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国外交大臣气候特使:应对气候问题过程反映西方民主不足

澎湃记者 王泳桓
2014-06-13 13:30
来源:澎湃新闻

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已经修建了堤坝防止海平面上升。

        “基里巴斯、图瓦卢、马绍尔群岛还有马尔代夫,这些岛屿的淹没已经无法避免。”

        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艾诺特·汤(Anote Tong)6月11日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2014年第二轮气候谈判部长级会议上这样说到。
        6月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题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文章。克里在文章中称,“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能采取行动,我们所知的世界将急剧恶化。”
        近些年来,在科学家、政治家以及媒体的推动下,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全球性议题。其内涵也从原先的环境科学领域扩展到了安全领域。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8日在西点军校演讲时就将气候变化称之为“全球安全危机”。
        前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艾士诚(John Ashton)认同奥巴马的这一表述。他在6月11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上表示,“气候安全已经不再只是环境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努力保持一个可管控的世界,那么气候安全便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
气候外交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但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博弈却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成为各个国家的一种常态。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当时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尽管这样,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是没能达成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的艾士诚亲身经历了哥本哈根的“失败”。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气候外交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倒退。”他说。
        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性会议上始终无法达成一个高效、公平的全球气候协议,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气候外交历程的艰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着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的谈判始终是气候外交的焦点议题。
        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发达国家理应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率先实现减排并按照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支持。但艾士诚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提供技术、资金援助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发达国家真正要做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转型。”他解释说。
        此外,随着全球气候谈判的深入发展,也有一部分人对气候谈判本身存有质疑。在他们看来,各个国家在气候外交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却对眼前本国所面临的失业、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做法。
        艾士诚显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在很多人看来,气候外交讨论的是明天的问题,但是我想说,气候外交关注的是当下,而不是以后会怎样。”他说,“与5年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相比,现在的气候变化情形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非常需要成功的气候谈判。”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作为研究和监测全球气候变化的权威机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先后发布过5次气候变化权威报告。而这5次气候变化权威报告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即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为因素造成。
        在艾士诚看来,最大的人为因素便是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他说,“我们现在的能源系统主要还是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主,这就会排放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又会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重新设计能源系统,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市场是关键要素。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离不开市场的作用。艾士诚认为,现在欧盟和美国应该重新利用市场设计新的增长模式。
        “每个人都想要繁荣,市场应该为我们所用,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主宰。”但他也强调,“我们不能用一种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那么做的话,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会是赢家。”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同样离不开技术的创新驱动。不过艾士诚也认为,技术虽然很重要,但却并不是最重要的。“英国现在的低碳经济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但却依然在国内存在争议,因为这涉及到权力以及政治意愿。”他补充说,“讨论和应用科技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解决政治意愿缺乏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危机?
        对于参加全球气候谈判的各国政治领袖来说,向国际社会作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承诺是极其需要的,因为这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国际姿态很可能在国内不受欢迎。因为降低全球气候变化的实际举措必然会招致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
        利益多元化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显著特征。而民主的过程以及结果往往很容易被那些影响势力大、组织程度高的利益集团所操纵,这样做的后果便是政客们往往容易屈就于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政治领袖宁愿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上无作为也不敢得罪石油、煤炭等强势利益集团的原因。
        艾士诚告诉澎湃记者,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尽管不能称之为“民主制度的危机”,但也确实反映了民主不足的一面。在他看来,徒有民主的形式,却缺乏实质内容是问题所在。
        “许多的问题,政客们关起门来自己商量,然后告诉民众们讨论的结果。但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让他们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