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重建医患信任
舆论已经分裂。有人把患者和家属的反应当作对专业判断的干扰，有人指责医院没有保证病家的知情和选择权利。两种观点的对立程度令人吃惊。无论是医学院的专业教材，还是社会学研究，甚至是电视剧，都不会提供这样简单化的医院景象。但这恰恰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场景：医疗纠纷近年来呈现出爆发性的增长，一些情节离奇的案件细节公布后，不但当事人深深卷入其中，社会舆论也为之分裂。
这种分裂是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的爆发性呈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建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有效控制了流行性疾病，降低了生育风险和婴幼儿死亡率，人均寿命快速提高。这被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1980年代起，原有医疗制度随社会变迁逐渐失效，政府投资在医院经费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2003年爆发SARS疫情后，中国政府才开始重构医疗制度，通过财政补贴，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医院成了矛盾的焦点。
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一些医院特别是大医院，开始自谋生路，通过药品加成、滥用检查、大处方和特需医疗等方式增加收入。这激化了医疗领域固有的道德风险：利用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谋利。腐败丑闻随之而来。
不断恶化的医患关系是这段历史的缩影。对中国而言，最糟糕的是，许多难解的问题纠缠在一起。除了谁来为医疗活动付费的问题，还有医疗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衡，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落后，人类对治愈疾病的迫切期待与医学能力的落差，以及弥漫在全社会的戒备心态，等等。它们互为因果，摧毁了医生和病家之间脆弱的信任。
没有哪个问题是中国特有的。相反，上述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国家，只是程度不同。当然，每个国家回答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
在中国，一旦这些问题以医疗纠纷的形式呈现出来，不管是医生受到暴力伤害，还是病家被维稳，或者是双方达成私下协议，都会进一步促使医患双方情绪对立。
很难想像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加大了扶持公立医院的力度，但特权医疗占用太多资源的问题毫无缓解迹象；医疗保险降低了自费比例，但对大多数患者而言，个人承担的部分仍然是沉重的负担。因此，需要进一步控制医生滥用检查和滥开高价药品的现象。这又需要提高医生收入，并且提供某种程度的免责保障（有些不必要的检查是医生担心漏诊引起的）。
某些无望的疾病会因为奇迹出现而治愈。但重建信任的过程不会有奇迹可言。要做正确的事情，也要学会等待，除此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