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访问欧洲，中国能向欧洲取什么经？
历史上，中国曾有“西学东渐”，如今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和倚重，免不了向欧洲“师傅”取取经。专家们认为，德国长期维持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工资增长，这点值得我们学习。而现今欧洲国家福利标准过高，福利模式难以借鉴。不过专家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搞福利建设。
德国“师傅”的治理经
从欧洲层面的治理，到欧洲各个国家的治理，从外部治理到内部治理。欧洲“师傅”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地区，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二战后，欧洲在现代国家治理方面继续创造出新的经验，同时也有一些教训。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丁纯认为，德国战后的国家治理思路是“搭台”而非“包办”。
他说： “德国整个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治理，政府比较明确的是构建社会经济运行的框架，坚持在创新、教育、生态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加力，而不是代替企业、个人、创新，政府的目的是基本上建立一个有效市场。”
他表示，德国在整个决策的过程当中，非常强调法制，德国向来有此传统，俾斯麦曾一直强调秩序，而并没有过分强调社会革命。此外，德国重视社会公正，尤其是它强调社会伙伴体系的差异。
“欧债危机前10年，德国之所以可以一枝独秀，是因为它的文化体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野党不是起破坏性作用，工会非但没有要求涨工资，某种意义上因为工会的作用维持了这样一种协议工资，使得德国长期维持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工资增长，这点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一个是担当的问题。你去看战后60年德国整个思想逻辑，德国人尽管有左翼有右翼，但是经济治理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基本上没有出现太大的改动。德国政治家的操守和敢于担当的个性也很重要，德国前总理科尔访问复旦的时候，在饭桌上我问过他：你现在有没有后悔？你做的那些事情现在都是默克尔在享受。他说，作为政治家，如果我的主张得不到实施，我认为对的东西得不到实施，那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丁纯是在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举办的“欧洲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德国是如何应对社会老龄化的？据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志强教授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后，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20%，德国引入养老护理的保险制度。1995年德国正式启动养老护理保险，2008年后，德国又提出三次相应的养老护理改革，2013年，在德国联合政府执政协议的一个章节内，有3页是在讲护理问题。
“首先，国家把护理和养老放在宪法的原则高度。第二，养老护理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德国人善于早发现问题，并且加以解决，落实到位。第三，德国更多考虑的是护理养老，德国有约200万人需要护理，护理养老减少了年老者的费用负担，我们中国虽有养老保险，但是它把医疗、养老、护理融合到一起，如果能分类管理，效果会更好。
欧洲“师傅”也有愁
“我们欧洲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大堆。”波兰前驻泰国和菲律宾外交官波格丹•古拉尔赤克（Bogdan Góralczyk）在复旦大学的另一场报告会上如是说。他目前在华沙大学做东亚问题研究。
古拉尔赤克表示，欧盟对乌克兰乱局感到焦虑。内部来说，欧盟与俄罗斯互为主要贸易伙伴，欧俄关系千丝万缕，但欧盟各国利益诉求不同，对俄制裁的态度差异巨大；外部来说，美国对欧洲也有要求，但欧美步调很难一致。
2009年欧洲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仍未摆脱欧债危机阴影。
“亚洲，特别是东亚，距离我们太过于遥远，欧洲人考虑更多的不是东亚的局势，而是要解决我们自己家门口的问题，比如乌克兰危机、欧债危机，还有推动欧盟一体化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福利制度”借鉴不易
并非所有欧洲经验皆可拿来即用。
在被问及哪些欧洲经验是当今中国难以借鉴的，不出意外，一些学者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中国目前最难以借鉴的，是欧洲的福利制度。
丁纯告诉澎湃新闻：“福利制度”实际上讲的是社会保障。它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资金，二是共识，三是立法。充裕的资金是最基本的条件。社保的分配实则并不是按照经济理性去分配，所以需要设立一套具有共识的制度，这种共识是和国家的文化紧密相联，此外，还需要用法律去保障制度的实施。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表示，福利国家是有条件的，特别是高水平和高标准的福利国家，而这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无关系。“欧洲治理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借鉴不是照搬。”
那么，福利国家的建设与经济发展有何种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运春认为，多数人认为经济增长才有发展福利的可能性，也有人认为发展福利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是不同的福利保障方式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
“一国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从工业化转到后工业化，生产方式不同所带来的的福利保障制度也是不一样的。现今欧洲国家的生产方式与中国不同，他们的福利标准过高，福利模式难以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搞福利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