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激进左派论民主

胡新宇
2014-08-15 14:32
来源:澎湃新闻

        2009年,法国的La Fabrique出版社向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一众当代著名左派思想家提出了如下一份问卷:尽管争议不断,但民主在今天似乎已成为普遍共识。那么,就自身来说,您认为称自己为民主派是否有意义呢?如果没有原因何在?如果这种称谓还有意义,这里的民主指的又是什么?这份问卷立即激起了热烈讨论,而阿甘本等人的相关文章也由La Fabrique出版社以《民主,状况如何?》为题结集出版。当然,如出版者所说,以问卷形式激起讨论并结集出版这种策略本身也只是在向19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者们致敬:当时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就曾向阿尔托、克里瓦尔、恩斯特、布努埃尔等人征求论题,以便摆脱那似乎已经再无可说的“爱、自杀、魔鬼的契约”等“传统”超现实主义话题。也就是说,无论是《民主,状况如何?》还是《超现实主义革命》,都带有强烈的“同人志”气息,而La Fabrique出版社当时也当然无法预见2010年底风起云涌展开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果然,在阿拉伯革命如火如荼激烈进行的2011年,《民主,状况如何?》立即被译为英文在英语世界发表,而这也似乎使得如上左派哲学家在书中对全球民主制度及其弊端的诊断变成一种对革命的预言,并展现出如超现实主义者一般敏锐的洞察力。(作为紧跟时事的事件哲学家,我们看到巴迪欧也在2011年出版了《历史的重生:动乱和起义的时代》,并立即于次年译为英语出版。)

《民主,状况如何?》法文版和英文版书影。

        时过境迁,在五年之后的2014年,阿拉伯民主运动本身带来的弊端及诸多不幸后果已展现在人们眼前——而这不是一句“民主的历程总是艰难的”就可以解决的。与此同时,新的“动乱”与变革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涌现(比如,乌克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再来回顾并思考“民主,状况如何?”这个问题似乎不仅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至少,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思考民主问题的不同视角。本文即意图以《民主,状况如何?》为核心,对包括阿甘本、巴迪欧、朗西埃、南希、齐泽克等在内西方主流左派思想家关于民主问题的审视做一番再审视,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主流左派思想家”诸同人间错综复杂的理论关系本身或许也可以得到揭示。

阿甘本指出“民主”一词的含义在“组建”和“统治”间摇摆不定。

        《民主,状况如何?》一书的文章编次以作者姓名的字母排列为序,由此该书的第一篇即是阿甘本的《民主概念导释》。秉持其一贯的“语义学”精神,阿甘本首先指出“民主”一词具有的两种不同含义:民主既可以指公民或人民整体的组建方式也可以指一种统治技术。换句话说,它同时包含“法律-政治”和“经济-管理”两方面的意义,阿甘本指出,这两种意义自西方政治、政治理论以及民主制度在雅典的诞生起就纠缠不清,难以区辨。(值得注意的是,对民主两种不同含义的强调作为一条隐线也贯穿在《民主,状况如何?》不同作者的讨论中)这也使得“民主”成为语法学和修辞学意义上具有不确定含义的“含混词”(amphibology),它的意义在“组建”(constitution)和“统治”(government)间摇摆不定。阿甘本认为,这种含混就体现在西方政治理论的两部经典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卢梭,他们化解这种二重性的方式都是强调其中的一项,并使之成为“二重性”本身合法化的条件:这就是对绝对主权或绝对统治权(sovereignity)的强调。在这里,阿甘本本人的理论关注已经隐约可见,因为如人们所知,在其《牲人:绝对主权与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一系列著作中,阿甘本所做的正是梳理建立在赤裸生命基础上的绝对统治权的发展脉络。由此,延续其一贯的思考路径,阿甘本认为今天的“民主”问题关涉的实际上仍是统治权问题,而我们所要做的,也正是拆解“民主”概念中包含的两种不同逻辑,并使那“无法被统治的”(也就是“赤裸生命”)凸显出来,因为后者正是所有政治体系的来源和消末点。

巴迪欧:“民主”具有徽章的意义。

        紧随阿甘本之后,巴迪欧的文章讨论了作为“徽章”的民主。在巴迪欧看来,无论你说了什么,对政治体制做出怎样的批判,对经济秩序表达何种不满,只要是以“民主”为名,你就会得到原谅。这就是民主“徽章”的意义所在:作为一种“普遍共识”,民主散发出神圣的气息,具有不可动摇的尊严。由此巴迪欧认为,如果想要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找到真理,就必须使民主祛魅,并勇于做一个非民主派。当然,这样一来,“每个人”(tout le monde)都会唾弃我们,因为以民主为“徽章”,每个人都是民主派。但问题恰好就在这里。用巴迪欧的话来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世界(le monde),亦即实际存在的世界,而不是“每个人”都不言自明地成为民主派的那个“世界”。这也就是说,在实际存在的世界和“每个人”都是民主派的那个世界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举例来说,由民主派组成的世界实际上是不包容难民、移民或贫困者的,在那个世界中,战争、饥饿或恐慌也并不存在。借用巴迪欧在其他著作中论证的观点,这里的所谓民主派世界无疑就是巴迪欧一再谴责的西方“议会民主”世界。那么,这个虚伪的世界具有什么特点呢?作为当代思想界最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巴迪欧将当代民主派世界与柏拉图笔下的雅典城邦联系起来,并认为柏拉图对希腊民主制度的批判构成了第一次对民主徽章的祛魅。概括说来,徽章民主的危害在于它塑造了一种主体类型,后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利己主义和对低级享受的追逐。这也就是说,构成民主主体的唯一事物就是娱乐或对娱乐的追逐行为。这种追逐具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一种年轻人的狄奥尼索斯式的热情,或者是一种老年人对各种愉悦形式的冷漠。无论哪一种,其结果都造成了事物之间的等价:金钱,而这也使得民主世界具有一种普遍的幼稚化倾向。简要地说,巴迪欧认为“民主人”是“贪得无厌的老家伙和充满欲望的年轻人的混合”,其中年轻人使车轮转动,而老家伙们则在后面收取利益。可以看出,巴迪欧对民主世界的分析具有深刻的心理分析层面的精确性,而这似乎也为当下(主要由青年人构成的)变革推动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也就是说,变革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融入那个任何事物都可以互相替代、因普遍幼稚而从根本上愚蠢的民主世界吗?还是为了打开另一个世界?依据巴迪欧的逻辑,变革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摆脱虚伪的徽章民主世界,以面对那个实际存在的世界。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在巴迪欧看来,真正的抗争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消极地说,这意味着流通秩序不再以金钱为标准,积累秩序也摆脱资本的主宰,简言之,“私有财产不能成为主导世界的唯一事物”;积极地说,这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亦即对人类未来的掌控(对思想和实践的掌握)拥有独立的价值,并如同科学和艺术一样,遵循属于自己的非时间标准。正是在这里,巴迪欧的真正意图得以展现,这就是说,徽章民主制度必须让位于共产主义制度,或者,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而这里所谓政治的“非时间标准”,无疑是巴迪欧在其他著作中一再强调的事件逻辑:事件造成了时间的断层,并开创新的时间、新的世界。当然,借用巴迪欧一部著作的题目,在当下世界,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共产主义假设”,但辩证地说,只有这种“假设”才能导向真正的解放之途,促生真实世界中的事件,并使我们摆脱当下的“民主困局”。

让-吕克·南希:在民主之中包含着某种本质上的无政府元素

        共产主义无法摆脱与“共同体”(community)、“共同存在”以及“同”(common)的关联,而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对这一点做出最突出强调的无疑是让-吕克·南希。事实上,南希一部已被译为中文的著作题目即是《解构的共通体》。在《民主,状况如何?》一书中,南希讨论了“有限和无限民主”问题。如同阿甘本,南希也首先指出民主一词的语义含混和二重性。借用康德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南希认为民主一方面指政府及相关机构在缺乏任何超越原则的基础上得以可能的条件(“知性”),一方面指人类和/或世界之理念,只要人类将自己无限超越的可能和完全自主视为必然。在南希看来,第二种意义上的民主所关涉的已不只是“公民”,而是人类存在本身。再次如同阿甘本,南希也认为民主的语义含混来自政治和政治思想本身带有的二重性:在西方思想史上,政治(politics)或者指对共同存在的简单管理,或者指共同存在的意义或真理具有的某种神圣假定。更进一步说,正是上述第一种意义向第二种意义的扬弃和自我超越带来了民主一词的语义含混以及本质上的无意义。从民主制度在希腊的诞生起,南希认为政治或民主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民主是神权政治之“他者”,而现代民主——统治权向人民的转移——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这种统治权既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神话之上,它没有基础。在南希看来,这才是我们应该面对并从之出发的事实,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困局”。这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没有基础的政治(或处在不断革命状态中的政治)如何让异质于它的领域来扩展自身,后者包括艺术、思想、爱或欲望等,它们都具有自身的意义和真理,并处在与无限的关联中。南希认为,惯常意义上的民主恰好阻碍了这一思考,因为它将所有这些领域和政治本身混同一体。在这里,民主一词本身的词源学意义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启发。在南希看来,民主一词的词尾“-cracy”意味着力量的主导,这体现在如富豪统治(plutocracy)、贵族统治(aristocracy)、神权政治(theocracy)、技术专家政治(technocracy)、独裁体制(autocracy)等一系列词汇中,相反,词尾“-archy”则意味着(权力的)某种奠基原则、基础或奠基状态,比如,君主政体(monarchy),无政府状态(anarchy),等级制(hierarchy),寡头统治(obligarchy)等都是如此。由此,在民主之中包含着某种本质上的无政府元素,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是无基础、无原则的,从其诞生之日起,它就必须发明自身的原则、权力及社会形态。事实上,依据以上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南希关于民主的观点:民主即是向着无限、人类的共同存在对自身形式的发明。在南希看来,这种意义上的民主之名就是“共产主义”,当然,这里的共产主义也只能从南希赋予它的意义上去理解:简单地说,作为向着无限的规划,作为对权力的超越,共产主义是人类自身对其共同存在之形式的发明。可以说,这正是南希关于民主的“共产主义假设”。

朗西埃:对民主的“憎恶”。

        通观上述三位思想家对民主的论述,可以说他们都表现出某种对民主的憎恶。但这种“憎恶”或许在雅克·朗西埃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了,因为他的一本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就以《对民主的憎恶》为题。在《民主,状况如何?》中,朗西埃的观点以访谈形式表现出来。在无法深入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从访谈中提取出几个论断或许也就够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可以去参考那部《对民主的憎恶》)。首先,朗西埃认为,民主是“那些无权实践权力的人们的权力场域”;其次,民主是“已经存在于不平等核心的平等”;最终,作为一种平等主义的预设,即便是我们当下所处的寡头政治体制也必须从民主那里取得合法性。总体来看,朗西埃仍然秉持着西方左派思想家的激进传统,这体现在他始终强调民主的平等主义本质,并将其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

齐泽克将民主与“神圣暴力”联系起来。

        如同当下众多的西方理论著作选集,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名字出现在目录的最后。(事实上,在自身数量惊人的著作之外,齐泽克本人就是一位活跃且量产丰富的理论选集“编辑”,如他所主导的sic读本系列,当然,在这些选集中,齐泽克的名字也总是出现在最后)在《民主,状况如何?》中,齐泽克将民主与“神圣暴力”联系起来。同其一贯的风格一致,齐泽克的文章也充满了悖论和层出不穷的“玩笑”。不过细读下来,其观点还是比较明晰的。首先,似乎是作为总结陈词,齐泽克也认为“民主正被其议会形式损害,后者带来了绝大多数人的被动状态以及建立在到处蔓延的紧急状态逻辑上越来越多的行政特权”。那么,在西方议会民主体制之外,人们还能有什么其他选项吗?在齐泽克的论述中,海地成为区别于“绝大多数人的被动状态”和“越来越多的行政特权”之外的独特案例。齐泽克首先回顾了海地从法国殖民者手中取得独立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下的奇特事实,亦即,在独立之后,海地政府还需要向殖民者支付数量巨大的“赔款”,以便能够成为被西方国家认可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员,这就如同奴隶在解放之后还要向奴隶主支付赔偿以便获得其认可。甚至直到今天,海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建构也仍然处在西方的无论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左派人士的怀疑目光中,其人民不断爆发的抗争也经常被视为“恐怖主义”举动。在齐泽克看来,问题正出在这里。他认为,身处当今国际体系,事实上我们是无法谴责比如海地人民自卫团体“幻影”(chimeres)所组织的暴力活动的——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Aristide)正是因为对这些暴力活动的容忍被西方国家视为敌人,因为面对国际秩序的普遍不公,面对成体系的社会暴力,这些暴力活动是被害者们唯一的抗争。在齐泽克看来,这种暴力活动可以被视为本雅明意义上的“神圣暴力”,本质上说,它们超越了善与恶,并处在对伦理的政治-宗教悬搁之中(politico-religious suspension of the ethical)。从理论上来说,神圣暴力之所以可能——这里齐泽克借用了巴迪欧的看法——是因为在任何绝对统治权的建构中都包含一种猥亵的过剩,而人民的“神圣暴力”所针对的正是这种过剩,它要做的正是取消这种过剩。那么,人民的抗争就只剩下暴力一途了吗?基于这种“神圣暴力”,民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什么又是真正的民主呢?在文章的最后,齐泽克重拾“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主题。在他看来,“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基于“神圣暴力”之上真正的民主,因为如果说任何统治权的建构都包含一种过剩,那么在人民民主专政中,这种过剩恰好在人民手中,这就是说,恰好在那些被政治秩序的普遍不公、被成体系的社会暴力剥夺和损害的牺牲者手中。严格地说,这些牺牲者没有任何被社会所认可的地位,对社会来说,他们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并且,如朗西埃所说,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去行使自己的权力。

        综上所述,以《民主,状况如何?》一书为核心,我们考察了当代西方主流左派思想家们对民主问题的看法。总结看来,这些看法具有以下几个共通点:首先,这些左派思想家都表现出对当代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某种不信任以至憎恶,这当然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具有的种种虚伪性有关;其次,统治权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议题,因为统治权与政治以及民主制度的诞生本身密切相关;最终,或隐或现,这些左派思想家对民主问题的论述都指向共产主义这种“假设”或理想,这似乎也预示了共产主义理念在当代的某种复兴。事实也正是如此,面对西方经济的持续危机和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民主运动,共产主义再次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在《民主,状况如何?》出版数年后,西方理论界曾连续两次举办关于共产主义的研讨会,而在这两次研讨会上,我们又再次看到了如上所述那些熟悉的面孔。当然,论题所限,关于这两次研讨会及其相关“同人”出版物的情况,这里也就不再介绍了。      

延伸阅读:

迷茫的西方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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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激进左派才能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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