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滩溯往：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与河滨大楼
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区域，位于苏州河北岸、河南路桥北堍，南濒北苏州路，北依天潼路，西临河南北路，东至江西北路的庞大建筑体，名叫河滨大楼，是当年上海最大的一座公寓楼，由近代上海犹太裔房地产巨商维克多·沙逊投资建造，属于英商新沙逊洋行的产业，有“远东第一公寓”之称。自1930年年底开工，1932年上半年建成以来，河滨大楼吸引了无数目光，有着数不尽的人物，发生过说不尽的故事，寄托着诉不尽的情怀。其中，铁道部所属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曾于1933年至1936年入驻河滨大楼，有着不少可追溯的往事。
河滨大楼
“寄人篱下”的铁路管理局
1932年12月上任的京沪沪杭甬管理局局长黄伯樵，鉴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位于上海北站的办公楼被日军炸毁，创巨痛深，打算租一所大房子集中办公。经请示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允准后，该局便四处觅屋，后来与新沙逊洋行谈妥租价，把河滨大楼的底层与一层全部租下来办公使用，每年租金4.8万两。
当时在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后来成为名作家的秦瘦鸥1942年回忆道：“这年冬天，黄伯樵先生到任，认为各部分分散得这样远，一些没有联络，工作上委实很不便，于是另外在北苏州路（天妃宫桥东首）的河滨大厦里，借了几十间屋子，爽快把各部分聚到了一起来，这样才使肢解了一年多的两路管理局渐渐重复旧观。”（秦瘦鸥：《一再毁于炮火的两路管理局》，《政汇报》1942年6月11日）
1933年2月8日《申报》报道中，记者对此事作了透露：“两路管理局址自一二八沪战迁入四川路六号后，旋于去年六月间复迁至靶子路二四〇号，以接近车站较为便利。但自黄伯樵长局后，因鉴所属各处均不在同一地点，如会计处在圆明园路，工务处在新民路，机务处在靶子路口等，传递公文每多浪费时间，极为不便，因此特觅定北苏州路天后宫桥附近河滨大厦二楼全部，作为局址，各处除车务处及医院外，一律迁入，车务处及医院则迁至现在局址。此举定三月间实行。”（《申报》1933年2月8日）
对于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搬迁河滨大楼前后的动态，《申报》记者给予了持续关注。如2月27日报道《两路管理局将迁址》：“京沪沪杭甬两路管理局迁至靶子路后，奈因地址不敷办公，以致车务处、工程处等均不能毗连处，经局务会议决定，于四月一日起迁移至河南路北堍河滨大厦办公。”（《两路管理局将迁址》，《申报》1933年2月27日）3月15日报道了具体的搬迁安排：“老靶子路之管理局，自决定迁移至北河南路河滨大厦后，现已决定自明日起开始迁移，先迁工务处，总务处定十八日起，机务处十九日起，会计处、材料处在本月底以前，亦可迁移完竣。”（《申报》1933年3月15日）3月17日发布报道《两路管理局局所迁移》：“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总务、工务、机务三处，自三月二十日起，迁在北苏州路江西路桥河南路桥间河滨大厦办公，电话总机四〇〇四〇号，除车务处与驻路警察署，因工作多在车站，为求指挥接洽之便利，仍在北站办公外，其余会计处、材料处及铁道部特派驻路总稽核室，则以新屋内部装修关系，须于本月底一并迁入河滨大厦云。”（《两路管理局局所迁移》，《申报》1933年3月17日）3月21日报道《路局昨迁新址办公》：“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前为靶子路局址狭小，不敷办公，且所属各处并不集中，因之颇感不便，当即另觅地址，租定北苏州路河南路口河滨大厦二楼为新局址。上星期六、日，该局即乘休假之期，先将总务、工务、机务三处一并迁入，昨日星期一起，即在新址开始办公。其他材料、会计两处，则因新屋装修未竣，须待本星期日迁移。”（《路局昨迁新址办公》，《申报》1933年3月21日）
1933年3月20日，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迁至河滨大楼办公（1933年3月21日《申报》）
由《申报》报道可知，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经过前期充分筹备，并且加快装修进度，利用周末进行搬迁，1933年3月20日起，总务处、工务处、机务处已在河滨大楼开始办公，其效率可见一斑。于是，河滨大楼第一次迎来了政府机关的入驻，而且还是地位重要的铁路管理局。铁道部所属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入驻河滨大楼办公，在中国交通运输史上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若不是日军侵略，怎会如此损失惨重，又大费周折呢？
铁路局局长黄伯樵
说到力主把铁路管理局机关迁到河滨大楼集中办公的黄伯樵，他是何许人也？黄伯樵生于1890年，江苏太仓人，少年时父母双亡。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电工机械科，是该校第一届优等毕业生。1920年留学柏林工科大学，学习工业管理。回国后，1922年10月至1924年12月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1924年任交通部路政司总务科科长，1925年任陇海铁路汴洛工程局总务处处长，1926年任汉口市政委员会委员兼工务局局长，后返沪任交通部电讯人员传习所所长。1927年任杭州市工务局局长。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任首任公用局局长，1930年7月改称上海市公用局局长。在此期间，1928年10月曾被任命为杭州市市长，但未到任。1932年12月由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委任为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其间，于1936年任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工科出身的黄伯樵非常善于精细化科学管理，以简化手续、划一标准、提高效率为原则，被称为把科学管理方法引入中国行政机关的开创者。
黄伯樵
1933年3月，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迁入河滨大楼办公后，面对付出的高额房租，不少人心存疑惑，是不是过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了？面对诸多质疑，局方为消除大家心中的疑云，专门在内刊发表长文《本局为何迁入河滨大厦》予以解释说明，还制作了租金比较表，一目了然。
该文指出，在当时的上海，从办公用房租赁单价来说，已属便宜，并且双方租赁契约中规定，租满两年后，仍可以同等租金，续租一年或两年。该局又商得新沙逊洋行同意，按照该局设计方案进行装修，装修费也属划算。局方认为，与分散四处相比，“现在迁并河滨大厦，布置完备，圭气充足。员司精神上感觉愉快，即工作自可奋发。”“故今租河滨大厦，虽于房租支出不免有相当之增加，然同时于工作效率亦有相当之提高，时间损失更有相当之减少。”（《本局为何迁入河滨大厦》，《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711号，1933年7月4日）
入驻河滨大楼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695号，1933年6月15日）（岳钦韬提供）
迁入河滨大楼后，该局局长室、副局长室、秘书室、总稽核室、机务处，总务处处长室、监印室、文书课、人事课，以及会议室、会客室、图书室，皆在一楼；总务处事务课、产业课在底楼；工务处工程课在底楼，其他课在一楼；材料处在底楼；会计处则在底楼、一楼皆有。
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迁入河滨大楼后的办公室分布（《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736号，1933年8月2日）
初搬入河滨大楼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备受各界关注，有小报记者道听途说，在报上编了一条消息，说按照双方租约，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人员不得使用河滨大楼里的电梯。鉴于这种混淆视听的谰言，该局负责编辑内刊的同人特地在《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上刊登了一条说明，题为《河滨大厦之升降机》：“本局租赁河滨大厦契约第一条规定：‘该大厦设备之扶梯穿堂及升降机，承租人及其人员得与其他租户共同使用。’”（《河滨大厦之升降机》，《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725号，1933年7月20日）
铁路局走出的名作家秦瘦鸥与学者秦翰才
1933年9月，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把被日军炮火炸毁的上海北站局所残存的建筑局部作了简单修复，让车务处回去办公，局机关仍在河滨大楼办公。那么，该局机关在河滨大楼办公时，作为普通职员的秦瘦鸥，是什么感觉呢？在他看来，除了房租很贵之外，更多的是感到不便，甚至觉得是遭到了歧视：“但全局的其他各部分，仍在北苏州路河滨大厦租着屋子办公，不但租金非常的贵，而且因为河滨大厦的房东是英商沙逊洋行，那几个管理员动不动摆出一副英商面孔来，干涉铁路局的布置，什么地方不可开门，什么地方才能停放汽车，那几架电梯只有高级职员可以用，那几间厕所铁路职员不准进去……简直多方为难，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寄人篱下的痛苦。”（秦瘦鸥：《一再毁于炮火的两路管理局》，《政汇报》1942年6月12日）
秦瘦鸥还把会计处的账簿也兜了底，从1932年2月开始租屋算起，到1933年年底的房租开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1932年是48437.23元，1933年是64877.30元，总数超过11.3万了。并且预计到新沙逊洋行每年都会涨房租，开支会逐年大幅猛增，他说：“这笔款子不但很大，并且化去以后并无下文，即使在河滨大厦住上十年，沙逊洋行也决不会大发善心，对路局说：‘好了，你已经付我这许多租钱，房子就送给了你吧！’”（秦瘦鸥：《一再毁于炮火的两路管理局》，《政汇报》1942年6月12日）秦瘦鸥的记述，确实反映了该局上上下下的共识，至少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一个堂而皇之的政府铁路机关，在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却给外国人做房客，这滋味肯定不好受，何况是令人咂舌的高额房租。
为什么秦瘦鸥对底细这么了解呢，连房租账目都一清二楚？笔者为探其究竟，找到了两份《京沪沪杭甬铁路职员录》，一份是1932年年底编，一份是1935年6月编，但信息是截至1934年年底。从两份详细的职员录中，发现了秦瘦鸥的踪迹。原来，他本名秦思沛，1908年生，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毕业于上海澄衷中学，1926年6月进入两路管理局，先在总务处任课员，后来调到会计处文牍课做课员，又回到总务处，任文书课编查股课员。他当时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这样的岗位经历，正是在该局搬到河滨大楼办公初期，难怪他对房租账簿了如指掌。后来，秦瘦鸥写出了号称“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的长篇《秋海棠》，1941-1942年在《申报》连载，很快被改编为话剧，创下了连演150场的纪录，沪剧、越剧、评弹，历演不衰，书籍也出过多个版本，并被拍成电影，红极一时。20世纪50年代书又重印，电影重拍，到1985年还拍成了电视剧，2007年又有新版，跨越六七十年，长盛不衰。想不到，这位曾在河滨大楼整日埋头文牍的两路管理局小职员，竟成了“鸳鸯蝴蝶派”代表之一，名闻天下的大作家。
秦瘦鸥新婚照（《上海画报》第469期，1929年5月21日）
职员录中还有一位秦姓职员，叫作秦翰才，1895年生，上海人，原是上海市公用局秘书科科长，是由局长黄伯樵聘到两路管理局的。他1933年1月进入两路管理局后，任秘书室秘书，主要负责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秦翰才才华横溢，也很是敬业，工作之余笔耕不辍，1935年出版《开心集》，1941年出版《文书写作谈》，1942年出版《档案科学管理法》，把从事多年的本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作了极为系统科学规范的梳理，成为文书档案管理的典范，为当时许多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作出了不小贡献，至今仍被档案学界广为研究。1956年，秦翰才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的左宗棠史料搜集及历史人物年谱收集宏富，被传为佳话，著述颇丰。秦翰才在河滨大楼兢兢业业，皓首穷经沉浸于整理文书档案的身影，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秦翰才《由一机关之文书推见其办事状态》（《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687号，1933年6月6日）
轰动一时的抢劫案
1935年12月，在河滨大楼办公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发生了一件抢劫案，震惊一时。原来，23日是该局发工资的日子。下午2:30，该局会计处出纳课职员徐聚金带着现金4200余元，到工务处发放当月工资，走到狭长的三楼走廊时，突然冲出两个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短打扮，两人手持短刀，禁止徐聚金出声，把他拖到门外，用绳子绑住他的脖颈和手脚，把装有现金的皮包抢到手后，迅速逃跑了。等到徐聚金拼命挣脱绳索追到楼下的时候，两名抢劫犯已杳无踪迹。惊魂未定的徐聚金赶紧报告该局，当即向就近的狄思威路巡捕房报案，请从速通缉。（《盗劫路局巨款，计四千二百余元》，《申报》1935年12月24日）
河滨大楼内幽暗的走廊（秦战摄，2020年12月）
河滨大楼内的走廊拐角（秦战摄，2020年12月）
当天，接到报案的狄思威路巡捕房巡捕迅速行动，四处侦查。晚上9:00多，其中一名犯人因成功抢到巨款，又顺利逃脱，顿时得意忘形，去了俗称“石路”的福建路大衣店，花50元买了一件新大衣。附近的巡捕见其形迹可疑，对他进行盘问并搜身，竟发现身藏赃款3900多元，还有凶器短刀，立即抓回巡捕房审问。这名被抓获的抢劫犯是海门人，名叫陆景文，是远东清洁所的清洁夫。24日晨，犯人被押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由该院推事姜树滋提审后，下令暂押，等抓获共犯再审。（《路局被劫巨款，拘获盗匪一人》，《申报》1935年12月25日）从下午2:30案发到晚上9:00多破案，只用了6个多小时，确实算是神速了。26日，有一家通讯社发布消息，称巡捕房已抓获两名抢劫犯，并说法院已作判决，甚至言之凿凿地说拿到的罪犯判六年徒刑，拿绳子捆绑的罪犯判了三年。27日的《申报》对此作了澄清，驳斥了瞎说八道误导公众的假消息。（《路局被劫案仅获盗匪一人，一盗在逃未获，昨日并未判决》，《申报》1935年12月27日）
《路局被劫巨款，拘获盗匪一人》，《申报》1935年12月25日
时光荏苒，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在河滨大楼办公，一待就是三年多。那么，每天在河滨大楼办公的该局职员有何体验和感触呢？1936年3月的《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上，刊登了署名“水市”的该局职员所写《河滨杂感》一文。他忿忿不平地写道：“迁入河滨大厦已三载矣，日对此污浊如墨之苏州河，令人不能无感；而感之最深者，莫如本局所付与房主之每年租金七万四千余元。统计三年以来，本利合算，已达二十五万元左右，此非细数也；而际此百业凋敝，路收锐减之候，尤感不胜负担之苦。”（水市：《河滨杂感》，《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537号，1936年3月19日）在河滨大楼里上班，每天面对的苏州河“污浊如墨”，表达出他对当时生态环境最直观的印象与感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知苏州河的污染问题由来已久。而在河滨大楼租赁办公整整三年，已付给新沙逊洋行的高额房租，比起苏州河的污浊来更令他心痛。他对上海北站局所毁于1932年“一·二八”日军炮火而悲痛不已，“如北站局所不毁者，至少已可省却二十万元之无谓损失。兴念及此，益觉创巨痛深，悲愤不能自已。”（水市：《河滨杂感》，《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537号，1936年3月19日）他还就在河滨大楼的吃饭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的现状是，河滨大楼内一个小包饭作的午饭虽价廉却质劣，且不卫生，对此他大吐苦水，而出外午餐又较贵，进退维谷，陷于两难境地。他热切盼望将来该局新办公楼建成后，“以最适宜之价格，供给同人以最清洁、最简单之午膳”。（水市：《河滨杂感》，《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544号，1936年3月27日）这也充分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食堂伙食质量和价钱对于职业群体的重要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重视的。
在河滨大楼办公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公函（1936年6月）
1936年9月，由著名建筑师董大酉设计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10层新厦在北站界路（今天目东路）落成，9月26日起，各部门陆续从河滨大楼迁往新大厦，“本局自二十六日起，将河滨大厦各处课分别迁入新局所办公。”（《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702号，1936年9月29日）从1933年3月起，在河滨大楼办公三年半的光阴，成了该局管理层和众多职员们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