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黑镜前面的……斯诺登与格尔曼

《美国黑镜》，[美]巴顿·格尔曼著，思齐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版，69.00元

2013年6月，曾在美国中情局供职的爱德华·斯诺登向世界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监听项目，并公开了自己的身份，随后在美国政府追缉下从香港中转到俄国避难。此事成为世界关注的新闻，直到今天谈起斯诺登，很多人都会知道、都还记得。

但是关于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劳拉·珀特阿斯（Laura Poitras）和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了解的人恐怕少了很多。这三位是记者，是斯诺登泄密事件的合作者、完成者，没有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媒体，斯诺登就只是一个违反保密规定的“携密者”。似乎只是在好莱坞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神秘的线人，巨量的核心机密，事先从本土到海外的逃亡，文件曝光后的全球震惊……很爽的剧情但是很难让人相信它是真事。这一次却是真的，说明现实有时比想象更有想象力。更有悬念的是，当格尔曼拿到斯诺登给他的文件之后，应该藏在哪里？放在厕所的水箱里？放在空心的书中？还是木地板下面？但是，谁都看过电影、谁都知道这些小伎俩。怎么办？

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在去年出版的《美国黑镜》（原书名Dark Mirror: Edward Snowden and the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2020；思齐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3月）讲述了这个完整的故事，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不是写斯诺登的，或者说不完全是在写他。……本书讲述的，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崛起的一个监控型国家。”这一点很重要，格尔曼在事隔多年后出版的这本著作并非为当年的斯诺登热点新闻添加细节，而是试图更全面、更深入地讨论国家监控与公民的自由权利等核心论题。“本书核心的内容围绕权力展开。信息是控制权的必备要素。保密和监控总是相互交织，决定着信息的流向。‘谁知道什么’基本上代表着‘谁控制谁’。公民有能力对政府追责吗？他们可以自由地保护自己不受不合理的监控吗？在今天，有没有人可以直接划清界限，规定哪些部分‘外人勿扰’，然后将这一原则坚持到底？”关于书名中的“黑镜”，作者也解释得很清楚：“情报机构一旦摆脱了旧有约束，就仿佛置身于一面单面镜背后。监视者可以透过镜子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而我们对于镜子背后的他们却丝毫不知。本书书名中的‘黑镜’正是暗指这面镜子，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面镜子的真身。”（前言）

对于有些地方的人来说，连这面镜子的真身也无法看到。不过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斯诺登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监视者的存在。他以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雇主，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监控机制的存在”。（前言）说到“背叛”，斯诺登的说法是：“如果说我叛变了，那我就是从政府那一边叛变到了公众这一边。”（377页）要反驳他也很容易，只要你认为政府的利益与公众利益永远是一致的、政府永远和公众站在一起。但斯诺登和他的一些媒体朋友显然不这么认为，连我们从小都知道，应该把伟大的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分开来看。斯诺登的泄密方式、目的、规模和影响前所未有，所引起的公共争议的尖锐与激烈也前所未有。作者在书中反复讨论的“大规模监控”这个概念，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知识与想象的范围。“监控”与“保密”、公共信息与隐私信息、正式法律与内部约束、范围与界限……还有更多更细致的概念分支、语义界定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连被认识、被讨论的空间也模糊不清，这些都是格尔曼在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

在以斯诺登事件的发展为基本叙事主线的框架之中，作者的叙事核心始终还是围绕着大规模监控型国家这面“黑镜”，而在叙事视角上则有依据文件内容、调查资料、私人关系中的交流等多重角度。其中在私人关系叙事角度中能够如此精准和深刻地围绕该书的核心主题展开多元视野的论述，我认为这是该书在叙事方式中表现得相当成功的一个方面。

格尔曼与斯诺登的私人关系是全书的基本中心之一。格尔曼通过珀特阿斯认识斯诺登，这三个人从认识发展为合作者，都是因为在各自的行动、意图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决心和专业性。作为直接与斯诺登沟通、从他那里获取文件并通过媒体向外公布的三名记者之一，格尔曼与斯诺登的关系既是基于信任、理解和合作的意愿，同时也存在着误导、紧张、冲突的因素和过程。在开始的时候，格尔曼需要判断珀特阿斯介绍给他的这名线人究竟是他自己所声称的一名真正的“吹哨人”，还是用公共记录冒充内部信息的骗子，或者是一个兜售虚假阴谋的情报分析师，抑或是一名误解了某些无伤大雅的信息的一知半解的官员？（13页）而在斯诺登看来，他也有担心的事情：把“棱镜”文件交给他之后，对方是否会在明确无疑的事实上含糊其辞？怎么能确保他不会故意削弱事件的影响力，或者出于美国政府的要求而直接不予发布？（16页）双方想到的这些疑虑和可能都很实际，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很值得研究的议题。

斯诺登和格尔曼为了取得对对方的信任，都很直接地提问。斯诺登开门见山地问格尔曼一些基本的原则性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做记者？如何定义成功？格尔曼的回答包括了真相的价值和对权力的监督，然后讲了他从高中时期就开始的记者经历和引发的“格尔曼诉瓦克尔案”，又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诋毁他所做的有关美军在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的报道的真实性，使斯诺登打消了对他的主流媒体出身的顾虑。然后，斯诺登又表示担心新闻媒体能否顶得住来自政府的威胁：“我怕机构出于谨慎考虑，会将事件降级，而不顾公众利益。”格尔曼则告诉他《华盛顿邮报》不会这样，虽然他曾有不愉快的经历而离开了它。（19页）格尔曼也是开门见山地提出：我凭什么相信你能接触机密材料，凭什么相信你能保证材料的真实性？斯诺登从自己的职位、访问权限等方面作了回答。格尔曼则追问更多问题：即便文件是真的，如何能证明它讲述的内容一定是真的？事件公开后当局往往会采取一系列手段诋毁线人的人品信誉，应如何应对？斯诺登说预料到自己的人品很可能会受到攻击，但这不重要。在我看来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公开文件之后国家安全是否受到威胁，斯诺登最后承认，这份文件一旦被曝光确实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他坚持认为还是利大于弊，不应该让广大民众被卷入大规模监控中而毫不知情，他说：“我不相信，相比信息控制、全面监控、永久奉行黩武主义，身份不明的个人会给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25页）应该说，即使在那些对斯诺登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人中间，也有人赞同这一点。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局长詹姆斯·科米曾对格尔曼说，相比斯诺登造成的损失，他带来的成果更容易衡量，他也承认这个世界因为斯诺登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虽然他还强调不要忽视了他造成的损失尚且难以估量。（前言）

最终斯诺登还是选择了格尔曼、珀特阿斯和格林沃尔德，把“棱镜”文件交给这三个人，他的想法是不要堵死在一条通道上，而且这三个人会自然各有侧重地推进新闻报道。在书中，格尔曼要讲述的故事也很复杂：为何在斯诺登爆料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中？政府是否曾经试图阻止他讲出这些故事？他是如何决定哪些秘密信息要发表，哪些秘密信息要保留？是谁给了他做出这一选择的权利？他知道情报机构试图非法侵入他的账号和设备，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曾试图发动一场突袭来夺取他的笔记和文件；他也知道斯诺登给他的这些文件有些永远不应公开，有些为他提供了追查的线索，但是又难免会使他在调查中联系的那些线人身陷险境。更重要的是，当他收到斯诺登的档案——其中共有五万一千六百六十二份秘密文件——时，亟需得到一家新闻机构的支持。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格尔曼认为斯诺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远非传统意义上典型的“英雄”或“叛徒”。对于斯诺顿泄密事件，格尔曼认为斯诺登的功远大于过，尽管他的爆料可能、甚至必然会导致情报信息的丢失。另外，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斯诺登是为俄罗斯政府服务，连美国官方也从未声称握有证据。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颇有波折，彼此间不断试探对方的底线。“斯诺登为何会选择我？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相信他？”格尔曼作为一名记者，总想挖掘更多信息，而斯诺登总是担心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会产生危险。在事件公开之后，他们的联系时断时续，曾有几个月没有联系。顺带要说的是，他们通常是以斯诺登“最熟悉的领域中最安全的方式”进行交流——通过加密、匿名的链接进行线上聊天。“只要操作恰当，这种方式是最难被拦截的。”在2013年秋天两人恢复联系后，斯诺登说：“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完全相信你会站在我这边，但这并不影响我选择与你对话”，“我只是相信你会如实报道。”（前言）他们之间有过数百小时的对话，在书中格尔曼记录了一些关键性的话题，其中不乏观念碰撞、经验判断、行动意图和技术策略等方面的交流。

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中的“吹哨人”、 原国防部分析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寄去了一份共有七千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保密文件，揭穿了先后两位总统的谎言。埃尔斯伯格就此成为持异见者的代表，四十年后他坐在一台借来的笔记本电脑前与斯诺登对话，埃尔斯伯格说“我等了四十年，就希望能够找到像你这样的人。”对话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世界上存在这么多政府罪行、这么多秘密，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揭露真相？斯诺登说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舍得放弃眼前的安逸生活，而他对生活的欲望不多。埃尔斯伯格认为斯诺登只给出了一半的答案，应该补充的是他们不想进监狱，不想失去现有的工作。而格尔曼还发现更重要的是，“吹哨人”与他们身边的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能容忍空有信仰而不采取行动。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们拒绝转移自己的视线……。（337页）既得利益、恐惧和缺乏“不能容忍”之事，这样的解释就比较全面了。

另外格尔曼还花了数百小时与美国这一监控体系的设计者、操作人员、用户、反对者和持保留意见者进行沟通，他在公共媒体、专业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方面的旧交新友给他提供了机会。在书中所有的私人关系和对话全都围绕着以“监控国家”为中心的公共争议而展开立场、观点、行动的交流和交锋。这一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黑镜”的舆论截屏，是关于国家监控的正义伦理与关于公民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的法治理想的自由交锋。

格尔曼曾经问斯诺登：“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是如何获取所有的信息并携带那些信息跨越国境的？”斯诺登的回答是：“只需要比对手聪明一点儿就可以做到。”这个“对手”指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英文缩写是NSA，由于对外界保持低调，因此也被戏称为“No Such Agency”（ 查无此局）或者“Never Say Anything”（闭口不谈)。保密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当监控的范围拓展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个NSA就越过了在自由社会里选民赋予其的权力界限，秘密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是亟需被人们公开讨论、辩论和作出决议的大事，如果没有斯诺登，人们就还被蒙在鼓里。斯诺登的动机和目的其实很简单：“我唯一的动机就是使公众知晓，美国政府打着公众的名义做了哪些事情，尤其是做了哪些对公众不利的事情。……他们通过保密和谎言，使本土的监控体系避开国内民众的监管……。”（32页）正因为这些机密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和损害了公众利益，因此必须公之于众，以引发公共的辩论和对公共决策的修改。“我并不想改变这个社会，我只是想让它有机会自己做出改变。我坚决拥护知情同意原则。但在我看来，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偏离了这一原则。”（293页）这是斯诺登在俄国接受格尔曼采访时说的。关于社会自己纠错的问题，格尔曼在事件发生后问国家安全局总法律顾问拉杰什·德：“如果说即便没有斯诺登泄密事件发生，我们也可以展开这场辩论，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并没有这么做呢？”对方说：“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在某种层面上已经崩溃了。”“国家安全领域的官僚机构自然是倾向保守方向的……”（377页）这还是比较诚实的回答。

在以公民身份监督政府权力运作、揭露政治黑幕的舆论战场上，没有人是真正的孤胆英雄。格尔曼说《卫报》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之所以能够不遗余力地谴责国家罪恶，是因为有关酷刑、秘密监狱、本土监控、国家安全密函被滥用等问题，包括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真相的大部分信息都是由新闻从业者首次向大众揭露，并对背后真相深入调查跟进。另外还有其他行业的个人或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关于美军的关塔那摩虐囚事件，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 等公益诉讼机构的调查和向政府施压，又反过来促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和《纽约客》杂志去挖掘更多更新的内幕信息，所有这些都为《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美国的秘密海外监狱这一新闻铺平了道路。格尔曼要强调的是，没有对事实真相的深度调查、公布，公共辩论根本无从展开。（16页）

“棱镜”项目秘密被公开后，一些官方人士难以相信为什么政府还允许格尔曼继续写作有关保密档案的报道，更多的官方人士难以理解为什么政府明明知道有五万多份政府秘密文件就收藏在一个记者的手里而无法把它们要回来——在很多人看起来还有比这更简单、更容易的事情吗？格尔曼一方面知道自己冒的风险很大，但是，“管他的！这里有美国政府在国内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政府一直对民众掩饰自己的这一行动，有时候甚至直接诉诸谎言。……不仅大众被蒙在鼓里，就连正在审理案件的法官都对此毫不知情。……鉴于所涉及的权力之大，至少应该通过公共辩论的形式，决定权力行使的界限和原则。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主权归于大多数民众，没有人能够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权力，更不用说要对大众实施监控。”（113页）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记者从未因为公布机密信息而被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美国宪法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提起此类起诉。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禁止发布虚假信息（诽谤等少数情况例外）。同样，公布他人窃取的信息在法律上也不属于非法贩卖赃物。”（298页）尼克松政府曾在1971年试图阻止媒体发布五角大楼文件，却被最高法院驳回，尼克松也从未想到要联邦调查局去搜查一家报社的新闻编辑室。国家安全局的总法律顾问拉杰什·德在内部说，不要再想着拿回斯诺登的文件了，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格尔曼和其他记者提供了保护。但这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格尔曼说，“真正为我们提供保护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管理规范，而不是法律条文。”（285页）格尔曼还援引《信息自由法》和《隐私法案》提出申请，要求获得他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档案记录副本，尽管所获不多，但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信息。

在格尔曼看来，斯诺登事件的真正效应是改变了大众文化。它在法律、外交、政治和立法层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现行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私营部门要求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规模监控技术进行更有力的抵制。安全和隐私成为互联网巨头的营销点。谷歌加快了为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加密所有服务的计划，同时也加强谷歌云内部的安全保护措施。（394页）

尽管现在谁都知道在强大的国家监控面前难以隐身，但是斯诺登和格尔曼仍然不放弃对安全操纵的重视和努力，无论如何也不能那么“直白地暴露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想窥探那个庞大的监控体系的真面目，同时又试图逃过该体系的监视目光，如何可能？“我们自知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但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格尔曼与珀特阿斯、斯诺登从不使用电话联系，邮件中的每个字都加密。一份由珀特阿斯发给格尔曼的邮件密文是好几行莫名其妙的字符，解密后只有短短几个字：“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天哪！”（第6页）从有了互联网开始，就有人意识到要保护互联网不受审查、监控等各种异常的国家控制手段的影响，例如美国的“密码朋克”开发了可以有效运作的保护隐私软件，并供人们免费使用。但是没有多少人有动力或耐心去学习使用这些工具。格尔曼从2006年开始使用GPG，它是电子邮件加密和文件加密的绝佳工具；在他心目中，GPG的开发者和一直以来的维护者沃纳·科克是对公民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最后，我从斯诺登和格尔曼等人的对话中发现了一些好玩的句子或实用性的建议，整理了一下，它们或许从一些角度说明斯诺登和格尔曼他们是怎样炼成的，也可以对那些生活在美国黑镜前面的读者有更多的了解：要先吃冰激凌，因为汉堡不会融化。/ 我的工作就是要增加他们的工作难度。/ 美国国家安全局并没有留意你，你真的没那么有趣。（或者说，你真的没那么重要）但这也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黑镜的唯一变化：一面变得越来越透明的同时，另一面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如果你还认为自己的云是安全的，那就要笑死云了。/ 关闭一条通信通道，不是因为知道它被发现了，而是因为无法知道它是否已被发现。/ 每一次的联系都会留下痕迹，这一点无可避免，但我们会故意留下一些虚假的痕迹。/ 斯诺登：“当你还在打字的时候，他们就眼见着你的观点逐渐成形。”/ 斯诺登使用的一切都是一次性的。/ 从来不让自己的笔记本离开自己的视线。斯诺登去卫生间的时候也会随身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 用现金购买了一次性手机；关闭常用手机的时候，不要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和地点打开一次性手机。/ 要学习了如何识别自己有没有被跟踪，如何检查车辆有没有被动过手脚，要知道哪些事情不可以告诉伴侣，更要知道所有事情都不可以告诉孩子。/ 把自己装扮成那种喜欢讽刺政府、故意持相反意见的人，一般不会造成太大危害，这种人几乎每个办公室都会有一个，正是这种人不会被政府怀疑是内奸。/ 人民有权在耳边窃窃私语。/ 政府往往只能欺骗公众，却欺骗不了自己的对手。/ 政府雇用的律师的全部工作就是想办法利用法律的漏洞。/ 只有公开透明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