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逝世110周年|曾经不受欢迎的马勒，为何走红音乐厅？
编者按：1911年，马勒去世。110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大剧院、乐团纷纷推出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诠释马勒，致敬马勒。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马勒，聆听马勒？不妨追根溯源，先认识马勒。
今年是伟大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去世110周年，他的主要创作体裁交响曲，又一次走红音乐厅。虽然马勒距离走红大众还很遥远，但大众可能仍会好奇，马勒，你为什么走红音乐厅？
人红离不开两个原因，受人追捧以及作品满足人的心理。先说说前者，追捧马勒的一些大指挥。
在欧洲古典音乐史上，有一项传统非常突出，那就是作曲家与演奏家（指挥家）的合体。这既是很高的艺术追求，没有人愿意仅仅成为一个被动的诠释者；也是一项职业能力，很有些前店后厂自主创新的意味。
追捧马勒的第一个人当然是他自己，一个著名指挥家和一个当时不出名的作曲家，具有天然互补性。作为同时代好友、同行，理查·施特劳斯要比马勒成功得多，完全不用靠指挥辛苦谋生。但马勒有一句名言：“我的时代将在他（理查·施特劳斯）结束时来临，如果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你（妻子阿尔玛）将在我身边！”当然，这两位作曲大师的私交一直不错。
马勒活着的时候指挥首演了自己已完成的十部交响曲中的八部，除了《大地之歌》与《第九交响曲》（由学生布鲁诺·瓦尔特首演）。
马勒手稿乐谱。
从作曲家本人指挥首演的结果看，《第一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反响很差，《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第八交响曲》较受欢迎。其中，《第八交响曲》享受了长达半小时的欢呼。
几个经典的差评分别是，他的《第一交响曲》被说成是当时“最无趣的交响曲”，《第三交响曲》被批评者形容为“写出这种东西的人应该蹲几年牢”，《第六交响曲》的受关注点几乎集中在不同寻常的打击乐和铜管部分。
根据作曲家好友圭多·阿德勒统计，截止到马勒去世的1911年，欧洲、俄国和美国演出了总共260多场马勒交响曲音乐会，其中《第四交响曲》61场，最为频繁。
此后的二三十年代，大指挥家纷纷在马勒交响曲中找到了现场效果与情感体验的高度结合，荷兰的门盖尔伯格、美国的斯托科夫斯基、英国的鲍尔特最有代表性。
在被纳粹德国完全禁止之前，马勒的信徒、学生布鲁诺·瓦尔特，助理奥托·克伦佩勒和门盖尔伯格，是三位最努力宣传马勒的指挥大师。1934年至1938年，他们的努力使马勒在奥地利短暂复兴，以至于当时的政府突发奇想，企图将马勒塑造成一个民族偶像（就像瓦格纳之于德国）。
不过正像马勒自己感叹的，“我死后五十年才能第一次演出我的交响曲吧！”1960年，40来岁的指挥巨星伦纳德·伯恩斯坦凭一己之力开始了拯救马勒的运动。此举被拿来与门德尔松复兴巴赫媲美，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著名马勒专家库克说：“其实在五十年代，随着LP唱片、唱机的普及、战后年轻一代对音乐更为宽容，马勒这些又长又惊人的交响曲已悄悄流行起来。”
伯恩斯坦成为马勒助推器有两个优势，其一他是著名指挥家，其二他很擅长电视表演。同时，他也是马勒的同胞犹太人。1960年，伯恩斯坦与其执掌的纽约爱乐创建马勒音乐节，邀请他的前辈布鲁诺·瓦尔特和米特罗普罗斯加盟，马勒的遗孀阿尔玛观摩了排练。随着音乐会、录音、电视推广，伯恩斯坦至少在美国与马勒画上了等号。
1967年至1976年，马勒代言人伯恩斯坦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与维也纳爱乐、伦敦交响乐团推出了第二套马勒交响曲全集影片，推动了马勒的彻底复兴。1979年，伯恩斯坦首次指挥柏林爱乐为慈善演出两场马勒《第九交响曲》，演出之成功，促使卡拉扬很快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曲目。
战后第二代马勒重要诠释者之一阿巴多，15岁就被伯恩斯坦称赞为有一双“指挥家的眼睛”，他在30岁时来到伯恩斯坦身边，成为助理指挥。可以说，伯恩斯坦不但复兴了马勒，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至于阿巴多为代表的马勒指挥家群体，几乎从20世纪90年代起将马勒送上了古典音乐神坛。马勒很多交响曲演出之后的静默，已经成了乐迷聆听的守则。
马勒走红音乐厅的第二个原因，是作品满足了人的心理：痛并快乐着。
就像前面说的，马勒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未来，具有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不但有音乐上的，即交响曲体裁的突破，比如更多不和谐音、曲式的自由，而且在内容上更大胆地突出了分裂的心理特征，开拓了交响曲的表现力。
在我们开始了解马勒这个人之前，首先确定的是，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艺术家。
马勒遗孀阿尔玛的回忆录曾记述这样一幕。“某一天，我们听到一阵嘈杂声，于是从窗口各自探头出去，看到（纽约）中央公园这一侧的大街上，有一支长长的队伍。这是一名消防队员的葬礼仪式，我们从报上看到过他英勇殉职的报道。当行到靠近我们窗口正下方时，队伍停了下来，一名主持人出来，作了一番短短致辞。我们在11楼，他说了些什么我们只能意会。他致辞完毕停了一下，接着有人在一面鼓上一击，之后一片寂静……我心中突然一惊，急忙转头望向马勒的窗口。他也同样从窗口探出身来，脸上早已泪流满面。”
古斯塔夫·马勒是家中第二个儿子。14岁时，他13岁的弟弟病故，尽管在此之前，有六个孩子没有活过婴儿期，古斯塔夫还是深受打击。30岁前后，马勒的父母、妹妹相继去世，遂负担起四个弟妹的养育责任。47岁时，马勒的女儿玛利亚去世，他也在此时检查出风湿性心脏病……
马勒的音乐中因此笼罩着死亡与疾病的阴影，每一首都有葬礼元素，但他并没有遵从医嘱，依然保持着工作狂的节奏。
离我们最近的样本是指挥大师马里斯·杨松斯，他虽然有比马勒时代好得多的医疗条件，但就是不肯提前退休，对他们来说，音乐事业比多活几年重要。
如果说年轻人听马勒是听个大悲大喜的热闹，中年人听马勒就是交心吧：真正体验过送别和送别的琐碎，体验过身体下行的不堪与家庭危机的无奈。
所以有句玩笑话，马勒是个筐，哪里需要哪里装。其中的情绪实在多得数不过来。他的作品惊喜交加、爱痛分明，亦应了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现实的死亡与疾病的阴影、爱情的甜蜜与家庭的欢乐、幻想的复活与天堂的美好、胜利的激情和憧憬的狂热，最终都指向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理想国。
马勒在音乐里痛并快乐着，就是流行的那个词“走心”形容的那样，它埋藏在心底，矛盾着日常，直到我们决定放下，跟着自己的心走一回。因此，好的马勒演绎一定是充满感情的演绎，爱上马勒音乐的人也是充满感情的人。
推荐马勒的陌生人从聆听他的柔板或慢乐章开始，例如《第一交响曲》“花之乐章”、《第三交响曲》末乐章、《第四交响曲》第三乐章、《第五交响曲》小柔板、《第六交响曲》行板、《第七交响曲》“夜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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