埃及人日常交流，也能做简单采访，但如果采访要很深入、复杂的话，还是需要翻译。“我老婆（张彤禾）的阿拉伯语比我好多了，她比我聪明。阿拉伯语没有中文难，难的是我还有两个4岁小孩要照顾。当年我学中文是在涪陵，我在那当老师，没有其他事情，业余时间比较多，就都用来学语言了。”他的双胞胎女儿也跟他们住在开罗，上当地的私立幼儿园,“在开罗，中上阶级埃及人都不去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特别差，这跟中国不一样。所以我两个女儿去的都是私立学校，学校语言是英语。有文化的埃及人，他最好的语言通常都是英语或法语。”何伟说他两个小女儿都能适应开罗生活，而且她们还都不懂这个世界。双胞胎女儿也懂阿拉伯语，“她们能听懂阿拉伯语，保姆是本地人，保姆对她们说阿拉伯语，但她们都用英语回答。”双胞胎女儿暂时不会汉语，“我觉得这样挺好，我跟老婆用中文说些事情，她们就都不懂。”

想写一本观察埃及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书

        过去三四年里，何伟不定期地为《纽约客》写关于埃及的文章，追踪埃及的革命和诡异的政治变局，但这些不是何伟在埃及工作的重点。他在埃及居住生活，是为了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是类似《甲骨文》（未出版中文简体版）那样观察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书。所以过去几年里，中东是国际新闻的富矿，何伟可以不为所动只关心他要写的埃及。但何伟还是有点抱怨自己在过去4年里写的东西太多了，“写东西就有钱，不写就没收入。”甚至连何伟都有这样的苦恼。作为纽约客的staff writer，他是没有底薪的，但好歹这是份稳定的工作，而且也适合自己去写书，“好的是，自由；不好的是，收入不稳定。但我明年要写书，他们可能会不太高兴，因为就不能为他们写东西了。”他的太太张彤禾作为《打工女孩》的作者，现在是自由撰稿人，“她也想找一份稳定的媒体职位，适合写长文章或写书的工作，但现在媒体都不景气，没那样的机会。”

        在埃及已经快四年，刚刚完成前期研究工作，何伟打算明年开始动笔写。“我的书，一部分是关于埃及这几年的政治，更多是关于埃及的历史、文化，就像《甲骨文》写中国一样。”穆巴拉克下台，兄弟会上台又下台，将军塞西掌权……“在埃及，我看到的政治改变，已经够了。”去年何伟去参加了一场抗议塞西的游行，结果发生了枪击，在混乱中他把腿摔断了，“我一开始以为是简单的游行，人也不多，我想不通政府为什么要开枪。游行，我已经看的够多了，现在吃饱了才再去看游行，我有家庭。”何伟常会提到，有些国家、地区他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也不会去，因为“我有小孩，可不想被抓。”小时候何伟有3个姐妹，三个女人照顾他。现在是家里还是3个女人，他负责照顾她们。     

        在《奇石》中收入了2篇何伟观察埃及革命的文章，比如《广场上的清真寺》，写于何伟刚到开罗的时候。他写广场边上的清真寺，写革命队伍里的小偷。在这篇革命之初写的文章里，他几乎预言了埃及革命之后的戏剧性的转变，“我对埃及革命是有很多个人疑问的，我所看到的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接一个的政变，只是统治者换了。革命是彻底的变化，但我没有看到。2010年至今，埃及的统治者换了一轮又一轮，但社会结构和体制没有变化，未来如何，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但我对埃及的未来并不乐观。”

        何伟说他对埃及的民主比较悲观，“我觉得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看到‘革命’都是乐观和支持的。在他们看来，改变一个传统社会很简单，成为民主国家就可以。他们不知道，在一个传统社会，它自身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教育、经济、宗教等等。在伊拉克也是这样，我们侵略伊拉克，因为它有一个独裁者，我们帮助他们推翻独裁者，过了一两年就好了。他们想得太简单。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他们只是看报纸了解那里，即便去这些国家也是短暂访问，他们不可能有那里长期居住的经验。而我，曾在涪陵居住，我知道改变不能突然发生。”那么中国的改变呢？“中国的问题至少要比埃及简单，至少中国的教育比较好，社会体系也很完整，这里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当然，困难都是有的。”       

        计划中关于埃及的书类似于写中国的《甲骨文》，在埃及的这几年观察同样也得益于在中国的经验，“我自身有美国人的视野，但同时我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当然也会有中国人的角度。我经常会跟彤禾讨论，如果是在中国，会是怎么样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角度真的很重要。”

尽管用英语写作，可更多的读者在中国       

        何伟在美国出版了4本跟中国有关的书，从这四本书在美国的接受度变化，何伟看到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我写《江城》的时候是1998年，大多数的出版社不愿意出版。他们说，这本书是好的，但美国的读者对中国的小地方不感兴趣。但他们错了，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有关中国的书很多，以前关于中国的书都是政治，没有其他，现在更丰富了。”何伟说他在美国的读者主要分两种，有一部分是去过中国，对中国有所了解；还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他们所有东西都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希望了解中国。“我老婆写《打工女孩》，很多人都去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用的东西是中国生产的，他们想了解那些制造这些产品的人。”

        但何伟最多的读者还是在中国，“我也很惊讶那么多人读。《寻路中国》出版的时候，我原以为，只有我采访过的那些人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普通中国人可能不感兴趣。一个外国人采访中国的工人、农民，我想他们会觉得没有意思。”何伟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何伟不希望美国读者会在读了他的书后会有这样一个反应：还好我生活在美国。他不在书中取笑、歧视中国人，即便是他在书中的幽默也避免如此。

        “幽默感特别重要，我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后，给我的朋友艾伦看，他说，‘我喜欢这本书，里面很幽默，我不知道这些幽默是否存在取笑中国人的成分。’但我的编辑说，这些幽默很自然。我很高兴，中国读者能理解这些幽默。我在涪陵的时候，我跟中国人说话特别喜欢开玩笑。所以我写涪陵，我会很自然开玩笑。在埃及也是如此，但我们看埃及，总觉得这是一个悲剧的地方。美国或欧洲看发展中国家，特别严肃，画面有太多悲伤的地方，我不喜欢这样一种呈现方式。”

        何伟的中国，大都是普通人的故事，他计划中的埃及故事同样如此。在埃及，他写小人物，也写领导人物。“埃及跟中国不同，那里可以采访到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不行。”何伟即将发表一篇埃及的文章，是一篇清洁工的故事。“他是文盲，他很聪明，他是这个社区的垃圾清理工，他很了解哪个人扔什么垃圾，从垃圾知道这家人干什么。他经常告诉我，你扔掉的面包还是好的，我们昨天把它做成三明治吃掉了。”在埃及他也认识一些中国人，所以也会写一篇在埃及的中国人的文章。“在埃及，他们对中国人比较有好感。我曾到西奈半岛旅行，那里人靠走私赚了很多钱，他们有了钱就造宝塔样子的房子，他们说中国是个有钱的地方，他们学中国人有钱了造房子。”

会回到中国，这可能比在美国工作更重要

        关于中国或者埃及，何伟的写作都是故事，他庆幸自己读的不是新闻而是文学，“而且我读书的时候没想过要当记者，因为我的理想是写小说，但是我对社会很感兴趣。我很高兴，没有在大学里学过新闻，我在大学读小说，也采访很多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写了好多小说，但觉得写得不好。“实际上我写小说的时候，特别严肃地去写，我想，我现在写小说，就要跟海明威他们一样。但是我非虚构写作就特别自然，特别自然的幽默感。所以现在也没必要去写小说了，我在埃及的经验足够有意思，没必要去虚构。如果我受伤了，不能走路不能采访了，那我会去写小说。”个性上，何伟更喜欢跟人聊，更喜欢去发现新的事物，“小说里要写‘亲爱的’，我可说不出来，我还是写工厂农民好了。”        

        在离开中国的这些年里，何伟一直保证会回到中国，但这个计划可能还要拖上好几年。“我们真的会回来。我还想在中国写东西，我们不再年轻，我可以在埃及，在中国工作，这可能比在美国工作更为重要。我学过汉语，有中国经验，可不能浪费，而且在中国还有很多机会。此外也有些私人原因，我们都比较喜欢中国，在这里生活很开心。我们两个小孩，95%像中国人，长的一点儿都不像外国人。这是好事情，我不要他们像我。我们会要求他们学习汉语，了解他们的历史。我们希望将来能住在中国内地，但也有很多麻烦问题，比如教育，我不希望女儿们去那种外国学校，一是很贵，没有必要浪费钱。”

        但下一次回到中国以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