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 | 西线陌生人：一战中的华工

        今年(2014)7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整一百年。一战是人类史上死伤空前惨烈的战争，欧洲满目疮痍，经济大受打击，大英帝国由此衰退，美国势力代之以兴。一战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也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严重的怀疑和幻灭，对近代欧洲本身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发展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批判。

中国在一战的地位和角色

        关于一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西方学界著述繁多，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总是被忽略。就以晚近出版的两本专书为例，在学界评价甚高的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一战之悲怆》(The Pity of War)和基根(John Keegan)《一战新论》(The First World War)，对于中国问题略而不详。2014年新出版的、由一次大战史权威耶鲁大学教授温特(Jay M. Winter)主编的《剑桥一次世界大战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三大册，收有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所撰的亚洲与大战之一章，探讨一战中的中国、印度、日本、越南和朝鲜。本文为徐教授刻正撰写的《亚洲与大战》一书之先期研究成果(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温特教授的这套一战史新论，从全球史观点来阐释一战对卷入其中的三十余国及殖民地的影响，探讨大战前后各参战国之损益及其对大战贡献等议题，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定位与一战的关系，终于得以呈现于著名的剑桥历史丛书系列。

        论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徐国琦教授已有两本英文专书问世。第一本为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修改自作者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论文(1999)，指导教授为著名国际史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该书由于运用了中、美、英、法、德等多国档案，观点新颖，甫问世即受到学界瞩目。第二本则为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代表著作《西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探讨一战时期中国曾派遣十四万华工远赴欧洲战场的史实，挖掘一段几已快被人遗忘的欧战华工的传奇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中国人视为“欧战”，亦即这是发生于欧洲战场的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这场“欧战”却和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何以如此？有人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没有五四何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没有一战就没有中国参战问题和决定战后新秩序的巴黎和会，当然也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百花齐放了。也有人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一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战争提供的市场机会、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家力量的较少介入(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内战与地方派系政争不断)及其他经济因素，造就了一批中国资本家的兴起。更有名的则是大战期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及占领山东被视为“国耻”，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造成近代中日关系难以弥补的一道裂痕。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于中国的参战对策、朝野舆论、国民外交、巴黎和会和五四新思潮等议题。整体而言，过去对于中国与欧战关系的中文研究，虽多有创见，但大多以消极评价作总结。

        一战时期中国由最初的中立国走向协约国一方，于1917年3月14日与德断交，再于8月14日对德奥宣战，最后得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从外交策略而言可以说是代价甚少，但却得以参与国际事务的一大胜利。然而由于一战发生的时间正值袁世凯政权转入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北洋外交持否定批判的态度，以致我们对中国与大战的印象停留在“巴黎和会的出卖”、“北洋卖国外交”，反而忽略了中国政府在大战时期积极的外交表现。徐国琦的第一本专书，从欧美各国档案与北洋政府的多元档案，肯定一战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和国际化努力。诚如徐国琦所言，此一时期中国内忧外患集于一身，内政外交密不可分，要理解一战对中国的意义，必须打破樊篱，从内政、外交、社会与国际关系都必须逐一考察。

长期被埋没的力量：一次大战的华工

        徐教授的第二本书《西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曾被温特教授称誉为“从一战的全球史写下被忽略的、且令人信服的篇章”。笔者曾在台湾《新史学》撰文评述该书，这篇小文主要点评徐国琦教授对于一战华工的研究贡献。

        一战华工的角色在西方长期被漠视，例如2003年编撰的《一次大战研究》(Researching World War I)的500页工具书中，仅提到一次华工。不惟学术界不重视，事实上整个西方世界对一战华工的集体记忆正逐渐消逝。由于涉及欧战华工招募的英、法等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愿对外公开这件事实，因为动用华工──中国最初为中立国，这件事有违协约国家的立场；同时，需要向中国人求援的事实，毕竟对英法两国的殖民帝国形象不佳；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封锁华工讯息，因中国直到1917年才参战，不愿德国获悉中国与英法间的“以工代兵”策略。这批华工多数为文盲，其留下的资料又相当有限，更何况在战时的通信检查制度下，使得此一史实淹没不清。法国政府在1980-1990年代，在中国城附近的小公园内建造了世界仅有的一战华工纪念碑。有感于重建一战华工历史的迫切性，正是作者撰写本书的主要动力。

        《西线的陌生人》首先即点出作为国际史一环的一战华工史的重要性。英法征集华工的过程，与英法在非洲、印度和越南等殖民地的劳工招募，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非殖民地国家，而华工的动员数目却最为庞大。过去对华工的研究仅止于中、英、法三方面，作者找到美、加两国罕见的档，说明1917年美国参战后随即向法国借调一万名华工，写下一战时期中美两国人民同在异域合作的经验，而华工于1917年至1920年间借道加拿大远赴欧洲及返回中国的悲惨过程，更是长期被加拿大政府刻意隐瞒。这群华工在欧洲的生活经验呈现了族群、性别与阶级的各种面向，例如不同族群的差异对待、中国人与法国女人的交往以及如何面对战后共同的命运等等。

        《西线的陌生人》一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共有十章，简述如下：

        第1章《大战和大危机── 中、英、法与“以工代兵”策略》探讨欧战爆发后中国对参战问题的谋略，以及梁士诒“以工代兵”政策的出台，使中国既可收参战之好处，又可免于被德国谴责有违中立国家的立场。

        第2章为《征兵与“欧洲奥德赛”── 为英法效命之人》，借用希腊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比喻赴欧场的华工，因为他们即将航向未知的海洋参与一场改变世界的大战。探讨华工的身份和来源、被筛选的条件、合同内容与待遇。

        第3章为《被隐藏的历史──秘密的加拿大通路》。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作战后，英国当下决定绕道加拿大将华工运送至法国，而这项任务主要由加拿大军方负责，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承揽穿越洲境的路段。这段故事过去从未被发掘，作者运用了当时随华工从威海卫一路到法国的加拿大籍军医和多位士兵的见证，记载华工在威海卫登上“俄国皇后号”(Empress of Russia)后的航行。

        第4章《工作》主要探讨欧洲华工营的工作环境、管理、工作内容、华工的牺牲和战后命运。

        第5章《待遇与认知》探讨华工营内的种族问题。

        第6章为《陌生世界的陌生客── 华工在欧洲的生活》探讨华工在欧洲的生活面貌，及西方人对他们的观感。

        第7章《美国士兵与华工》探讨美国参战后与华工打交道的故事。

        第8章《基督教青年会与华工》探讨基督教青年会参与一战华工营的活动及其对华工的生活、语言、沟通、教育与文化水平的影响。

        第9章《学生与老师的角色互动》探讨欧战时期中国社会精英在力图改造华工的同时，华工的进步也明显影响了这些精英的价值观和他们对国家前途的新思考，使他们深信中国可以更为强大。

        第10章《文明交融》主要探讨战后华工对战争的记忆、对欧洲的世界观、回国后的出路以及他们对这趟欧洲之旅的想法。

《西线的陌生人》的新观点

        本书依据各方资料的考证，提出的新论点如下：

        一、资料问题：过去的研究有32万、20万、17万等说法，莫衷一是。作者根据考证和加总计算，认为14万人比较可信，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此一资料。至于华工的死亡大抵有：一、赴法途中死于无限制潜艇作战。作者提出有752名华工死于德国的攻击，而中国官方的数字是713名，不论如何至少有700名华工在抵法之前丧失性命。二、究竟有多少华工丧身于欧战场？英国作战部和中国外交部的资料都不一，而法国方面的数据亦不详尽。作者保守推估至少有3000名华工死于战场，他们的坟墓在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地区依稀可见。三、死于清理战壕，地雷、引爆炸弹等。华工因清理战场和掩埋尸体，待在战场的时间比作战部队还久。在大战结束时约有3000名华工仍留在法国境内，不少人后来在法国定居，其中包括1850名技工和金属工厂签订合约。许多华工娶了法国女人，其中有两位老人在1989年获得法国政府的表扬勋章。根据数据显示1924年底，约有 2400名华工留在法国。作者估算约有3000到4000名华工死于一战，死亡率约2%以上。

        二、一战华工的起缘问题：过去普遍认为中国积弱，派遣华工只是顺应列强要求，而作者认为中国自甲午以来固然积贫积弱，但立意维新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在这个背景下，充满新世代思维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推动中国成为国际平等社会的一员。因此，中国主动实行的“以工代兵”策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藉由参与一战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和能力。

        三、北京政府对华工问题的重视：作者从相关资料分析北京政府甚为重视华工事务，除了“以工代兵”计划的缜密运作之外，尚有侨工事务局等专责机构，对于在法华工的照顾亦是尽心尽力，甚且在战后华工回国前即做好安置计划。这些作为与一般认为北京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置华工生死于不顾有所不同。

        四、各国华工营的管理问题：过去对欧战华工营的研究主要在英法两国，几乎未见美国、加拿大的资料。作者逐一探讨和比较各国华工营的管理、待遇、医疗和生活等状况。相较于法国人的家父长式管理，英国人对华工的管理较有种族歧视，美国营中的管理也不太妥当。华工绕境加拿大途中，加拿大政府对华工更有诸多不人道的作为，酿成不少悲剧。徐国琦认为管理方式的不当，主要根源于文化、种族的巨大鸿沟及沟通过程中的误解；英国人对待华工的不友善方式，显现英国对东方文化的无知、对持续作战的沮丧以及对自身社会的失望，也使英国人失去一个机会向中国人展示英国人的公道和正面形象。

        徐国琦教授以社会底层的农民或边缘人(Marginal Man)来透视中国，以这些历史人物作为连结东西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到族群、国家和国际的复杂互动，进而赋予历史更多深度与意义。他将一战华工的地位推到“最伟大的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成员之列，认为华工是大战前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的一代。理由是战时许多世界各国的劳工系来自殖民母国的征召，但华工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工征召像华工一样，与其国家的政策紧紧相系，并深深影响着一国的发展。

        《西线的陌生人》在宏大的学术立意之外，尚穿插一些精彩的小故事，尤引人入胜。例如华工抵达法国后，他们的服饰、外貌和举止，都引起西方人的好奇。华工喜爱光着上身、戴大草帽、不畏寒冷，总是带着浅浅的微笑，但也有人描述华工举止不雅，肮脏龌龊。同样，华工对这样的一个陌生文化惊讶不已，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隔阂，导致生活上的误解不少。作者搜集华工所作的歌曲，词中描绘着他们的思乡情，对未来的渴盼，欢乐与愁苦，亦详述华工营的娱乐和运动，包括踼纸球、打牌、打拳、拼图、打乒乓球等等。较特别的是不少华工也是创作战壕艺术（trench art）的高手──利用空弹壳和炮壳所做的装饰艺术。在描述这批华工和其他国家华工的友谊时，作者也找到一些华工和外国工人斗殴、冲突的故事，这批华工的娱乐、性和罗曼史，也收录其中。他提到英国华工营中较严重的问题应是赌博，而法国华工营则是因嫖妓导致性病问题。华工家属亦提供了关于法国女人与华工的爱情故事，其中一位华工张长松与法国女人相恋而结婚，二人共育有多名小孩，相偕六十余年，最具浪漫传奇。

        顺便提一句，徐教授令人翘首以待的最新力作《中国人和美国人：分享的历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9月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值得细品。

        

        （作者系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