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真谈近世中国的幼医与幼蒙
熊秉真（章静绘）
熊秉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哈佛大学理学硕士，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国际哲学及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熊秉真教授是中国儿童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权威专家，新出版的《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凝聚其三十余年治学成果。书中描摹勾勒了中国儿童的成长历程和儿童观的流变趋势，揭示诸多珍贵的幼医文献，着重研讨不同文明和民族对于克服疾病的共同努力，对备受中国学界关注的李约瑟难题以及后疫情时代人类文明的走向亦有独到灼见。在这篇访谈中，有她治儿童史心路历程的剖白，亦借文化中心论的反思提出对历史学意义和人类知识发展的本源思考，对治中国史乃至世界史者均有启发。
《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熊秉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344页，58.00元
这本《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凝聚了您三十年来治儿童史的成果，也正好是在新冠疫情之际集结出版。疫情对您的研究有什么样的触动？这本书对疫情的应对有什么启示吗？
熊秉真：在新冠疫情之下发布这样一个研究成果，我主要有两点感想。
第一，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医疗健康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其实中文的文、史、哲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的通史中，关于健康疾病、卫生等专题的内容是很边缘的，认识也不多。
最近一年我写了三篇文章，台大高研会有专著，也写了英文的文章发表在汤因比基金会（Toynbee Prize Foundation）的网页上，讲人文学科应该思考，过去我们研究的内容跟实际上大家对知识与生活上的需要之间应该如何调整。日本和欧洲现在都已经把关于健康和卫生的历史作为人文学科中不可缺失的核心研究领域，而不觉得它是纯粹的医学、生物学问题。
第二点，我想从史学学科来讲。就疫情中的表现来说，人文学科、历史学科现在扮演的角色不够有力。这当然是双方的问题。但是一开始全世界就对疫情采取了比较短线的认识，以为它是所谓的“史无前例”。这点我在汤因比基金会的文章中也已经提到。总之，当时虽然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但现在看来是很清楚的：2020年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人类历史发展中重要的转悷点——全球的人们都互通瞩目，经历着同一个非常困难、影响严重的事件。
书中谈到法国学者菲利普·阿里耶斯认为“童年”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中国传统育儿之道可作为比照思索的素材。那么中国的幼蒙之道是否为阿里耶斯的假说提供了不同的育儿经验？
熊秉真：我很高兴你用了假设的视角，它确实是一个hypothesis，是一个假设，并不是一个结论。而且他的重点不是在讲育儿的经验，他的重点是在讲价值观和心态。从对比的角度来看，中国因为传宗接代、祖先崇拜，以及其他的需求，所以留下了一些和阿里耶斯假设不一样的史料。
阿里耶斯去世较早，没有看到我们做的中国研究。我相信他如果看到的话会觉得非常惊讶和欣喜。并不是说宋朝的《婴戏图》比较早，或者是说宋元明清的幼科跟欧洲发展的过程不一样，主要是这些材料用全球史的观点并存来看，不是各有成败，而是各有特色。所以从素材的角度讲，一定要用全球史的眼光去处理中国的素材，就是要在了解和对比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等所有的材料以后来写，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讨论对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阿里耶斯的假说当作很好的问题，它引出了一些不同的发现。
婴戏图（局部）
史学界十分关心家庭结构及家庭思想的问题，但对其中关键所系的幼科与幼蒙的历史则涉及较少，您的新书就关注到这个被忽略的问题。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幼科与幼蒙对中国家庭延续的重要性吗？
熊秉真：从生命延续的角度来讲有两个被忽略的问题。不只是儿童和童年，更加理论性和概念性的问题是关于年龄的因素和人生阶段。年龄有生理年龄，也有社会年龄，就是说人生的阶段在古代、中世、现代都有不同的意思。我们要问的是：age（年龄）是什么，人生的阶段怎么分段？传统史学讲事件、制度，讲一群人，不看个人，思想史把个人也纳入了研究视野。但即使看向了个人，这样的微观研究也不够细微和深入。这就好比生物学在晚近几十年走向分子生物，已经不是停留在看动物、植物的分类的表面了。所以我想这是史学学科自身成长的问题。所以年龄和人生阶段两个因素应该在中国史中得到它们应有的位置。
您在书中提到明朝是幼医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您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传统幼科的特点吗？记录医者诊疗过程的近世幼案兼具奇情性与实证性，这种古典的实证记载是否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书写体系有所启发？
熊秉真：明朝确实是幼科承上启下和成熟的关键节点。幼科从魏晋到隋唐萌发，在宋朝浮现，它的发轫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明代随着幼科著作和记录的出版传世，幼科发展得比较普遍，也比较系统化。太医院里的幼科不但有教授，而且幼科教授的作品保存得非常完整。明代幼科名医薛铠和其子薛己的《保婴全书》四十册现在还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关于幼科的第一篇出版的文章也是聚焦这一时期的。1989年我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国际明史研究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出版，感兴趣的读者们都可以看到。
幼科医案是一类特殊的文献，我专门写过一篇中文文章《让证据说话》。故事的奇情性不止停留在叙述层面，同时还体现在细致分析跟说理层面。当时的幼科医案中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些相似的特点。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二十五个诊籍（诊籍就是先秦时期诊断书的叫法）到钱乙的二十三个记录，再到万全，再到薛铠、薛己，幼医留下了一千五百多个医案。所以在数量上、在计量上我们称为具有统计上的意义。几乎每一个病症不只有处方，还有实证。这样的记录一方面训练和传承了医者的幼科知识，同时在市场条件下通过宣传自己的方式和同行竞争。
现在再重新看这些医案对近代医学会有新的发现。由于近代科学革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行方式，中国按照近代科学的传入对历史做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切割，因此造成大家在看待这些医案材料时会带有现代科学的预设，带着检讨的眼光看待这些材料，造成一些先天性的限制，这是无须讳言的。从书写方式来看，小说类跟非小说类的书写方式也受到了近代科学追求绝对客观的影响，有很明显的断层，这也是无须讳言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反思，尤其是在现在的新冠疫情之下，大家终于知道这是人类经验历史中间非常核心、普遍和常在的东西，那么留下的材料就值得大家不断地重看。
夏景戏婴
杂技戏孩
在分析乾隆歙邑许氏幼科这一个案时，您提到此例“让我们更清楚意识到此普世而区域、地方之层级分明的学术分析架构，未必须视此三项范畴为上下从属，甚至彼此互斥之关系”。您能以许氏幼科为例谈谈区域、全国和普世典范三者的关系吗？
熊秉真：乾隆歙县许氏幼科的案例是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找到的很难得的案例，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我现在就你的提问来专门讲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知识、传统的发展都会在特定的区域和地方获得特别性。这与我们后来习惯上讲到的国别史不一定相同。对许氏幼科来说，地方史比国别史更适合作为研究单位。但是大家对普世范例的在乎我觉得还是受到近代泛科学论的影响。事实上，许氏幼科受到了新安医学的影响，在书中我已经详细分析了新安医学本身的环境。它的特别性在于这个幼科医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一辈子行医留下了七本著作，所承载的是比较完整的地方性临床实践，我想作为一个普通医生，他未必跟国家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要不要从这中间找出它的典范性？典范是典范，我总是把典范跟普世性分开来讲。作为现代幼科的起源，十八世纪的德国幼科在典范性上有一定的普世性，但更多的表现出的是区域性特点。典范是此起彼落的，所谓寸有所短，尺有所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克服研究中国时总希望要拔头筹的习惯。可以用“有这么一个范例对全世界有意义”的问题来转换思路。目前，大家已经越来越感到国别史和线性史观的局限性，那么每一个范例就必须要建立在它的内涵、范畴、特色以及周围的知识网络的交织上，知识是风起云涌，此起彼落的，它从来就不是非常有组织的、有次序的、上下统筹的生产方式。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暂时的回答。
书中提到“与西方相较，新生儿照护在传统中国一直特别受重视”。您能从中西视野的对比中谈谈中国对新生儿照护的重视程度吗？
熊秉真：新生儿照护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因为我对钱乙和新生儿照顾的研究最早发表于美国儿科医学会的所在地芝加哥。那个时候在场的所有的美国儿科医学会的学者医生看到了中国的新生儿救护研究。就细节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知识体系发展过程。在唐代，六岁以下的小孩子生了急病只能“卜夭寿、占生死”。虽然唐代没有发展单独的幼科，但在孙思邈前后都留下了很多新生儿养护的记录。孙思邈更是单独列出了一个新生儿照护的章节，并且激励后来人挑战幼科。
后世的幼医就接受了挑战。宋代的名医钱乙立志只专门看六岁以下的小孩子。他的传记里说其投身幼科就是希望“使幼者无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现在全球的儿科医学将这句话奉为典范，认为钱乙不仅是中国幼科的始祖，也是全世界幼科的始祖，因为他的贡献给后世留下的前行轨迹。其中小儿断脐和对新生儿破伤风的诊治在宋代的突破非常重要。我在中英文的论著中间都有非常仔细的技术性的分析，这是一个人类医学技术史上惊心动魄的故事。
同胞一气
您在第四章提到宋代以后幼医医理从北方寒凉、下攻法转向温养路线，您认为导致这一转变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您认为传统幼医和幼蒙体系对我们今天以西方儿科为基础的儿科医学有什么意义？
熊秉真：这个变化的关键在金元。已经有西方的研究讲到了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当然是中国历史重心的南移。人口从凉爽的北方走向了湿热的南方，生活方式和饮食都会有所改变。这个情况可以和西方殖民时期欧美移民对比。欧美人的医学理论也依据热带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对中国来说，客观上的南移也是导致幼医医理由寒凉、攻下法转向温补路线的原因。第二是内在理路的问题。学术发展从长期来讲，穷而变，变而通；还有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大家读了库恩（ 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是并不知道中国的典范转移在科技上是怎么走的。如果我们一直跟着李约瑟的问题，这样对内部细节的掌握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再重新看，如果说中国的儿科兼有中医跟现代医学的基础，其实西医也兼有东方的基础，包括中医西传、阿拉伯医学。这类研究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是在中文世界认识得还很少，所以各地的医疗体系本身是多元且平衡的。中医研究者们应该知道中医是兼采多面的，包括西医、阿拉伯和印度的医学等等。我想现在的疫情也让大家看到对民族医学（ethnic medicine）的重新了解，这些民族传统不只是一个文化的根，它是全世界几百个民族共同的根和资源。虽然大家的训练跟多语言的掌握可能各有长短，但应当尽力，不分彼此。
月令图
您提到李约瑟问题使我联想到书中对幼儿“变蒸”的讨论。您认为“变蒸”这一幼医观点的流变过程与西方或近代任何一学科的经验并无二致，都经历了假设—推理—实证检验—驳斥再进入新阶段的假设这一扬弃的实证过程，但未能建立起一套更确凿的新说致使“变蒸”这一学理最终落幕。您认为“变蒸”说没有持续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学说中断是否能视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科学的缩影？
熊秉真：我想变蒸的问题最主要涉及的是每个区域发展的典范的问题。变蒸曾经是一个典范，经验科学之下中国、西方、印度、阿拉伯都有这样的典范。如果我们不继续过度夸大中西差别的话，这是一个科技史上的假设不断自我更新、推理的过程。变蒸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虽然现在很少提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断，更多代表的是人类在幼儿成长认识路径上的反复。事实上，阿拉伯医学或者欧洲早期的医学也有很多又衔接了中断很久的历史。所以如果我们确实脱离直线前进的对历史的假设，也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对于变蒸，其实它未来会怎么样继续激扬大家对于婴幼儿的生理跟成长的进一步研究，其实现在言之过早。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医学，这是大家很常常忍不住硬问的所谓“李约瑟疑问”。但是到二十一世纪，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把李约瑟问题搁下来了。我举一个例子，清代的针灸科鸦片战争前十年就在太医院取消了，这有很多内在的原因。但是现在针灸在中国乃至欧美都还很活跃，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它可以断断续续、匍匐前进。
货郎图
您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让我反思是不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也就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到今天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唯科学论，您尝试在中国和其他的传统文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
熊秉真：我从两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首先，研究问题应当知己知彼，兼论中外。因为我不能假设读者已经知道那个问题，所以我需要在研究中去补充其他的相关知识。然后在兼知中外的情形下，说明补上的比较详细的、个例的研究。也就是说，我在乎的是微观研究跟宏观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问题，而非中外的问题。因为国别史的时间段非常短，专业的议题也非常有限，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帮助不大。
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华文学术界对世界史跟西方史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做中国史的时候还没有融入世界史。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从人数、实力、内涵上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我知道大陆把世界史变成一级学科，但是实际上如果看实际成果和招收学生的情况，你就会想到我要怎样回应第二个关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从他的直觉和关注上来讲，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前近代跟近代的关系，不是近代长期发展、从近代走向近代以后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放宽视野的话，就会知道现在我们有别的办法认识十六到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它的重点不是在进步不进步；谁先谁后、谁长谁短；谁赢了、谁输了。虽然中国人好像很难挣脱梦魇，大家一直想在各方面争一口气，这个我确实也非常理解。但是如果从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角度来看，我们的同仁就不一定只是华人，领域也不只是在国别史的范围里面去做各方面的对峙，不用没完没了地拿中国史比美国史，拿日本史对法国史，拿美国史对印度史，对吧？
如果要说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应当心平气和地接受共同的历史。我最近在读北欧的历史，我知道的细节不多，但我总会留一个空间给它，觉得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他们的困难也是所有人的困难，虽然我不是北欧人，但我并不自外于那个世界。我后来整理幼医与幼蒙，因为有一些是绝版的东西，要用知识的生态跟知识的环境的办法重新处理问题，因此必须大幅度地放宽视野，用中国之外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历史，而不只是拼命论证自己的根、自己的传统是永远领先的。当我们期望别人没有中心论，可是如果有中国中心论怎么办？放弃了西方中心论以后产生其他的中心论，日本中心论、印度中心论，各种中心论怎么解决呢？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讨论。其实如果要讨论中心论的问题，应该就要讲所有的自我中心论怎么解决。
长春百子图（局部）
您的回应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这个阶段来说，我们要去突破前一个加上西方中心论的范式，是因为现在学界积累还没有达到，需要更多时间。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大家把新的魔咒打破之后，可能会达到您说的更包容心态来做历史。
熊秉真：你说得很好，华语学界大家都不愿意相形见绌，这个心情无可厚非。可比如唐朝时有个印度医生把白居易的眼睛治好了，白居易写了很多诗赞扬天竺的医生。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去计较是哪一个人把中国的造纸术带到大食？哪些隋唐明清文化内涵在韩国、日本发扬光大了？如果我们通过辛勤的努力让不分远近的人都可以受惠，也可以坦然接受我们受惠于阿拉伯、印度的各种的医学，是否能够开心而坦然地展示它们？
我很高兴你用了很精彩的“魔咒”这个词，大家的心情如果太严肃、太凝重的话，就好像自己背包袱，永远没办法挣脱了。因为我们永远要有一个输赢，还要讲直线进步，但这不是历史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目的，对吧？要知道钱乙的二十三个医案里有三分之一是死例，但他有专业知识上的自信，会不讳言自己没有治好病人。他觉得大家共同从失败中所学习，不用光辉和光荣论决定历史的意义。
也就是说文明不在于伟大。每一次我们用西文讲演，常常说一个人的慷慨在于他愿意展示他的脆弱。一直昂首阔步前行的多半是不知道自己不足的人（a march of fools）。我们在2021年来到了一个分水岭，虽然大家现在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但是“救亡图存”也来得及。我特别觉得大家应该在生死存亡之际放下打败对方的强烈愿望，去接受自己的所受益于他人的，或者是开心分享自己已经有的东西。学历史如果要定谁先、谁后，谁好、谁坏，谁有、谁没有，我觉得真的是看薄了我们追求历史的意义，不是吗？我之所以要开始关注生命的开端，想要探究生命的可能跟不可能，是因为我不希望历史上总是记载着伟人或是了不得的恶棍，应该让所有无名无姓的、甚至是夭折的婴儿们给大家一个有意义的空白，这就是我最初研究幼医和幼蒙的原因。
您今天的思考呈现的关怀，是用一种中国古典的方式在书里委婉表达出来的。我想这种关怀是不是跟您研究的领域有关，因为医学议题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让所有人远离疾病和痛苦的折磨。
熊秉真：谢谢你的说明。即使现在出版了这本《幼医与幼蒙》，我还是常常会觉得写作、言说或者论文宣读有时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希望用比较生态环境的办法来看。大家都知道阅读史是读者跟作者共同造成的，书写成了以后，其实是读者创造意义，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和你谈话。
你说到了一个重点。我是在西方受教育，做研究教学。在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大家常常喜欢直接谈理论跟方法。我是比较喜欢讲故事的，所以我不直接谈理论或者驳斥方法论。我希望借着诸多细节让读者有不同的感受。生死是不认国界的，像新冠疫情就不会停在国界旁边。现在有各种封锁让大家感觉到这种隔绝。但是最重要的是应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愿意去共渡难关。所以我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选择了中国的词汇，题目叫A Tender Voyage——“慈航”（A Tender Voyage：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印度的佛教讲生老病死如同苦海无边。但是到魏晋以后，中国的信徒就会说苦海无边，但可以苦海慈航。救不了自己的孩子，就想救别人的小孩，这写的就是幼医们。
这话听起来可能像是高调，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关口，疫情之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如果用未开化和开化这样的标准划分知识系统，达到世界第一就很高兴，各扫门前雪，到最后知识可能会反过来吞噬自己，这是我的可能比较大胆的一个预设。
因此，无论从认知上跟题材上我们都必须要采取一种非排他的书写方式。我在国际人文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有我的责任和角色，所以我更加常常提醒自己采取分享式的学术预设。首先我们采用更开放的选题方式。比如你做的性别史或者物质文化史都是比较开放的，别的地方的成果也可以帮助自己的成果。原来的若干选题方式比如说唐代的制度史中的租庸调法，你就不用管别的地方有没有租庸调法。其次我们采取开放断代的办法。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走出朝代史。另外，语言和表达本身也会造成概念上的预设，无形间也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鸿沟，这需要我们抛开知识的包袱去un-learning，丢掉学科限制重新思考。
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知道知识的陷阱跟风险何在。开始一个新的议题就从整理词汇考证，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但我很高兴如今你们年轻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走累积的路，慢慢就会有新的起点，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感谢您对年轻人提出的期待。如果要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做全方位的探讨，不仅要跨学科、跨文化，对于语言也有很高的要求。要沿着您这样的思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熊秉真：我自己觉得像你提问的时候所展现的活力跟好奇就是最好的条件。如果你的好奇心够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破除很多困难跟挑战。我一开始采集幼科文献的时候，内容常是没有标点断句的。我每天晚上就在床头读像泥砖一样的厚书，用想要了解婴幼儿怎样断脐这样的普遍性问题。所以在前十年里，我都在阅读没有人读过的史料，弄清楚问题，因此并没有出版研究成果。我还去了西方的新生儿科像一个学生一样学习新生儿知识。当时确实是同行不多，所以有一点独学而无友的寡陋感，但偶尔也会有小发现带来很大的欣喜，比如发现了脐风的风和新生儿破伤风的风两者之间是可以联想的。当时我还做很多别的事，这个过程主要在晚上业余时间进行，进展很慢，别人就说我有日工跟夜工。但是当晚上做成果也开始分享以后，感觉是很不错的，因为别人也可以加入你的好奇了。
我在山西太原第一届国际明史会发表的论文叫做《明代的幼科》，主要讨论幼科问题。参会的有一百多个学者，但研讨会的组织专家们不知道要把我放在哪一组。后来我参加社科院在北戴河举行的会议有了新的成果，大家也说不知道你的研究属于什么组，可是我想当时我可能很年轻，也很迟钝，不在意别的人承不承认，或者在不在乎。我分享我的发现，是因为我不希望当我退休的时候也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就好比我一个人在海边散步，觉得很遗憾，所以我就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好奇心可以把你从一个事情带到另外一个事情，最后就会牵引你得到收获和快乐。
对于我的研究状态，我觉得之前有点像整理场子、锄锄杂草，现在还可以有一点时间慢慢捡一点石子。我才写了一个关于《婴戏图》的文章，然后我可能还会去做一些幼儿游戏、童工和法律的问题。方闻先生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中国艺术史，他希望我整理《婴戏图》，因为现在大家并不清楚宋朝儿童的日常生活。我很乐意，可是从方先生跟我说，到现在我想想可能都二三十年以上了。所以史学是经得住时间洗练的、耐老的行业，“不知老之已至”。你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就挑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东西，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走下去，它自然就会帮助你挣脱原来的预设，去到一个柳暗花明的地方。
接下来您对未来的儿童史有什么期望？
熊秉真：我对自己的期望是继续用书写和讲演的方式去挖掘儿童的成长史，让大家都觉得不管我们从哪里出发，儿童和生命都是全人类所关注的议题。这个孩子可能在古代的汴京或者现代的开封长大，而印度、南美洲或者非洲的孩子在成长中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们都是整个人类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分享包含着详细的、生动的、带有疑问的讯息。同时也制造一个空间，尤其在疫情之下能够兼容放置不同文化中的智慧，了解其他地域的生命是如何成长的。他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就像我们的成就也是他们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