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朱清时的背影
朱清时想创办一所大学来回答所谓“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本人却留下更多问题。首先,南方科技大学还会以改革为立校之本吗?其次,大学改革到底难在哪里?最后,深圳还是不是改革的特区?
以中国的标准看,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是一所“正常”大学。三年前,为践行“自主办学、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决心,南科大在没有教育部审批的情况下开学,学生不参加统一高考,学校不按照教育部的教学大纲授课,代价是学生毕业后拿不到教育部承认的学历和学位证书。
那时候的南方科技大学,表现出对现行大学体制的明确排斥和抗拒。但这并不是朱清时个人的豪赌。深圳市政府推动了南科大横空出世。2011年,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第一批44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上学,大多数坚持至今。中国社会对朱清时及其教育理念的认可程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学生入学一年之后,教育部的审批意见姗姗迟来。2014年1月,朱清时不再担任南科大党委书记,由原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接任。朱清时将于今年离任的决定同时宣布。
这也不是朱清时个人的落寞。大学改革是1980年代改革大潮的一部分,1990年代陷入停滞,1990年代末,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机,大学教育——特别是行政人员主导大学资源并凌驾于教师和学生之上的情况,成为大学教师们抱怨的主要话题。2004年,北京大学试图推行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以纠正过去教师“能上不能下,只进不能出”的弊端,但受到该校教师严重抵制。从那时候到现在,大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发生了重大分歧。大学应该优先追求办学独立、教授治校,还是以更严格的考核来迫使教师提高研究水平?
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一些大学占地广阔,校舍一新,设备一流,和十五年前相比,经费有爆发式的增长。但同样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是校园内外的不满情绪。
在有些大学里,论文和课题数量,已经是对教师进行考核的核心指标,行政主导的局面却毫无改观。大学的行政等级制比以前更为森严,因为资源与等级密不可分。如今的大学校长很少像1980年代的前辈那样,以教育家自居,并以改革者的身份为荣。他们是官员,主要的工作是筹款,特别是争取政府投资。
这正是朱清时决心在现行大学体制之外另起炉灶的原因。他曾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0年之久,深知大学体制对学术创造力的限制和伤害,也深知要在原有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的困难。朱清时在深圳得到了认可和支持,后者正是1980年代体制外改革的受益者。
在南科大短暂的特立独行和迅速回归主流的过程中,深圳这座城市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个因为改革开放而兴起的特大城市,曾经是改革的特区和改革者的精神故乡。深圳兴起的历史逻辑与朱清时创建南方科技大学的初衷完全一致:如果旧体制缺乏改革的空间、动力和资源,最好的办法是跳出体制,另起炉灶。经济学家称之为“增量改革”,以便和北大那种体制内进行的“存量改革”相区别。
但昔日体制之外的特区,已经成为今日体制的一部分。而且,今天的体制比1980年代更强大,资源更多,覆盖面更广。体制外的空间则在萎缩,增量改革很难得到资源,改革者的动力渐渐消耗殆尽。朱清时在南科大的改革如同1980年代的回光返照,而今,他的背影宣告这一模式已经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