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唐朝的民主

澎湃记者 黄晓峰
2014-07-16 21:06
来源:澎湃新闻

我国在唐朝就实现了民主

        
        体现中国科举制度的绘画

        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方朝晖7月2日在《大众日报》撰文指出,在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人们更倾向于从价值的维度来理解民主,把它当做理想,寄予很多期待;而在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人们更倾向于从制度的维度来理解民主,认为民主就是那一套实际操作过程。如果将人民主权等价值当作民主的本质(或核心精神),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它非常强调人民主权,至少贞观大唐就可以看作一个民主国家。如果一种制度(如科举制)能体现人民主权等民主价值,为什么不能称为民主制度?

守护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2014年6月27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4届本(专)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澎湃记者 程艺辉 图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6月27日在复旦大学2014届本(专)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鼓励复旦人要努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要守护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在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有两种存在,一种是作为知性的存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作为德性的存在。知识分子是一个知识人,当然首先是作为一个知性的存在,但它的更重要的德性的存在,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会更大。道德从来就不仅仅是话语,而更是一种实践伦理;它不是高谈阔论的对象,是一种坚持正义的勇气。

高校维稳靠辅导员?

        《青年参考》7月2日发表刘岩川的文章《高校维稳:机制与教育并行》,文章认为,最接近学生的管理机制是政治辅导员。辅导员扮演着教师和政治干部的双重角色。其首要任务是监督学生的道德状况和意识形态。在正式的课程之外,学生还要面对日常的班会、共青团的团会、读书会以及党会。在“敏感期”,学生可以被很快召集起来。此时,校方对学生团体活动的控制、学生积极分子对同学思想动态的观察以及网管部门对校园网络的监视也猝然升级。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对余英时的意义

        《经济观察报》7月3日发表余英时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三次增订本所作的序,文中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无国籍之人”的法律身份,每年受美国移民局的困扰。余英时先生认为:“当年‘亡国’而兼‘亡天下’的奇异感受也许正是使我读《论再生缘》而能别有会心的重要背景。无论如何,这个背景和《论再生缘》中所谓‘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够交融的。” 文中还说明,陈寅恪先生当年于读过余英时先生《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帝国时代的启示

        意大利的古罗马帝国斗兽场。  IC 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7月1日在腾讯《大家》发表文章称,古代乃至近代的帝国,其治理方式具有更大的多元性和灵活性,在保持对中央政权臣服的前提下,容许帝国内部的各个民族和地域保持自己的宗教与文化,并且在政治上有相当的自主性。中国如何一方面防止民族分离主义,另一方面又切实落实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可以将传统帝国以君主为象征符号的王朝认同,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则借鉴传统帝国的多元宗教与治理体制,让儒家成为汉民族的文化认同符号,同时保护各少数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性,承认他们作为少数族群的集体权利,并予以制度性的保障。

谁在助长基督教在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2011年12月24日,上海市基督教怀恩堂在当日举行圣诞音乐崇拜会。  IC 图

        共识网7月5日发表孙砚菲的文章《近代中国宗教生态格局的变迁》,文章指出,近三十年来,基督教在当前中国的发展则跨越了城乡,遍及到社会各阶层,远远超过1949年前的水平,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宗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革命政权的宗教政策和社会政策客观上对本土宗教造成的打击更大。再加上本土宗教没有基督宗教这么大的韧性,它在中国的优势因此被大大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革命政权的激进政策为改革开放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大发展铺垫了道路。

历史终结了吗?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7月6日发表学者刘瑜的文章《历史漫长的终结——重读福山(上)》,文章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发表25年来,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如今重读福山,刘瑜指出,福山可能低估了左派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似乎又高估了右派的挑战。不管怎样,如果说将一种源起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傲慢,那么,对政治实践中如此伟大的探险冷嘲热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