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台湾交往秘辛︱戛然而止的高潮
苏联试探美国态度：将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自“珍宝岛事件”、“铁列克提事件”相继爆发后，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苏关系的走向。作为“铁幕”另一边“盟主”的美国，同样急于了解社会主义阵营中“老大”与“老二”的边境冲突是否会引发双方的全面战争。此前，苏联克格勃特工曾在越南与美国外交官接触，试探美国对华政策原则：若苏联攻击并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
1969年9月3日，美国纽约。美苏双方的外交官在联合国总部就此话题又进行了一次接触。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阿卡蒂•舍甫琴科（Arkady Shevchenko）向美国外交官迈克尔•纽林（Michael Newlin）透露苏联“鹰派”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中国领导人错误估计了苏联的妥协性，也武断地以为莫斯科不敢动用比“战术核武器”威力更大的武器。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舍甫琴科此后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并被美国策反而叛逃至美国。因此他当时告诉美方的内容很可能便是实情，而非苏联方面单纯的威胁与试探。
国国务院关于舍甫琴科“鹰派”言论的内部报告
叛逃美国后，舍甫琴科出过一本回忆录《与莫斯科的决裂》（Breaking with Moscow）
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台湾方面也通过自己的情报渠道获知美苏之间就“永远摧毁中共的核子设施”进行接触。美方曾在给台湾当局的信中暗示：苏联可能会要求美国联手摧毁中共的核子武力，甚至希望台湾方面来执行此项工作。
美国曾试图打击中国的核设施
此时，苏联会试探美国及台湾，自有其历史渊源。早在1963年，美苏曾就是否摧毁中国核能力问题进行接触。不过，当时主动提出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是美国，苏联则持较谨慎的态度。期间，台湾方面也曾出动空军侦查搜集大陆方面核设施的建设情报。
196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邦迪（McGeorge Bundy）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谈。会谈中，邦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苏联是否愿意合作遏制乃至摧毁中国发展中的核能力。美国会询问苏联的态度，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中苏冲突已经公开化，其二是当时美苏正在商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同年9月，蒋经国出访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及美方高级官员都与他商谈讨论对策，台湾方面也提供了大量情报。不过，那时苏联态度暧昧，始终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积极反应，并对美国的真实动机疑虑重重。由于苏方迟迟不肯表态，美方军事干预的计划也一再拖延，以至于错过了军事打击的机会。时至1969年，苏联主动联络美国，甚至台湾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1963年美国行动的启发。
不过，这回轮到美国人态度暧昧了。1969年8月中旬，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表示：“我们无意与苏联人一道制定‘联合对付’中国的计划。”两周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通过不同渠道向外界传递了这个信息。
苏联：一边机场会谈，一边军事威吓
正当美国及台湾当局密切关注苏联下一步的行动时，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突然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出人意料的会谈。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柯西金代表苏联前往吊唁。返途中，苏方临时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就中苏局势进行会谈。11日，柯西金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并与周恩来会谈。双方谈及中苏之间的分歧、边界冲突及经贸合作等问题，被视为苏联“鸽派”代表人物的柯西金流露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强烈愿望。
然而，苏联一边与北京进行外交磋商，另一边继续军事威吓。9月16日，“机场会谈”五天后，被西方认定为“克格勃代言人”的俄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在《伦敦晚报》上发表了文章，称苏联准备随时袭击中国罗布泊附近的核武器基地，可能以入侵捷克的模式来处理中国问题。此文一出，引起欧美舆论大哗，台湾方面亦关注。同日，蒋介石在午后兜风时遭遇车祸受伤。与此同时，魏景蒙收到了维克多•路易斯的电话，提议在意大利罗马碰面商讨“倒毛事宜”。
魏景蒙的罗马噩梦：苏联爽约
9月20日，蒋介石不顾车祸伤疼，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召见了蒋经国与魏景蒙，亲自交代此次与路易斯会商的要点，提出可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台湾派人负责对中国大陆的核设施进行打击。蒋介石还拟定了摧毁大陆核武器的步骤：“先毁长江以南之中近程之飞弹基地；其次毁灭北方与西北的核子基地。”另一方面，为了尽早实现合作，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外蒙古独立。
两天后，魏景蒙为了避人耳目，未直接从台北出发，而是先悄悄抵达印度孟买。在此中转后，再赴欧洲。抵达孟买后，魏景蒙马上给路易斯写了一封国际快信：
亲爱的王平[路易斯的代号]：
我于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能在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 Dir Principi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祝好
Tanalin[魏景蒙的代号]
10月2日早晨，魏景蒙几经辗转抵达罗马。可能是旅途过于疲劳，他刚到酒店便睡了过去。昏睡中，“魏三爷”做了一个噩梦，梦里他被中共间谍跟踪，而又找不到路易斯。惊醒后，魏景蒙赶忙打电话给路易斯预定的伊登旅馆。然而，噩梦成真！路易斯居然真的不在旅馆，经查尚未入住。直到5日，路易斯仍未入住。
魏景蒙按耐不住，去当地电信局给路易斯在莫斯科的住处打了国际长途电话。但是，接听电话的是路易斯的太太，而非本人。5日晚上，路易斯干脆取消了自己在伊登旅馆预订的房间。次日上午，魏景蒙再次致电路易斯太太，对方说：从未收到孟买寄来的国际邮件。无奈之下，魏景蒙只得郁闷地返回台北。
10月9日下午，刚抵达台北，魏景蒙便赶去跟蒋经国报告此次任务失败的情况。不过，蒋经国却未显失望，而是话里有话地说：中共与苏联绝不可能和解，“好戏就要上场了，等着瞧吧！”
各方秘密接触，局势扑朔迷离
此前，中苏领导人虽然戏剧性地举行了“机场会谈”，但对立紧张的态势并未真正缓和，战争气氛甚至还在升温。10月中旬，中国大陆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均处在临战状态。10月20日，在中苏重启边界谈判后，苏方突然拒绝讨论“机场会谈”中双方达成的草案协议，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蒋经国所言的“好戏”可能便是指中苏关系再起波澜。1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出：苏联想“联我除毛”，美国人则希望“联毛制俄”，国民党理应“忍辱负重，自强自新，以趁机待变”。
另一方面，老谋深算的尼克松与基辛格乘此机会，透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渠道开始与中国接触。按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中国领土面积大。人口众多，战略位置好，同中国开战，还不如坐下来和他们谈。”在具体策略上，尼克松采取了一套与蒋介石父子类似的方式，即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这些传统机构统统搁在一边，通过个人亲信以一种极为秘密的方式进行幕后联络。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几乎完全蒙在鼓里。
自1969年末至1970年夏，中美之间“暗通款曲”。苏联与台湾当局同样通过维克多•路易斯及其他管道保持联系。虽然“罗马会谈”未果，但魏景蒙与路易斯仍有函电往来。此外，台湾当局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亦曾与苏联官员有过联系。至1969年8月下旬，路易斯再度提出见面会商的要求。
魏景蒙与路易斯再度密晤
鉴于上次被“放鸽子”，台湾方面此次对时间、地点的选择显得格外慎重。双方前前后后函电磋商多次，地点从罗马改到塞浦路斯，甚至德黑兰，最终确定此前成功会面的维也纳劳顿，时间则定在1970年10月30日前后。在此期间，由魏景蒙的部下罗启负责直接与路易斯联络。
10月18日，在出发前两小时，蒋经国召见了魏景蒙，转达蒋介石的指示：“重要的是看王平有多急”，借此了解苏联方面对双方合作的迫切性与诚意。实际上，此时真正着急者或恰是蒋介石本人。为了尽快促成实质性合作，蒋介石不仅表示“某种情况下我方可考虑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还要求魏景蒙向对方“强调我中华民国外交之独立性”，“回大陆后，中国绝不做反苏之基地”，甚至提出“东北西北可作两国合作特区”。
肩负重托的魏景蒙于10月26日抵达维也纳。当时，路易斯人在南斯拉夫，通过罗启提议在那里会面，但遭拒。30日，路易斯总算到了维也纳。当天下午2点左右，他赶到劳顿的某家餐厅见到了等候多时的魏景蒙。
路易斯急切地告诉魏景蒙：1971年3月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莫斯科领导层中“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因此需要台湾方面提供更多“弹药”给他，以便“鹰派”说服苏共党内对华采取强硬立场。正待深入讨论时，原本安静的餐厅忽然变得喧嚣起来，就餐的客人越来越多。于是，两人决定离开，搭路易斯租的轿车外出，在车上继续交谈。
魏景蒙问：“双方如果合作，莫斯科能做些什么事？”
路易斯回答：“莫斯科当然不会派遣大批军队到大陆和毛作战。不过，可以配合行动，在台湾方面发动反攻时，先以飞弹摧毁中共的海防基地。”接着，他又以“推销员”般的口气继续劝说：“很明显，美国不会帮你们打反攻之战，苏联是唯一‘有兴趣’的强权。美国和北平会谈，加拿大已不承认你们，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也不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如果你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反攻，就可能再也没机会消灭毛”。
这一日双方谈了近4小时，告别时约定次日在路易斯的住处继续。31日，魏景蒙前往路易斯锁住的旅馆，路易斯的太太也在场。午餐时，气氛融洽就如老友做客，路易斯还给魏景蒙看了自己三个孩子的照片。饭后，开车去维也纳市郊兜风，路上继续讨论“正事”。
魏景蒙坦率地表露了台湾方面的担忧：如果国民党军队成功登陆，苏联的“鸽派”却扯后腿危及合作反攻计划，怎么办？
路易斯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态度：“社会主义世界里，是容不下两个领导人的，一旦两人有冲突，其中之一必不择手段干掉另一个。在这种时候，宁可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也不能容许一个背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
会谈最后，路易斯又抱怨台北与莫斯科之间联系太麻烦，希望在维也纳、罗马、吉隆坡、新加坡、斐济或布隆迪有可以联络的人或管道。魏景蒙问他，若在柏林建立联系如何。路易斯当即否定，“那个间谍窝一点也不好”。为了方便联系与安全考虑，路易斯把岳母与另一位紧急联络人的通讯方式留给了魏景蒙。魏则委托台湾驻维也纳新闻“参事”朱新民担任路易斯的联络人。
苏联要求“汇款”，台湾表示同意
11月6日，魏景蒙返台，向蒋经国报告会谈经过。同一天，接到朱新民的电报，全文以暗语写成，伪装成商务公函：
“Party concerned asks your cable stating remittance date since necessary. Journey for establishments registration before Nov 12.”
电报隐约提及对方希望能在11月12日收到“汇款”（remittance）。这可能是希望得到台湾当局正式答复之意。
11月7日，魏景蒙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汇报。9日，蒋经国指示魏景蒙可告知路易斯：同意“汇款”，原则上同意交换情报并开展下一步合作。于是，魏景蒙马上电告朱新民：“来信收悉，请转告他，汇款不久会到。”
同时，魏景蒙还给路易斯的岳母处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史泰顿夫人：
请您方便时，将下列信息转达令婿维克多，本人将不胜感激：“公司已原则同意。在我们讨论细节后，就可以决定。”
你忠实的Tanalin
为保险起见，魏景蒙特意将信交给部下罗启，由其带到泰国曼谷后寄出。
正当台湾方面翘首等待路易斯回音时，苏联却与中国大陆就东北边界、河流等问题签订议定书，中苏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冷眼旁观的美国人同样认为双方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随着中苏“热战”可能性的降温，苏联与台湾方面的交往也迅速地由高潮转入低谷。路易斯并没有回复魏景蒙的函电。
中美建交，台湾成为“弃子”
1971年后，华盛顿与北京越走越近，莫斯科与台北则愈行愈远。
对苏联而言，台湾当局似乎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此前，无论是拉拢台湾“联合倒毛”，还是试探美国共同反华，可能都是莫斯科向北京施加政治与外交压力的手段，借此配合军事威胁来迫使北京同意重启双方的边界谈判。苏联方面选择让身份较公开的维克多•路易斯与台湾当局接触，或许便是希望让双方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为外界知晓，进而让北京方面有所忌惮。
1971年下半年后，台湾驻维也纳新闻“参事”改由虞为担任，他早年便在东京见过路易斯。然而，此时双方的交往已近尾声，尽管先后与路易斯见过五次面，但几乎未涉及什么实质内容，仅交换过大陆军事部署与户籍方面的情报资料。期间，神通广大的路易斯倒是曾经代转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远在白俄罗斯妹妹的家信。不过，根据罗启的回忆，蒋经国并没有把信转交给蒋方良。再往后，虞为与路易斯只有电话联系，随着局势变幻，渐渐也就断了往来。
中美正式建交后，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对莫斯科而言，台湾已无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价值，这段交往无果而终。
台湾与苏联秘密交往的两位主角
至于主角维克多•路易斯，则继续以记者的身份穿梭于“铁幕”两端。除了透露政治消息外，路易斯还承担在西方舆论界宣传苏联形象的任务。例如莫斯科奥运会前夕，路易斯与妻子一起重新修订多年前编著的《苏联指南》，并增加了与奥运会相关的内容，继而在伦敦出版。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外交正常化之时，路易斯在美国出版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即将崩溃的中华帝国》（The Coming Decline of the Chinese Empire）。1992年，64岁的路易斯因病去世，《纽约时报》称他是“克林姆林宫在西方的联络人”。2010年，一位名叫科沃克夫（Vyacheslav Kevorkov）的克格勃退休军官出版了一部关于维克多•路易斯人生经历的著作，他宣称自己是路易斯在克格勃的上级，又为这位“记者”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而另一位主角，魏景蒙之后转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蒋经国掌权后，他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直到1982年去世。同年，他的外孙女张艾嘉主演的港片《最佳拍档》上映，创下香港最高入场观影人次的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