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麻情结：点上一支，抬头挺胸
【编者按】
这一年，北京警方在禁毒方面可谓卓有成效。最近，柯震东和房祖名又因吸食大麻而被他们抓捕。在被刑侦拘留14天后，柯震东获释却又要面临台北警方的侦讯。
柯震东和房祖名被抓，让大麻成了敏感词。不过追溯大麻的历史，这种原产于亚洲中部的高价值植物，除了提炼瘾品，还可以制作食用油、牲口饲料、大麻纤维、大麻精油等。在最早崇尚大麻文化的印度，更是开出口服大麻的药方来治疟疾等传染病或风湿等疼痛症。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的这本《上瘾五百年》详述了烟、酒、咖啡和鸦片等瘾品的有趣历史。其中，《欧美大麻情结》一篇讲述了大麻在欧美的传播历程，看它如何从底层流行亚文化变为中产阶级虚无堕落的象征。
因为普遍容易取得，大麻烟的价格低廉，一支（包大麻的香烟）售价在5-50美分之间。这是认同此种新兴流行亚文化的都市年轻黑人负担得起的价钱。这种亚文化的英雄人物是爵士乐手，他们以身作则抽大麻而居推广之功。其中有一位的推广方式更是与众不同。芝加哥出生的犹太裔单簧管吹奏者麦兹罗（Milton “Mezz” Mezzrow）——第一位“白种黑人”（White Negro）——确信自己是个黑人，并作为大麻烟的提倡者，在哈林区的街头兜售一支支饱满的高级大麻烟，3支50美分。他对买烟的人说：“点上一支，抬头挺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的精神科医生为防止军中的士气与纪律出问题，仔细审视了服役黑人吸大麻烟的情况。个案调查中记录了一名26岁士兵的体验，此人说的话是轻声的耳语，叙述时脸上露出梦幻的、狂想的表情。“你会全身发热，你会全身发冷。你会喜欢看怪里怪气的东西，会想去那种可以看见人们赤身裸体懒洋洋瘫着抽大麻烟的鬼地方。那是过瘾的顶点。你会想要看那种东西。你会喜欢人家亲吻你全身。你会巴望这种事。去了大家一起抽大麻烟的地方，你会想听发疯的咚咚打鼓声，想看裸体发癫的女人。”诊断结果：麻药上瘾。勒令退伍理由：按第八款——具有不适当及不能适应军队生活的习惯。
劳工阶级男性利用大麻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也不算新鲜事。但当时美国人服食的大麻和传统印度大麻的服用形态并不一样，这是比较限于满足快感需求的，并不当作药用茶或民间药剂，只图吸它能够享受一下。美国人的使用模式有别于比较古老的且用途较多样的大麻情结，鲁宾称之为Marijuana Complex（大麻烟情结）。
美国的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主流社会。自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大麻会馆”（Club des Hachichins）进入全盛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就开始抽大麻，为的是寻找新鲜刺激以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所说的“强化的个人特质”。但带头做的人非常少，跟进的人也寥寥无几。到了20世纪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穿着喇叭裤的学生点起大麻烟来抽，情况可就不同了。心理学家威廉·麦格劳特林（William McGlothlin）将这个现象做了简单扼要的概括：“透过嬉皮运动的中介，大麻烟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瘾品脱胎而成为中等阶级与上流社会的瘾品。”嬉皮是从20世纪50年代组成人数不多却引领知识界风骚的“颓废运动”（Beat Movement；Beat又可以作“蒙福的”、“律动”、“怪癖者”等多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媒体对于嬉皮有利的（即便不是故意偏袒，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加上种族隔离制度、都市物质主义、“越战”的令人反感，都引起年轻人一窝蜂地效尤。大麻烟正好可以成为叛逆行为的多重价值的象征，因而在高中生及大学生之中蔚为风潮。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从大一到大四的吸大麻人数是逐年上升的，但研究生的吸食者递减。因为研究生比较偏好镇静剂。
后起的这个大麻情结在美国特别受瞩目。据估计，到1979年为止，约有5500万美国人吸食过某种形态的大麻，其中2/3是18至20岁的年轻人。类似的现象很快就蔓延到全世界。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印度、菲律宾、苏格兰、委内瑞拉、联邦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的大麻吸食者大幅增加。典型的吸食者是十几岁到20出头的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男学生。大都市和市区近郊是主要的市场所在。丹麦的大麻吸食者最常出没的地方是哥本哈根，瑞典吸食者的集中地是斯德哥尔摩，其他国家可以类推。不论在哪个国家，年轻的大麻吸食者进而吸食其他瘾品的可能性都远远高于不吸大麻的人。其他瘾品包括迷幻药LsD（麦角酸二乙酰）、安非他明、可卡因，以及在欧洲滥用特别严重的海洛因。
有人认为，大麻文化结合其他反主流文化的吸毒行为之所以越传越盛，要归咎于少数几个坚决“以恶癖营生的人”。首先被点名的两个人即是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巴不得有新卖点可供炒作的媒体把他们的不良示范放大，不明就里的群众也就糊里糊涂照单全收。这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是，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说过，存心带头的人不可能造成群众运动，除非历史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这件事而言，先决条件在于人口。20世纪早期的经济萧条年代中，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都锐降，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才再度上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上升。生育率齐升的结果是，全世界30亿人口之中，有9.69亿人在1960年是属于5至20岁的年龄段——几乎每3人中就有1人是在这个年龄段。换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都在走过十几岁到20出头的阶段。
因此，“易受感染”的人数之多，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年轻人对于瘾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忍受力比较强，自然就比年纪较长的人更想要寻求新鲜刺激，更容易瞻前不顾后，也更急于模仿同侪。这些心理特性都易于促成瘾品滥用。在生活富裕的西方社会以及正在西方化的社会里，在凸显个人风格、及时行乐、性解放的意识正在抬头的时代，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
在20世纪60与70年代吸食大麻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也有机会到处旅行，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手头宽裕、出国念书的机会多，而且搭便车的交通方式十分便利。所以他们也成了到处传播瘾品吸食的媒介。出生在大麻烟故乡印度的拉文德·辛格（Ravinder Singh）可以算是大麻情结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军官之子，进的是贵族学校，在寄宿学校就学会了抽大麻。后来他离家游荡，到了尼泊尔，又到了海岸边的果阿。他的回忆录——他死后由他父亲代为出版——之中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他不论走到哪里，总会遇上一些从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来逍遥游历的“毒瘾客”（Freaks）。这些吸毒者为了享受便宜的大麻来到东方，对于LsD和海洛因都有不小的瘾头，或起码都乐于一试。就是在与这些人之中的一个蓝眼睛、穿牛仔裤、趿着凉鞋的法裔加拿大女孩共处的时候，拉文德打了第一针海洛因。这瘾品也终于在他21岁时要了他的命。
大麻传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Micronesia，位于菲律宾以东）、斐济、萨摩亚、汤加，以及太平洋其他岛屿地区，是拜美国的“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的志愿者之赐。按官方政策是严格禁止吸大麻的，但是天高皇帝远，派出去的年轻人的意愿胜过一筹。以西太平洋的特鲁克（Truk）为例，志愿者们分别在几个岛上种下大麻种子。起初特鲁克原住民不知道这种作物该怎么使用，经过从外地回来的特鲁克大学生指点——再加上观赏美国的影片和录像带，他们这才明白过来。旅行和运输在瘾品发展史上是决定性的变量，这与旅行运输助长传染病的扩散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