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疏通循环中实现平衡增长——加强需求侧管理若干问题思考
文/程碧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主任，博士、副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加强需求侧管理相关工作，要求我们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需求侧管理的新内涵、新特点，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服务需求侧管理。
一、经济循环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
需求侧管理必须以“双循环”为基础。更严格来说，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循环管理。因为在经济学上来说，需求既包括投资需求也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是什么关系？彼此能相互独立吗？假如投资需求独立于消费需求，就会出现盲目投资以短时间内拉动经济，但是最终必然血本无归的结果，因为任何投资都必须转化为最终消费，才能使得其价值得到实现。在不考虑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关系的情况下，需求侧管理就会成为一种短期管理，以消耗掉当期供给的物资为目的。而这些消耗掉的物资能产生什么新的产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何种有价值的需求，则往往并不在调控考虑范围之内。只有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纳入循环管理的视野，才可能真正理清宏观经济脉络。“双循环”的提出是革命性的，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理论的特色更加明晰，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可能有“双循环”。国内大循环意味着消费、投资、生产和流通过程主要在国内完成，国际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大循环。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总体上要使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成为一个纵向通畅、横向协调、纵横匹配的立体结构：纵向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横向上，各产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建立起分工有序、彼此支撑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而当前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既有宏观经济理论，其以趋于无限大国际市场下的小国经济为基础，极少考虑有限国际市场下大国经济的价值链及内部市场的形成，难以指导中国经济。当代经济学必须建立起消费、生产和收入三大环节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集微观、中观、宏观于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分析，需要对连接微观行为、交互模式，以及在真实世界经济体中观察到的宏观管制的复杂反馈回路，进行系统性探索。
我国是位居世界首位的工业大国，具备良好成熟的生产基础，已成功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近年来工业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7%，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我国目前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品产出大国，钢铁、原煤、水泥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多年占据世界最大份额，远超其他单个国家，中国在工业增速、门类数量和成品产量上，都保持着强劲的领先优势，
发展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中心，不仅要稳固世界生产中心地位，还要成为世界消费中心。中国有着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的超大规模市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有“世界的大工厂”（供给侧）和“世界的大市场”（需求侧），又从“国际大循环”迈向 “国内大循环”，这些都是由中国具备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我国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群体优势，内需潜力显现，实际消费规模逐年攀高。“十三五”期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3.2万亿元增长到41.2万亿元，紧随美国之后。其他国家的消费市场规模还不到我国的40%。消费已经连续六年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出口和投资，成为助推经济上行的第一主力。
但是，就循环的标准来说，我国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严峻的。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8.7%降为2019年的1.5%，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50.9%上升到2019年的55.4%，投资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40.4%上升到2019年的43.1%。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从2007年的26.9%上升到2019年的30.4%，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从2007年的9.5%下降到2019年的8.4%，政府消费占比从2007年的14.6%上升到2019年的16.6%。
从上述数据看，这12年中净出口率下降的7.2个百分点，分给了消费率4.5个百分点，分给了投资率2.7个百分点。而分给消费率的4.5个百分点中，又分给了城镇居民消费3.5个百分点，分给了政府消费2个百分点，并从农村居民消费这里转移出来了1.1个百分点。
从世界水平来看，美、日、英、澳等国，其消费率一般稳定地保持在75%~85%的区间水平，俄罗斯、韩国等国家也保持在65%以上（表1）。
程碧波（2007）计算得出：若是中国稳定以不变价8%的速度增长，物价水平保持在2%左右，在国民收入中，投资率应为31.5%，消费率应为68.5%。就算我们对投资率再放宽松些，中国要稳定以8%的速度增长，且保持企业的合理利润率，则其投资率不应高过35%，消费率不应低于65%。如果不变价增长速度降低到4%，则其投资率应降到25%，消费率应升至75%。如果对投资率再放宽松些，则投资率至多不应高于30%，消费率至少不应低于70%。换言之，经济增长速度越低，若要循环畅通，则投资率应越低，消费率应越高；反之经济增长速度越高，若要循环畅通，则投资率应越高，消费率应越低。
在希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时，提高投资率是很自然的选择，但问题是客观上能达到何种经济增长速度。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那么当经济增长速度为4%时，提高投资率是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但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4%，则提高投资率的后果是使得消费不足、循环堵塞、企业大批亏损，最终经济增长速度连4%都达不到。所以投资率、消费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关系。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即使假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8%，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仍然比合理的消费率65%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假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为4%，则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比合理的消费率70%低了将近1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巨大鸿沟。从循环的角度来看，由于投资率仍在不断提高，因此从2007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循环的阻塞性不是缩小而是在继续增大。虽然从2007年到2019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高，但这个提高的部分是来自于净出口的降低而不是来自投资的转移。再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在2007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内下降了1.1个百分点。所以我国经济循环当前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必须采取大动作来启动国内大循环，否则经济将不堪重负。
2020年中国疫情控制得较好，国内经济活动正常有序，经济保持了正增长。但受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低迷，多国经济出现衰退，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亦有所减少，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2020年前三季度消费数据不理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324亿元，同比下降7.2%。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网”显示，2016年破产审查案件数据为零，破产案件为2868件；2017年破产审查案件为29件，破产案件为2985件；2018年破产审查案件559件，破产案件9433件；2019年破产审查案件1437件，破产案件18986件；2020年破产审查案件2582件，破产案件44626件；2021年截至3月份，破产审查案件501件，破产案件12639件。可见，近年来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速度惊人。依据202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年全国破产重整成功的企业仅482家，占全年破产案件的比例为2.5%。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在疫情中有所恢复、经济正增长而麻痹大意。中国经济战车已经不堪重负，经济循环不是小打小闹调整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调整达到GDP10~15个百分点，才可能实现循环畅通。
二、经济循环下调整投资与消费比率的工具箱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消费率的大幅提升？增强一次分配是有效手段。但这里的一次分配主要是指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含利润分享）。合理地提高员工劳动报酬，既增加消费能力，又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这是最值得研究的激励办法。一次分配中也包括资本利得等财产性收入。但是财产性收入与收入人的既有财产总量呈正相关关系。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化是贫富差距相对平均的结果，同时，财产性收入也可能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原因。扩大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过分则有可能带来消极后果。提高消费率的传统手段是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力度如果过大，会导致工作努力者的积极性受挫。
政府可以考虑对消费一端增加低息乃至部分无偿的资金供给，同时提高资本一端的资金成本，例如提高央行再贴现利率，增加财政收入，以部分弥补消费一端的政府资金补贴。但在开放经济的假设下，资本可能到国外进行低成本融资，再到中国换成人民币，并在中国进行投资以获得高收益，此时将可能对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假如经常项目的贸易顺畅，并且国内外的运输成本、过关成本可以忽略，那么外币的汇率主要取决于外国的物价水平，因为可以使用外币购买外国货物到中国投资。但是如果经常项目的贸易并不顺畅，例如存在较高的运输成本、过关成本，则外汇的汇率将面临贬值压力，其贬值的幅度上限为以其兑换的人民币可在中国国内采购同样商品的价值。如果出现结构性物价不均衡，即若外国很难提供中国需要的物品，则外汇的贬值幅度、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中国高利率的收入可以超过国外的商品运到中国的价格（以人民币计价）与中国本土商品价格之差，则国外资金流入中国进行投资就是合算的。此时较低成本的国外资金就会对政府提高资本一端成本的努力形成打压态势，中国政府对消费一端的补贴资金供给，就会流入国外资本手中。防止这种情况大规模出现的办法，是对外汇与人民币的兑换征收汇税，以提高外币的资金成本，削掉国内外的资金利率差，同时也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这样，增加消费一端的补贴资金供给，同时增加资本一端的资金成本，可以有效地调整消费比例，同时解决财政失衡问题。
另一提供消费资金的渠道来源于经济增长和物价的适度膨胀，此即货币税。随着经济增长和物价的适度膨胀，央行需要供应的基础货币量也会增长。研判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最低基础货币量，将此最低基础货币量作为中央政府的事实收入，这部分收入亦可用于供给消费补贴。但是必须注意，实际基础货币量与最低基础货币量之差，则必须要有足够的储备，以防止通货膨胀。因此不宜将实际基础货币量估计过高，导致储备不足，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增大消费比例的办法则是通过国有经营，获得的利润来反哺消费。这种国有经营的特点应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其收入与人们的财产高度相关，即高收入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多，低收入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少。它本质上起着贫富差距的赋税调节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官山海”就是此类，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通常，如果缺乏垄断性，这种国有经营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它的本质仍是赋税，是以商业经营的方式来行二次分配之实。就目前来说，各种形式的租金收入是比较好的切入点。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提高资本成本来弥补的消费端资金补贴、货币税、“官山海”类国有经营，是消费资金供给的重要手段，它首先保证消费购买力的来源。在有了消费购买力来源后，才谈得上如何激发人们的合理消费意愿。
三、经济循环下各种消费的作用和定位
消费购买力的保证是经济平衡的前提，但并不是充分条件。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把生产的东西消耗掉了事，也不是为了消耗掉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必须去消费。好比一个人一天只能吃两斤大米，我们不能为了消费掉大米供给，而让此人吃更多的大米。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评估人口的增长率，为未来的人口增长保留足够的耕地储备，并确保灾荒年的粮食储备，然后优化配置劳动力和资本到其他产业。
不良的消费不应受到鼓励，尤其是不良且能上瘾的消费不应受到鼓励。而市场竞争本身往往并不能有效甄别出不良且能上瘾的消费。一方面，这种消费无益于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这种消费会拉动社会资源组成不良产业链，挤占其他健康产业的社会资源；再者，这种消费会挤占消费者的其他消费，使得消费者的其他正当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降低消费者生活质量。典型的这类消费如吸毒。医疗的某些产业也可能带有这种属性，例如对于医药厂家来说，开发一次性治愈的药品，并不是基于医药厂家的最优选择，相反，开发短期见效快、但是不能治愈而需要终身服用的药品，则是符合医药厂家的最大化利益。而医药又事关人身健康，医药厂家会说服相关机构制定标准以形成一个垄断市场，以人身健康的理由来阻止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并且医药品还具有基芬品的性质：由于患者不掌握医疗的专业知识，所以越昂贵的药品，越能让患者需求的欲望更强。通常患者都会按照自己收入的上限来选择一些不必要、过分昂贵的药品，由此形成对患者其他消费的剧烈挤占。尤其医疗产业的制品有相当比例来自国外，如果我们对医疗产业的特殊性没有深入认识，而仅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虑医疗产业化，将可能给国家经济带来沉重负担，也直接打击人们的其他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目前来说，对中国人消费影响最大的三大因素，就是医疗、教育和住房。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三大消费的定位并予以执行，中国人的合理消费需求才可能真正调动起来，使得社会生产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从历次疫情等历史来看，中医具有低成本、高效能、根治病根的特点，它不是资本市场的宠儿，甚至从纯粹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在威胁着医疗的资本市场，但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中医可能是把人们从沉重的医疗负担中解放出来的最可行办法。国家必须要从“双循环”的角度来看待发展中医的大局。医疗的高成本、终身依赖性不解决，“双循环”就不可能顺畅进行。
通常来说，应当遵循“谁消费谁买单”的原则。但更严格来说，应当遵循的是“谁收益谁买单”的原则。因此，除非为了人道主义，否则当某人进行某种消费，只有他自己收益时，无疑应当由他自己付费。但是，如果某种消费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此种消费不但有益于消费者本身，还对社会具有很大的益处时，此种消费的成本就应当由消费者和社会（或政府）来共同承担，而经济困难者的此种消费则应该由社会（或政府）来付费。外部性强的消费，最典型的就是教育。教育之所以不能完全实行免费，来源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良好的教育资源所能容纳的学生数量有限。在今天网络普及的时代，在线教育的成本正在不断降低。国家应加强在线教育的力度，其中包括高等教育的在线教育。国家对各个区域的教育投入亦应相对平均化，避免对个别区域集中投放教育资源。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对个别高校、个别区域集中投放教育资源的策略并不成功。有些名牌大学在创造性、产业化以及在国家战略产业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相反，一些非顶级大学在国家战略产业中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名牌大学的光环容易使得其学者和学生喜欢浮于表面，从理论到理论，不愿意下工厂、进车间，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资源的过分集中也使得国家很难展开大规模的免费教育，因为被集中资源的教育单位能容纳的生源数量有限，而其他教育单位又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容纳免费生源。如果教育资源相对均等化，那么就业单位对学生的学校出身也不会如今天这般重视，而注重对学生自身能力的考核，学生也就不存在一定要追求名牌大学的压力，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品牌在经济学上的含义就是租金，通过不同的品牌在学校之间形成级差地租。对于各个学校来说，树立自己的品牌，以达到“一俊遮百丑”的目的，这是合理的选择，也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但这不应该是国家的选择。国家的职能应该是如实地向公众告知各个学校的真实信息，避免公众被名牌等品牌效应误导，也避免在品牌上处于劣势但具有实力的学校被公众不合理地抛弃。换言之，国家决不可在品牌建设上和各个学校一起跟风。当教育资源不再紧缺后，全民免费教育包括免费高等教育就成为可能，从而解决人们在教育上耗费太多资金，以致挤压其他消费的问题。
必须妥善处理好经济租金。前述医疗产业、名牌学校均存在经济租金。经济租金的存在使得市场竞争受到破坏，资源因过分集中而形成不必要的稀缺，市场规律失效，从而需要行政手段的干预。顾名思义，租金与地租的原理相同。从历史上看，对地租的研究及其调控最早出现于中国，公元前700多年管子相齐时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政策——按照土地好坏等级来征收不同的税率。优等土地征收高税率，劣等土地征收低税率乃至不征税，这就是最早的级差地租思想。而在西方，直到2400多年后，政治经济学者配第才提出级差地租的概念。经过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发展，马克思发展起较为完整的地租理论。马克思指出地租分为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II。级差地租I，是指投入不同地块上的等量资本，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或土地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有差额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I是天然形成的。级差地租II，是指对同一地块连续增加投资，通过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而形成的超额利润。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级差地租I。根据这一理论，在面积相同的土地上投入等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优等土地比劣等土地的产出更高，差额构成了级差地租I。如果政府以赋税的方式征收这个级差地租I，那么对于种植者而言，在优劣两种土地上的相等投入会获得相等的收入。这样做不会降低优等土地的产量，因为种植者同样获得了社会平均收入。中国的土地转让金制度对房产价格影响很大，而它正是建立在级差地租I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土地转让金制度，政府将城市土地拍卖，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收入。一般来说，投资在繁华地区土地上的资本，其利润率要高于投资于落后地区土地的资本，因此前者的土地出让金也会高于后者的土地出让金。这事实上等价于征收级差赋税。根据级差赋税理论，对级差赋税的征收是不会影响土地产出的，因此土地出让金的征收不会影响土地效率。但是由于土地出让金会刺激政府将有限资源集中投放到核心区域，使得核心区域产生级差地租II，从而便于政府征收土地出让金。理论上，政府能够征收的级差地租II，可以使得核心区域的经营利润率与非核心区域的经营利润率平齐。因此，资源集中的核心区域的经营利润率，恰恰受限于资源稀缺的非核心区域的经营利润率。这样的后果，是全社会的经营利润率普遍降低。当然，实际上政府不可能把核心区域的级差地租II完全征收，而未征收部分的级差地租II，就会归核心区域的房产所有者所得，而不会归核心区域的非房产经营者所得。这样，政府通过资源集中以拉开地区差距而产生的级差地租II，会造就一个不劳而获的房产暴富阶层，而辛苦打拼从事产品研发的实业经营者只能获得非核心区域的低利润率。由此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严重打压实业领域，并且使得财产性收入严重朝有房者倾斜，拉大贫富差距，降低社会消费能力。
因此，前文关于医疗、教育和住房在消费中的作用，与当前的某些研判是完全相反的。这三者的任何一个，都不应当做成营利性产业，至少不应当做成高营利性产业。其做成高盈利性产业非但不能启动消费内需，反而会萎缩消费内需。当人们的身体健康需求、教育需求和住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是很难进行其他消费的。
那么，在人们的医疗、教育和住房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消费需求足以拉动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相联系：“为何一方面产品难以销售出去，而另一方面人们生产产品的工资又不足以购买自己所需产品？”假设在医疗、教育和住房需求之外，已经不存在大宗消费来拉动经济，那也就意味着人们对消费已无更多欲求，对产品供应感到满足。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现实是大量人群具有较深的忧虑感和紧张感，对产品供应并非感到满足，这说明其他消费需求仍然存在，只是由于购买力不足而难以释放出来。所以关于医疗、教育和住房需求之外的需求是否足够拉动经济的问题，是一个伪命题。总的原则是，可以利用富裕阶层的某些刚性需求来强制缩小贫富差距，但不可以利用所有人的刚性需求来强制拉动总消费，否则后果必然是消费萎缩，人们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四、正确认识经济循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在假设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速必然减缓。在循环经济的体系中，终端消费增速的减缓也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那么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就是一种较差的经济状态呢？对此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认为，如果在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人们的劳动报酬过低，以至于其经济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经济状态毫无疑问是一种衰退，是宏观调控所必须避免的，这种经济状态恰恰体现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因此并非消费满足下的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如果在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人们的劳动报酬能让人们过上比较满意的生活，换言之，就是人们的消费需求真的已经被满足了，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变慢了，此时则需辩证地看待低经济增长速度。
无论何种经济状态，都应有三个宏观经济目标。第一是满足人们当前的消费需求；第二是满足人们长期的消费需求；第三是应能尽量大程度地促进创新。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第一个条件相对容易满足——虽然事实上亦几乎从未得到满足。在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情况下，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并不容易，因为必须要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稳定消费市场，才可能维持正常的生产设备运转。所幸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这样庞大的稳定消费市场。第三个条件则是与人类的特性有关：人类的创造力，既不来自毫无压力的“大锅饭”制度，不来自完全散漫的无政府主义，也不来自高度紧张的“急行军”。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人类并不具备深层次的思考能力，而只能做一些短平快的体力工作。因此，长期过分高速增长的经济，其主体一定是粗放型经济。如果中国期望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的转型，那么适当地放慢节奏，这是经济转型的必要前提。创新火花的产生，从火花到草案的绘制，从草案到产品，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磨。这个打磨的过程是无法指标化、无法定KPI的。应当让创新者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来从事高不确定性的创新工作。但在创新出来之前，很难辨认谁是创新者而谁不是，因此普遍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使得多数人有进行思考创新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条件，是最好的措施。国家应建立公共的创新平台，像国家图书馆那样提供公共的创新设备或工具，允许任何人免费或仅仅支付成本地使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创新才可能真正地实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才可能真正地提高。所以应当对当前中国各阶层的生活紧张状态进行评估，研判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如前所述，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以计算的数据为例，若中国以不变价8%的速度稳定增长，物价水平保持在2%左右，则在国民收入中，投资率应为31.5%：消费率应为68.5%。若中国不变价增长速度降低到4%，则其投资率应降到25%，消费率应升至75%。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越慢，消费率就必须提得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投资率就必须提得越高，否则经济必然要出现危机。经济结构中，若消费率过低，却企图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则必然会导致劳动报酬过低、终端消费产出过快过多而无法获得足够的市场购买力，投资无法回收本利，从而出现大片的企业亏损乃至破产，金融系统的信贷危机爆发。反之，若消费率过高，却企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则必然会导致劳动报酬过高、终端消费产出过慢而求大于供，经济过热而通货膨胀。所以“双循环”经济的规律非常奇妙：当试图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发展集约型经济时，必须同时增加消费以平衡经济，而这增加的消费又可以保障创新者的生活条件。这与天道是相吻合的。
适当降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但可以促进创新，也可以节省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实现可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决不应该为了拉动经济而不计成本收益地滥用消费，相反，应该尽可能地节约资源。一切消费，如果不是必须，都应予以适当地、有节制地控制。如果技术在不断进步，而以货币价格计价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乃至停滞，人们的生活富足而张弛有度，这样的经济应是理想的经济状态，因为它意味着用最小的代价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创新发展。这个原则并不见于今天的经济理论，在今天的经济理论中，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可见只有“双循环”经济理论，才可能完善而符合逻辑地处理好以上几者的关系。
五、正确理解经济循环下的区域均衡与效率
如前所述，医疗、教育和住房在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资源的集中投放致使优势资源只能服务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难以获得普遍服务。就效率来说，资源也并非是越集中越有效率。土地只是生产要素之一，其他生产要素与土地的比例搭配，亦有最优值。若过多资源堆积到极少的土地上，土地以外资源的边际收益必然会递减。例如空气质量、垃圾废物、污染处理会因为土地过少而缺乏自消解能力，需要另行建设处理系统。尤其是在大城市上下班的途中时间漫长，极大地耗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形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极大地缩减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欲望。建议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必须把劳动力上下班的在途时间列为重要成本来予以优化。例如若一个劳动力的上下班在途时间总共为4小时，那么按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意味着此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至少被浪费1/2。而如果把这在途4小时视为加班工作量因此乘以2倍，则此劳动力被白白浪费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与其发挥出来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等价（乘以2倍不仅从加班角度看合理，人的工作疲惫程度也是随着工作时间增加而累加的，失去消费时间则更超过了2倍的价值）。毫无疑问，这种资源的集中极其低效。比较而言，远距离上下班的车辆损耗、汽油费用等都反而是小项。
如前所述，资源高度集中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其相比资源匮乏地所获得的超额收益却很难被实体经济经营者所获得。资源集中地所产生的级差地租II，普遍地降低实体经营利润率到趋近资源匮乏地的水平。我们假设国家征收土地转让金用以公共建设，因此部分级差地租II可以用之于民，但是政府不可能把级差地租II征收完毕，通常会留部分级差地租II的收益给民间。但这部分留在民间的级差地租II又大部分没有流到实体经营者手中，而是流到了房产所有者手中——否则就不是地租了。由此财产性收入而形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分化格局，实体企业在艰难中挣扎。级差地租II的存在，使得投资资金向地租投资流动，这是资本趋利之必然。更何况土地出让金所得，大多并未直接转为消费补贴，而是继续用来增加投资，进一步提高投资率、降低消费率。
高素质人才大幅流入东部少数资源集中地区，付出与工作几乎等价但却不计入国民经济成本和城市规划成本的在途时间和精力，却收获与资源稀缺地差不多平齐的收入（考虑物价水平），所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大城市的结婚率和出生率急剧下跌。高素质人才越来越缺乏结婚的财力，甚至在工作重压下缺乏结婚的欲望，缺乏抚养孩子的财力，更缺乏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绝大多数高素质人才几乎没有可能抚养两个孩子，连起码的自身家庭延续都不可能做到。人口的剧烈衰减将成为普遍的大城市病。而如果高素质人才连维系一个正常家庭的能力都没有，又何来幸福感，其消费能力又如何能发挥出来？“双循环”经济又如何能正常进行呢？
六、在疏通循环中实现平衡增长
我们必须从宏观角度审视经济发展的使命。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解放人类，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使得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机器所无法完成的创造性活动。科技越发达，生产的产品越多，带给人类幸福的能力越强。但在今天却往往截然相反：科技越发达，生产的产品越多，带给人们的越是压力和恐惧。机器自动化原本应为人类服务，并且在今天的条件下也有能力为人类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但是现在却有可能成为人们贫困的来源。这种现代科技和生产在个体化家庭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异化，只有在大国体系下深入贯彻“双循环”经济理论才能得到解决。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经济机体的过分紧张，来自于经济循环的堵塞。而这种堵塞又来自于投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失衡，来自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如果缺乏经济增长速度的确会出现经济剧烈动荡的客观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不惜一切代价地提振投资的数量而无视投资的质量，饥不择食地强迫消费而无视消费的必要性和对其他合理消费的挤占效应，无节制地集中资源而无视人们上下班时间财富的巨量浪费，这是难以为继的。
因此，以科学的“双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根据人们的工作时间、在途时间、消费时间、休息时间和区域均衡的国家安全要求，研究最有益于人们创造力的紧张程度，由此研判张弛有度的经济增长率，并根据此经济增长率确定合适的投资率和消费率，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财产性收入、提供资金的收益、货币税以及经济租金等方法，实现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构，疏通循环，平衡增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