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冷静期”是消极防线，破除恐婚需积极作为

随着今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生效，“离婚冷静期”也正式实施，至今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时间，走过了30天冷静期+30天审核期的“全周期”，那么“离婚冷静期”执行效果如何？

今年1月，武汉市共受理离婚申请3096对，截至3月5日，首批办理离婚登记1309对/月，约58%的夫妻申请后放弃登记。与过去三年均值相比，武汉1月的离婚申请量比往年登记量下降约20%。

但是，也不能急于得出“离婚冷静期”降低了离婚数的结论，因为数字变动后面还有很多变量关系值得厘清。

首先，离婚的渠道并不只于在民政部门登记，还可以通过离婚诉讼的方式实施。而离婚诉讼本身没有冷静期，还应关注“冷静期”的“挤出效应”如何。

其次，在实施离婚冷静期之前，不少怨偶已赶在2020年年底匆匆离婚，形成了“利空出尽”的效应。据相关报道，秦皇岛海港区“去年12月份，离婚人数翻了倍”；东营市东营区去年12月离婚同比前一年增加了61%。

鉴于“离婚冷静期”制度只实施了两个多月时间，时间不长，样本不多，其“功效”还有待认真检验。

应该注意到，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本身就是公民的权利，设置“离婚冷静期”的初衷，不是为维护“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的旧观念，还是在于对于冲动型的离婚设置门槛，对有问题的婚姻发出“黄牌”，给当事夫妻一个缓冲的机会。所以，不能机械地将降低离婚数作为考核目标，不应该对“离婚冷静期”抱有急功近利的态度。

从宏观上看，中国整体的人口趋势和年轻人的婚姻观也在悄然改变。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结婚数一路走低，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为813.1万对，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的60%。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会认同“婚姻不是必选项”的生活观念。这背后有复杂的原因：人口红利消减；现代工作、生活、育儿压力大；现代女性因为经济独立而更愿意选择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面对复杂的人口、婚育形势，也要避免社会对“离婚冷静期”产生误解。“冷静期”只是维持处于解体边缘婚姻的消极手段，如何提升婚姻质量、增进家庭幸福感，也该成为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比如，在反家暴方面，需要司法、民政、社区等方面的更多主动作为。再比如，在减轻育儿压力、推进孕产妇女权益、推动教育公平方面，还有很多发力点。

总之，需要有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不能把维持婚姻关系押在“离婚冷静期”这最后一条防线上，不能用“离婚难”来守护家庭稳定，那只会助长“恐婚”情绪。相反，职能部门在如何让年轻人“敢结婚”、“敢生育”方面要更多发力，用更多惠民政策打消年轻人的婚姻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