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奇石》漫谈：反射中国媒体“扒粪时代”

《奇石》中的那种感觉淡了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延续了彼得·海斯勒一贯的新闻报道式写法，客观地讲述了他在中国、埃及、美国等地经历的24个故事。

        最先发言的止庵说他非常喜欢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作者的态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关心而不迷茫，冷眼旁观而不高高在上。”何伟无论是在写中国，还是在写美国、埃及或者其他地方，都秉持这样的态度，“这个可以说在西方是很久远的传统，我们可以想到，比如写小说的格林、毛姆，他们都是用正眼的态度看世界。在中国的作品里面，无论是小说还是虚构作品、非虚构作品，都比较少见这样的态度。”其次，止庵觉得何伟在书中始终对真实或者本质的东西有一种洞彻的观察，“这跟他的那种态度有关系。”

        梁鸿曾写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书，也都是非常好的非虚构类作品。她最近在写一本关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的书，“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非常大、非常宽，不管是传教士也罢，富人也罢，还是官员也罢，他们都在看中国。当然也包括之前的，比如罗素，很多外国哲学家、思想家都在看中国。你会发现，关于中国这个形象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罗素说中国是静止的国度，是一个没有主观精神的国度，它的象形文字就代表中国是一个停滞几千年思维的国度。我当时觉得这样的哲学家竟然认为我们的汉字是精神停止的象征，怎么可能这样说我们呢！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西方的哲学家研究中国精神的生成，罗素就认为中国这样沉静的性格恰恰使得中国免于很多的灾难，并且使得汉族文化能够包容一切，当然换句话说可能把所有都淹没掉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的概念，就是这个庞大的帝国进入世界之前或者之初给世人的一个印象。不仅外国人，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个前视野，“我们这个视野可能也是受到很多影响的，包括鲁迅写《故乡》之前，在日本他也看到写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那里面谈到中国人的性格，包括面子，包括各种各样自我的一种概念性的界定。”

        过了这么多年后，再看何伟的《寻路中国》和《江城》，梁鸿觉得他是一个“不概念”的作家，“他很细致的，从中国内部看中国生活，来看中国的气质”。她特别喜欢《江城》，“《江城》是他比较早的一个文本，比较新鲜，比较粗糙，但是那样一种新鲜，这个国度又远又近，他爱这个国度，希望了解这个国度的每一个表情，比如他去饭店跟老板说话、聊天，观察老板的一举一动，是特别爱的人，他没有把西方前视野带到文本里面，反倒是一个非常坦诚、新鲜的人。他希望了解，虽然他不知道怎么爱，但是他希望去爱。”

        “但是这本《奇石》比《寻路中国》中的那种感觉要淡。”梁鸿最近一直在看这本《奇石》。“这本书比较庞杂，不光是中国，还写到埃及，包括写和平队——他是以和平队的队员身份来到中国，然后去做支教工作。他对和平队的本身也进行非常大的反思，这种交叉的视野非常有意思，他总是把自己内部精神的生成和起源进行解剖。当然他也写到美国这样一个激进体系，怎么样来弄钱，分析得非常好。”

        “当然我也有一点想法。我在看第一篇《野味》和《奇石》的时候，觉得他有简化的倾向，有一点他不爱中国人了。我看完之后觉得，难道中国人这么不好，他不爱我们了吗？《江城》那种爱多么新鲜、多么赤诚啊？”梁鸿说这是他读《奇石》的一点见解，她强烈推荐大家读《江城》，觉得何伟这三本书呈现了外国人在中国游走的情感变化。

        陆晖作为媒体人，从新闻写作的视角谈了他对于何伟几部作品的理解。“何伟对于我们中国的记者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羡慕的对象，说得夸张一点算是偶像级的一个人物。我们记者首先羡慕的是他的这种状态，很自由又很充实，还很宽裕。这样一种状态，对于记者来说很不容易，他可以自由地游走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稿费非常高。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段子讨论，21世纪初的时候，他给《纽约客》写稿，一个字稿费是一到两美元，相当于一个字是我们的8-16元人民币。他写一个字就可以吃一碗面，写一个句话就可以吃一顿大餐，写一个自然段，一周的生活就差不多有着落了，他一年写上两三篇就不愁了。对于中国的记者而言，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这样的状态。”

        陆晖说他也非常喜欢何伟，“他之前的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我买的是台湾版的，这三本书我最喜欢的就是《甲骨文》，但是这本书没法在大陆出的，这也跟我们现实非常一致，最好的东西往往你都见不着。好在《奇石》这本书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摘过来，把一些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的内容摘过来放到这本书里面，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又重温我当时看《甲骨文》的感动，我觉得非常好。”

        但《奇石》又与何伟之前的几本书有一些不同。“其实他在《纽约客》写的很多作品更像是新闻作品，《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都是他在这些新闻作品的基础上扩展然后才写成的书。《奇石》里面的文章更多地保留他作为新闻作品的那种状态，为什么有的地方感觉到比较简明或者明快，我明显感觉到那是因为编辑加工的原因，这本书不光是何伟本人的东西，还能看到《纽约客》的编辑的一些功力。”

        陆晖觉得，何伟最初写《江城》时，文本还是很粗糙的，但是后来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精致，这都是跟编辑磨合的结果。当然这让他的写作更加职业化，但也失掉了初心。不过，他还是很羡慕，何伟至今还能对他的写作保持非常热爱的状态，“这在中国的媒体人中间很难见到，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甚至有一点仰望他的地方。”        

新新闻写作与特稿

        随后，嘉宾们讨论到何伟这些作品在体裁上该如何分类。出版社在宣传何伟的作品时，总是说它们是非虚构文学。止庵认为，《奇石》不应该称为“非虚构文学”，而应该叫做“新新闻写作”，但是又跟美国1960年代兴起的新新闻写作不一样。他提到，非虚构写作和新新闻写作是两个东西，但是可以归到一个大类里面。1960年代，美国出现新新闻写作，主要是因为肯尼迪遇刺对美国人震动非常大，他们发现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比想象的要戏剧性得多。“何伟这本书如果仔细看，全是他自己所见、所感。他没有脱离他自己去写任何事情，他没见到的就不写；他也没写过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写那个人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纽约客》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写自己经历的故事，这个跟美国1960年代非虚构的写法有差异的，他是一个很克制的非虚构文学，基本是在真实而不是在想象的层面上写的。”

        陆晖说：“中国新闻界对何伟没有成书之前的稿件，相对长一点的、比较有意思的稿件，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特稿’。特稿是与调查报道、日常消息、通讯这样一些文体相对应的。在中国做特稿，现在已经出现了，也不少，但是整体来说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还在发育生长的阶段。”这个过程，陆晖也算经历过。2001年他刚进入新闻界的时候，做记者、编辑的每人手头有一本必备的教材，就是《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那本书，“我们看到大量跟国内新闻报道完全不一样的报道题材，当时有一种感觉，就像打开了天窗。”而那时候中国报纸上的灾难报道或者罪犯杀人的报道，文体还比较僵化，“现在来看特别没有故事化写作的模式，比较呆板的告诉你信息。”什么时候在中国媒体上写出像普利策特稿奖那样的作品，是陆晖一直的梦想，“而且当下新闻界有一些作品已经接近了。”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又感觉离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远。”因为陆晖觉得像《奇石》中那样的题材，何伟那样的采访，难度不高，“在我们看来，这个新闻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我们部门的记者如果说他要写这样一个题材，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不要写，因为这个不值得一写。”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何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写这么一个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题材，能够写出趣味来。“这就是中国当下新闻的环境和美国的环境的极大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我们现在整体媒体的业态还在别人一百年前那个时代。当时美国有一个时代叫做‘扒粪时代’，中国现在就处于‘扒粪时代’的状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把信息报出来，把一个内幕、黑幕报出来，至于你用什么文学性的手法去包装它，那个不重要，那是第二位的。首先要把核心，也就是我们做新闻强调的猛料，爆出来。在国内爆料做得最好的是胡舒立团队，但是在写作上他们写得太差了。胡舒立也跟我谈过这个事，她也很苦恼，但是没办法，因为美国过了‘扒粪时代’，又过了二三十年代所谓的客观新闻主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讲究的是绝对的客观，就是记者不在稿件中有任何自己的观点或者任何的倾向性，所以平衡报道，一定要采访正方的、反方的观点，而且给他们同等的字数来报道描述。”

        之后，美国便出现了新新闻主义——陆晖继续了止庵的话题。“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新闻不应该是客观的，或者说不应该是纯客观的，这种所谓的纯客观只是一种伪客观。因为你作为记者本身，作为一个人，去选材的时候决定写什么、不写什么，已经有了主观倾向性。你在写作过程中用这个采访内容、不用那个采访内容，用这个题材、不用那个题材，都有倾向性。”在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写作，“后来我们所说的‘特稿’，只是这个潮流中的一部分，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掀起了到现在为止还有的大量写普通人的生活。比如普利策特稿里面提到写一个大脑手术，完全文学化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手术。有大量的写作题材都是写普通的人在生活中遭遇了磨难的故事，他们怎么样跟疾病或者困难、灾难做斗争，然后人性得到升华。”这样的新闻写作，是陆晖那代新闻人的共同理想。“比如当时《南方周末》做了一个特稿专题版，当时的团队有李海鹏、张杰等，他们有好几个人到了今天的《人物》杂志，这个特稿版也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比如有一篇是写亚洲举重冠军，退役后来生活很凄惨的事情。这个版支撑了三四年时间支撑不下去了，被取消掉。我自己在《南方都市报》，当时有一个部门叫深度新闻部，希望把我们以前所说的揭黑的新闻做得高端一点、故事一点，当时每天强调故事化的写作，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效，有很多好的作品。后来我离开《南方都市报》，这方面基本也没有写了。”

        “我们现在中国媒体的状态还属于爆料的时代。”陆晖说道。因此，何伟那样的写作无法获得发展空间。一方面，不可能给记者很多的时间去写，或者写这样一篇报道给他带来很高的物质价值——稿费。当然稿费还不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媒体开始尝试用高稿酬去获得好作品。另一方面，写这样一篇报道的影响力远不如写一个强奸案、马家爵杀人案，或者贪官腐败、包养情妇的故事，这些可能花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做出来所谓的独家，而在这个过程中写作已经是最不被看重的部分，“最看重的首先是能够获取信息、线索，第二看中的是能够找到我想要采访的人，最重要的人，他愿意跟我说，我能够想办法打动他，让他开口，至于他说什么都可以，最后才是我怎么样把这个稿子写好。我只要如实地把采访的东西记录下来就是非常好的稿件，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料太多，料太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