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如何拓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驰骋于江淮大地，在艰苦环境中与日军坚持作战，在华中建立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浙东等多个抗日根据地。与党的另一支军队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生存环境更为复杂，受到的关注与研究成果略显不足。

有鉴于此，2021年4月10-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承办，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协办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40余名高校及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合影

分组论文讨论开始之前，共有四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以林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游击战略与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再思考”。他指出，二战中，在德意法西斯占领区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抵抗组织，在占领区广泛开展以锄奸、搜集情报、破坏交通等行动来协助盟军反攻，但其承担的任务在战术层面起的是配合作用，主要还是依靠盟军与法西斯的正面作战。而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游击战为主要斗争形式，创造性地开辟敌后战场，形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配合的局面，并将游击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同时，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共产党获得了丰富的政权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从中央到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机构，都可以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找到雏形，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政之初无法获得的条件。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资料对根据地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常浩如的报告题为“学好党的历史，传承铁军精神”。他回顾新四军的历史，特别强调应该继续发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童志强的报告题为“新四军：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他指出，新四军是在复杂的背景下诞生的，是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全面抗战八年，新四军牺牲战士八万余人，团以上干部350余名。新四军还经历了“反摩擦”战斗，而且是在克服党内思想斗争之中成长的。童志强认为，新四军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不畏强敌，深入敌后，让沦陷区的群众看到了希望；新四军不同于国民党“凑壮丁”“抓壮丁”，推行“募兵制”，动员青年学生、难民参军；推行三三制，保护各阶层利益；熟练掌握游击战，不断胜利；发扬红军精神，与群众同“鱼水”，深得民望。而相比之下，国民党部队军纪极差，不得人心，不少人还在“曲线救国”的遮羞布下投敌成为伪军。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钊教授的报告题为“加强抗战时期根据地军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介绍了抗战时期根据地军工资料的概况，分享研究他的研究心得和资料信息。

会议现场

在接下来的分组讨论中，学者们分为四组，就新四军的战略战术、皖南事变与战时国共关系、日伪统治下的华中地区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既有对新四军部队本身的研究，也有对新四军战略战术的深入探讨；既有围绕新四军展开的国共关系研究，也有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多方面研讨；既有对老问题的全新解读，也有对新问题的开拓性探究。

在自由讨论环节，不少前辈学者分享自己的研究、审稿经验。如《中共党史研究》编审吴志军指出，很多青年学者写论文不注重结语部分，喜欢“夹着尾巴做人”，而论文的结语部分应该告诉读者和审稿人本研究的创新性，不仅要把“尾巴翘起来”，还要“翘得高高的”，让大家看到文章的意义所在。

在会议最后的综合讨论环节，与会的专家对青年学者提出不少建议和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建朗研究员指出，新四军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其面临的国共关系比华北更为复杂，本次会议涉及的诸多议题体现了这种复杂性，代表了新四军研究的前景，今后大有可为。《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强调根据地研究不应该割裂，应该将华东和华北联系起来做一些比较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谦平教授认为，本次会议论文涉及的领域较以往有所开拓，但有些细节问题仍需注意，比如“二节棍”式、“以xxx为中心”的这种题目；此外，研究者还应该做一些更接地气、有血有肉的考察；他还强调，抗战研究应该深度挖掘史料，跟地方档案馆建立更多合作，选题要进一步扩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生教授认为，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特色相当鲜明，在多种力量的博弈中，有很多“艺术化”的操作；他指出，根据地研究在史学理论建设方面才刚刚起步，以后应该予以加强；此外，研究者除了关注八路军、新四军，也应该研究他们的对手——日军、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