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王鸿鹏：那片江峡（第十章）
王鸿鹏：山东鱼台人，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作品曾获全国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6年度中国好书”奖、空军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奖；获奖及代表作主要有《中国机器人》（合作）《生命线上的奇迹》《十三亿人乐了——中国医改新模式》《共和国的天空》《压不弯的脊梁》《神奇的蓝天骄子——八一飞行表演队改装纪实》等。
第十章 从阿泥卡到清华园
巧家第一个清华生感慨：“新中国诞生近70年了，60多万人的大县，才考出来我一个。想想，心里难过。教育落后，家乡能不贫穷吗?”
扶贫，就是扶人。乡村教育或是最后的贫困“堡垒”。
1.情满学子路
在巧家人眼里核桃树就是“摇钱树“。
沈仁菊1995年6月出生时，母亲只能用家里仅有的土豆泥和玉米糊糊喂养他。尽管沈仁菊在饥饿中慢慢长大，但爷爷坚持认为，他身上有富贵人家的血统。
爷爷常说，他们沈家是沈万三的后裔。明朝时祖上跟随开国名将傅友德将军打到云南，负伤后便和一部分将士留守当地。几经战乱，世事沧桑。其家族一部流落至老店一带安家营生。阿泥卡的沈氏家族，到他已是第6代。
常言道，身穷穷一时、心穷穷三代。爷爷年轻时爱读书。家穷得饭都吃不饱，哪有条件读书?他到山上给人家放羊，手里总会拿着一块木板，用黄土或者木炭再上面学写字，不懂就到学校问先生。他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一些字，有了文化，后来被招到镇里供销社上班，直到退休。
爷爷一生中养育了五个子女。虽说，他心不穷，但因为山沟里教育落后，孩子们都没有走出大山。
沈仁菊小时候喜欢摆弄爷爷的书。也许爷爷觉得这个小孙子爱读书，又聪慧，出门总喜欢带上他，给他讲故事，教他认字。沈仁菊从小就认识了山上的好多草木动物。爷爷带着他走过不少地方，就是为了让他了解外面的世界，希望他将来走得更远。
爷爷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沈仁菊上学了。一天放学回来，他伏在那张斑驳凸凹的小饭桌上做作业，爷爷坐在一旁，抱起铮亮的水烟袋，一条腿盘着另一条腿，呼噜呼噜地吸了几口，眯着眼睛，得意地端详着孙子。然后，跟孙子讲：“孙子哦！以后你要好好读书噶。”
“是是。好好读书噶。”沈仁菊点头答应着。
“长大之后要考大学噶。”爷爷又说。
“是是，考大学噶。”
“考大学就报两个志愿：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噶。”
“好好。清华，北大噶。”
沈仁菊满口答应着爷爷，但他根本不知道清华、北大是什么。爷爷看着小孙子，乐的胡子翘好高。
沈仁菊是家中老幺，上面还有哥哥和姐姐。从小就爱学习的他，也因此得到了家里人更多关注和疼爱。因为家里穷，哥哥姐姐先后辍学，家里一直供他上学。
沈仁菊的父母身体都不好，长年生病。一家五口就靠几亩贫瘠的山地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难。在沈仁菊的记忆中，家里经常向亲戚借钱。土豆、玉米一直是家里的主食。养头猪是要卖钱的，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肉。家里的衣服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的穿过小的穿。沈仁菊十几岁了，还穿着姐姐的粉红色衣服去上学。
阿泥卡村没有小学。沈仁菊天不亮就起床，要走一小时的路程去邻村上学。早上吃点烤土豆或苞谷饭，学校里没午饭，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才能吃到东西。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心里有个念头——一定要好好读书。有了文化，可以走出大山，不再饿肚子。
沈仁菊要上初中了。老师向他父母建议让他上一所好的中学，将来可以考一所好的大学。可是家里条件太差，父母做点淀粉苦钱，勉强支撑家用，没有能力送他到外地上学。父亲望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老烟袋，叹口气说：“家里情况也就这样了。没办法，只有靠你自己努力了。”
沈仁菊只能接受现实的安排，在家乡的老店镇中学读书。幸运地是，沈仁菊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班主任洪开亮。
洪开亮是一位比较有情怀的老师。他对学生的关怀是全方位的。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只要他教的学生，他都会特别尽心尽力的去关心和照顾。他看到沈仁菊吃不饱，经常带他到家里吃饭。其实，乡村教师的工资也不高，生活也很清贫。洪老师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2010年，沈仁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昭通市第一中学，入学的学费是父亲四处借来的。在国家的扶贫政策扶持下，昭通市第一中学为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开设了一个宏志班，不仅免除了学杂费，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洪开亮老师经过多方联系，帮助沈仁菊进入了宏志班，为他减轻了家庭负担和后顾之忧。
沈仁菊虽在昭通市上学，洪老师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经常询问他的学习情况，遇到困难总是鼓励他、安慰他，怕他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沈仁菊说：“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引路人。”
沈仁菊刚进入昭通一中时，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有一段时间，沈仁菊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努力。洪老师鼓励他：“要树立远大的目标，敢于去梦想。无论路有多远，困难有多大，有了梦想，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只要全力拼搏就能改变命运。”正是洪老师的鼓励，沈仁菊才有了信心，成绩不断提高。
沈仁菊一路走来的人生是幸运的。他在昭通一中又幸运地遇到了班主任张书益。张书益老师也是老店中学毕业的，而且成为老店中学第一个考进昭通一中的学生。
张书益大学毕业后到昭通一中任教。沈仁菊上初时，就知道张书益的故事。“老店中学的老师经常拿张书益给大家作榜样，用他刻苦学习的精神鼓励大家。”
张书益成为沈仁菊的班主任，这让沈仁菊倍感幸运。他把张书益作为自己努力的榜样，不断激励自己。
“张书益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每个周末都会去医院看病，长年需要吃药。但他非常敬业，是对学生既有爱心又有耐心还要求严格的那种老师。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每天早上7点前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看着学生一个个进来自习。”沈仁菊说，“去晚了就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特别内疚。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种无声的督促。虽然只教了我一年，但张书益老师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实，张老师本身就是一个模范，一个榜样，一种力量。”在张书益老师的激励下，沈仁菊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由刚入校时成绩在400名左右，跃升到班级前列。
高考冲刺时，沈仁菊一时拿不定主意。张书益老师送给他三句话：“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其下；求乎其下，两手空空。”让他脑洞大开，至今难忘。
2012年的中秋前夕，当沈仁菊正为高考努力拼搏的时候，爷爷去世了。沈仁菊得知这个消息，躲在校园的一角失声痛哭。他想回家奔丧，父亲告诉他，爷爷生前有交代，不让他回去，要他安心学习。考上清华、北大才是对爷爷最好的报答和祭奠。爷爷的离去再次激起他一定要考取清华或北大的强烈愿望。这一年，他从年级组的前100名左右，一跃进入前30名。
回想起那段痛苦的日子，沈仁菊说：“爷爷去世了，虽然他没看到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天了，但我总不能辜负他的希望，我要争取上清华或北大。虽然我的成绩并不一定能保证有这个结果，但只要我努力就有这个希望。人生难得一搏，拼一把也是很值得的。”
就这样，沈仁菊在学习上犹如钟表的发条越拧越紧，直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刻，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
2013年的6月19日，是沈仁菊无法忘记的日子。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吃午饭，他的手机响了。电话是清华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打来了。通知沈仁菊，他以683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通知书会用挂号寄到县教育局。
母亲放下碗筷，抹起了眼泪。父亲哽咽着说：“娃子争气了。”
沈仁菊冲出家门，跑到爷爷的坟前，双膝跪下，泪流满脸地说道：“爷爷，你老人家可以安息了。”
一个不经意的期许使他梦想成真。
成功的喜悦没有让沈仁菊忘记感恩。他立刻给洪开亮、张书益等几位老师打电话，分享了这一喜讯。
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一位清华大学生，也是巧家县的第一位清华大学生。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喜出望外。左邻右舍、乡县部门纷纷向沈仁菊祝贺、慰问。他家本族的一位叔叔对他的一番嘱咐，让他终生铭记：
“娃子，你考上了清华大学，这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了。但是，不要骄傲。你要记住三句话：
“第一句，你要懂得感恩。要知道，你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你个人的优秀。因为在你成长中，无论家庭、亲戚邻居，还是学校那些老师，都给你那么多帮助；你上了昭通市最好的学校，你接受了社会良好的资源，你要感谢这个社会，回报社会。
“第二句，你从阿泥卡走出去已经不再是你个人了，你代表的是阿泥卡的父老乡亲。周围的亲朋好友都过来祝贺你，对你充满着希望的，你是代表着他们的希望；后面的孩子也会拿你作榜样，向你学习。所以，任何时候，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第三句，考上清华并不能代表一切。你的路还长着呢。无论走哪里，都要老实做人，踏实做事，行高致远，报效国家。
2013年的8月20日，沈仁菊告别家乡，前往清华大学报到。这一年，云南一家企业为考取清华、北大的寒门学子包了一架飞机送他们入学。
沈仁菊第一次坐上了飞机，他的梦也在天空飞翔。他向往的祖国首都、雄伟壮丽的天安门、现代化的建筑、美丽的清华园……所有的想象都来到他眼前。
2.乡村教育囧
引起对乡村教育的关注，是在新店镇深入生活时深切感受到贫困地区的教育脱贫面临的诸多艰难。
2016年底，在新店中学召开的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新店中学校长张家银和老师们对“教育扶贫”面临的困惑表达了深深地忧虑。
大家都说乡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欠账太多。2003年，张家银调到新店中学任教时，除了有几间教室外，学校里没有食堂，没有厕所。这几年通过教育扶贫，逐渐有所改善。学校的场地、设施仍有很大差距。学校19个班级，校园不足半个足球场大，保证不了体育课。自1991年，新店学校就开始征地扩建，与校园相邻的一块地规划了多年一直没征过来。因为遇到了一家“困难户”要价太高，五届镇党委政府班子都没有做通工作，严重制约了学校的建设发展，成为新店镇党委政府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2014年“8.03地震”后，新店镇党委政府决心利用恢复重建的机会，按照标准对新店中学进行扩建，下决心把这块地征过来，不能让孩子们再受委屈了，不能因为一家“困难户”影响了百年大计。
镇党委书记王红祥带着村干部，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门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磨破了嘴皮子，想了许多办法。最后在镇干部的感召下，在扶贫政策的温暖下，终于融化了一颗被贫穷凝固的心。“困难户”同意搬迁，新店中学开始扩建了。
张家银校长说，现在我们贫困山区的教育发展什么都缺，属于整体的落后。不光缺场地，缺教学设备，更缺老师。按国家标准师生比例来算，需要108个老师，现在还差40多个老师。大班额上课是不得已，有的班90多个学生，甚至还有过一个班160名学生的情况。
有一次，从北京来了一位教育方面的专家，到巧家县调研。一位老师向他汇报这种情况，他说这是撒谎。陪同前来的昭通市教育局的同志解释说：“专家同志，这是事实，他没撒谎，的确有这个事情。”这位专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班160多名学生，怎么教学？
“事实确实如此。女教师不想在贫困山区安家落户，男教师讨老婆很困难，也不想来了；来了就想办法走出去。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教育质量很难提高。优秀人才吸引不过来，教育怎么发展?人才怎么培养？”
巧家县教育局在昭通市面向全社会招聘教师。原来要求中学教师必须是本科以上，但招不来，只好放低标准招专科。张家银说：“这肯定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的嘛！”
老师们道出了教育的艰难，也感受到教育的成就与欣慰。
张家银任校长近10年间，调进了12个老师，也调走了10多个老师。尽管如此，新店中学还是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
2009年从这里初中毕业的女生温静，是单亲家庭。上初中一年级时母亲去世了，高一时他父亲又去世了。杨庆波和她的班主任严老师都会拿钱给她，但她很有志气。
有一次，老师们给她钱。温静很难过，流着泪说：“老师，你们也不容易。将来一定还你们。”
杨庆波说：“好孩子，不用还了，只要你好好读书就行。就当给你发的奖金了。”。
2012年，温静由昭通一中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化学系。2016年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就业了。成为教育脱贫的新一代。
新店还走出一名北大生，叫徐钢坪。老师们都为他骄傲。初中的班主任就是杨庆波老师。
杨庆波老师带的班有好几个学生是单亲家庭。他教英语、音乐，张校长教语文。徐钢坪也是单亲家庭，他妈妈去世时只有2岁。徐钢坪学习很刻苦。爸爸长年在外打工，他连家都没有。他有个姐姐已经出嫁了。每逢周末或假期，他只能去姐姐家。
有段时间徐钢坪的英语稍微掉下来点。杨庆波老师鼓励他要再努力，将来要考好的高中。杨庆波老师就用温静的例子来激励他。
杨庆波老师说，温静的例子对徐钢坪很有促进。别人在外面玩，徐钢坪一个人在教室抱着书看。后来他考到巧家一中的宏志班。作为一个单亲的留守儿童，他的整个教育就是在学校里完成的。
由于很多家长外出打工，贫困乡村留守儿童多，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80%的留守儿童。儿童教育应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是缺失的。大多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老人很难对孩子进行正确的管理和引导。
老师们担忧地是，本来家里给孩子们买手机是拿来跟父母联系的，但不少孩子用来上网、聊天、打游戏，这怎么管呢？星期六、星期日回去，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呢？还有的学生没地方去，只能待在学校里。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不利。
老师们感慨道，贫困地区的学校真的有很多难处。“教育扶贫”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杨庆波老师正在做一个论文课题，就是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不少地方采取劳动力转移扶贫，虽说通过外出打工，农民的收入增长了，但许多留守儿童失去家庭关爱。父母是孩子最初的成长模型，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的成长容易失迷。对一个家庭来说，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一代人。
儿童成长中的家庭教育失缺，已经成为社会的痛点。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数量很大。这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脱贫与教育”的确是个“怪圈”，很值得研究。
杨庆波说，他教导学生历来强调，首先要学会做人，还要树立一种精神。他给毕业班的同学们看《亮剑》这部电视片。他说：“我觉得人就要有这种精神，再大的困难都要敢于亮剑。只要有奋斗精神，无论做什么事，总会有成功的希望。”
在初三年级冲刺阶段时，杨庆波和同学们一起提炼出班级的班风和班训，还有誓词，把这些励志口号轮换着写在黑板上，每天早晨由团支书记带领同学们大声朗读一遍。让大家振作起来，提起精气神，树立自信心。
那年巧家县中考，前10名中有5名是杨庆波带的学生。昭通市教育局长说，一个乡村中学能做到这样，这在昭通教育史上还算很典型的。称其为“新店现象”。后来，那5名学生全都考进了重点大学。
2013年，杨庆波带的一个班有40多名学生，其中23名考入昭通一中或云天化中学，都昭通市是重点中学。
但是，教师的工资低，工作压力大，又是另一个突出问题。
新店中学一位工作了17年的老师，工资4000元左右；工作5至10年，工资大概3000元左右。尤其班主任责任重，压力大。既要管学习、管纪律，又要管卫生、管安全。由于学校缺少后勤管理人员，老师们还兼负勤杂工作。本来师资力量缺口又大，教师投入教学的精力就被分散了。这些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育质量。
张家银校长说，教师是“灵魂”的塑造者，把每一个孩子培养成国之有用之材，是我们的“自命题”。“能把学生培养出来，这是我们做老师的最大心愿和欣慰，也是我们的最大价值和的荣光。”
一年以后，在老店中学见到校长彭进超，谈到贫困乡村教育，他说，“教育贫困是最根本的贫困。”学校里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教师们也有不少苦衷和忧虑。不过，现在改变很快。
教育扶贫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要领域。在扶贫攻坚中，地方政府对教育越来越关注，扶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就拿困难家庭的学生来说，老店镇党委政府已经纳入计划，根据困难程度，确定补助档次。公示后给学生建立档案。然后，由镇民政落实救助。每年1000至3000元，标准不等，直接打在学生或者家长的卡上，这个已经形成常态了。另外，学校对于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还有一定的奖励和补助。
阿泥卡村就有一个困难户学生，叫耿云宨，品学兼优。她上高中时，政府每年补贴她3000元。2017年考上云南技术学院，政府每一个学期补助她1500元，一年就是3000元，直到大学毕业。教育扶贫的力度越来越大。
彭进超于2001年7月毕业于昭通师专（现改为昭通学院），同年9月份到在老店中学任教至今。
他回忆说：“沈仁菊2007年入校的时候我任教务主任，我当时就担任一个班的数学。2017年我们老校长调到城里边去了，他觉得我要适合一点，推荐我当校长。我很纠结。对老校长说，你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我学历低，难以胜任。老校长说，哪有高学历?我看，只有你了。鼓励我，边干边学边提高嘛！”
彭进超又说：“那时，仁菊很努力，更多地是他自学能力强。成功肯定是各个条件都要具备的，失败有一个条件就够了。这是‘木桶原理’。”
2016年9月9日，在第3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来到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慰问师生。彭进超说：“习近平的讲话，老师们都能背下来。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彭进超说：“我认为，我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老师，感同身受，好像都有这种安排。我像沈仁菊一样，也是遇到了好老师。现在自己教书也遇到好学生。其实，考出清华生不是我们的目的。但，让更多的孩子在这贫瘠的大山里成长起来，才是我们做教师的最大心愿。师生之间是相互成就的，没有好老师成就不了好学生；作为一名老师教不出好学生，可以说也是不幸的。现在，我当校长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师资短缺。教师基本是超负荷在运转。我觉得，缺老师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太大了。
“事实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教师的数量严重缺编，而且教师的文化程度偏低。前些年，小学里多是代课老师，他教的学生怎么会强？当然我自身基础不好，教学能力也不强。我进了师专才学普通话。我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我才和他一起学拼音。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小学怎么没学?还是老师没讲过?现在我当老师了，怎么教好孩子?压力特别大。可以想见，我们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个什么状况了。
“现在，孩子上学一分钱不用拿，免了书费、学费，农村寄宿制也有生活补助，两顿饭都是免费的，但也存在问题。国家下拔给学生的营养餐已经提高到4元钱，有一半被孩子浪费了。有些孩子觉得在学校吃食堂没面子，就去外面买着吃。不少学生拿着父母给的钱到外面餐馆里买着吃。我们学校没有封闭，每顿饭都有那么三两百个同学出去吃。学校的伙食费就剩下了。农村寄宿制生活补助125块钱；营养餐一个月按20天下拔，一天4块钱，一个月80块钱。导致资金结余，结余了又不能平均发给这些孩子。发给孩子们，又会在外面乱吃乱花乱买。这个钱不发也可以，国家又收缴上去了，没办法。我们想整合起来使用，用老师发占超课费，也不行。买醋的钱不能打酱油。孩子营养餐节余了也不能用作其它方面。
“营养餐实行的是零利润，燃料费和食堂工人的工资都不能从营养餐中支付。巧家是按800块钱给学校发给工人，现在一个月800块钱，谁来给你做？现在教师工资8000元还不止了，而宿管是1180元，门卫是1800，还要自己交五险一金，实领的也就一千四五。能干的人不愿意来，他都到外面打工了，只能找一些老弱病残或者能力、年龄上不适合的人干。孩子往外跑，他们又管不住。我们想从节余的营养餐里，给工勤人员出点工资或奖金也不可能。
彭进超校长说：“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确实难以解决。我们下边没有自主权。总之，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了下面，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谈论起学校曾一度办“重点班”的问题。彭进超校长说：
“到了2014年，教育局三令五申不许再办重点班。我们的心愿是把每个班都办成‘重点班’。人们常说，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经济，今天的经济是昨天的教育。但是没有投入，教育不上去，肯定不行。”
在县里，谈到教育扶贫，县教育局的负责同志也是眉头紧锁，一脸无奈。学生在校数量正处于高峰期，巧家县师资力量严重不足。2019年的数字显示：全县在校学生共有94291名，教师4602名。按国家规定的师生比例标准，全县各类教师缺编达1096名，大班问题普遍存在，而且教师的学历也普遍低；尤其留守儿童的大量增加使学校的管理难度和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建说，巧家县十分重视教育脱贫。但是，巧家是国家级贫困县，历史欠账太多。尤其教育基础落后。这几年，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巧家已经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育行业，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他肯定地说：“随着全县脱贫摘帽和乡村振兴，教育会有一个根本改变。”
近几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加大工作力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相继建立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推出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切实保障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享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2017年6月，云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按照教育精准扶贫的要求，联合发文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硬核”政策。其中，七项措施帮助贫困户学生入学；另有八项措施帮助贫困户学生完成大学学习。同时，云南在加强师资力量方面推出“硬核”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稳定教师队伍。
彭进超很有信心地说：“这两年，我们教师的工资增长的幅度很大。一个中学校长的工资一万多元。我们是灵魂铸造者，责任重大。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只有尽心尽力地教好学生，带好教师队伍，创办巧家一流的学校，才能不负重托，对得起这份责任。”
3.贫富都在教室里
在师资力量薄弱、设备简陋的校舍里，巧家县每年都有一批优秀学生走进大学校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在落后的教学条件下，这些孩子们是怎样冲出大山的?他们在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后，又是怎样看待巧家脱贫的?如今，巧家的教育发展取得了哪些进展?
有一次，副县长童世铃到北京出差，看望过几个在京就读的巧家籍贫困大学生。这些从贫困山区走出去的孩子们，热爱家乡，关注家乡，他们对脱贫攻坚和教育扶贫有自己的视角与思考。
在童副县长的帮助下，与沈仁菊取得联系。2017年9月23日晚，经小沈联络，来自巧家的几位北京高校大学生相约在清华校园的近春园，进行了一次关于教育扶贫的小座谈。
来到近春园，不能不让人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此时的荷塘早已不是90年前的荷塘笼罩在黑暗、凄凉与迷茫中。而今，每一个清华学子心中都有一个“满月”般的梦，映亮近春园的夜晚。
沈仁菊高挑个头，脸庞白净；一身黑色的的便装，热情而谦谨。他和熊才俊、田一超一起到来时，都带着满脸的春风和月光。
熊才俊也是老店镇的，家里也是贫困户。在中学里她就表现出体育方面的天分。2016年，她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自己心仪的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田一超家是巧家县城的，十年前从北大毕业后，进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现受聘于法国一所大学任教。
虽说，大家初次相见，都是巧家人，并不觉得陌生。围绕着“贫困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贫困?”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贫困就在教室里。只有教育脱贫才能真正消除贫困，彻底改变贫困者的命运。
大家自然说起沈仁菊第一个考上清华，成为巧家的骄傲。沈仁菊苦笑着：“千万别拿我当骄傲。这不是骄傲，这是教育的悲情。新中国成立快70年了，一个60多万人的大县，才考出来我一个清华生，我都觉得惭愧。教育出不来人才，家乡能不落后吗?能不贫穷吗?想想，就落泪。何况，我还是从昭通一中考走的。”
他们感慨：“巧家的落后，最突出的是教育落后。”
对于贫困山区来说，乡村学校不仅设施设备简陋，师资力量更是薄弱。
教育是解决一代代人的问题。扶贫攻坚中，大家常说，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靠什么才能阻断?只有通过教育，最终才能把穷根彻底拔掉。最优先改善的，应当是教育的环境和条件。首先实现对人的教育培养和能力开发，通过提高文化素质不断赋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脱贫。
贫穷不仅意味着生存资源匮乏，更意味着缺少机会。使用最低成本改变贫穷情况的是教育。因教育使人得到知识，获取力量，从而有更多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把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放在好的环境和条件里也不可能富有。伟人毛泽东就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也有人说，没有文化的人群只能像动物一样寻找食物。
从国际上来看，人均收入的高低也与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直接有关。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时间长，国民人均收入也高。从国内来看，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偏僻落后的地区与沿海城市、发达地区之间教育状况差距太大。
脱贫，归根结底就是解决人的生存能力问题。一个正常人的生存不可能靠别人去维持，必须自食其力。所以，每一个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体，也是脱贫攻坚的对象。
脱贫攻坚，教育在先。扶贫就是“扶人”。“扶人”就要扶“智”扶“志”，就是赋能。人是“核心”。只有实现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提升人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脱贫。
当下的贫困除了环境因素外，更多的是“能力”“素质”因素。对于那些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体，要提升“素质”。把他们的潜能开发出来，释放出来，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两不愁”，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贫困的理由。
从贫困地区走进首都的大学校园，与那些城市学生相比，有没有自卑感?
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没有。”
沈仁菊笑着说：“我从大山沟里考进清华来，和城市同学比起来，更不简单。是不是?”
他又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家的包容性很强。在这个学校里感觉没有高低、穷富之分，大学都向往学识。这个学校的内涵太丰富了，那种氛围很滋养人。我能进入清华园上几年学，受益无穷，也是今生之幸了。”
不知道这些学子们的“扶贫观”能否得到公众或专家的认可。但他们用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证明了一个“时代命题”。
沈仁菊说，在他家乡流行一句话：谁家里出个了大学生，谁家就拔掉了穷根子。
也许阿泥卡还有另一种答案。
4.夜话阿泥卡
为什么巧家县的第一个清华生会出在阿泥卡村？那里会有什么特异之处吗？
探访阿泥卡是在2018年春节前夕。阿泥卡是老店镇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山村，距离镇政府25公里，坐落在一面山坡上。平均海拔2000多米。
到阿泥卡的乡村道路已经硬化，而村内主干道还是土路。沈仁菊家坐落在小山村最高处的红砖社，因为离村委会最远，海拔最高，被称为阿泥卡的“小西藏”。
车子沿着山坡向上爬去，路面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沟坎，被农用车辆辗轧地坑坑洼洼。车子蹦蹦嗒嗒地跑了大约2公里，来到红砖社区沈仁菊家的小院前。
沈仁菊的父亲叫沈云龙，今年51岁了，正在院子外面劈木柴。他身材魁梧高大，黑红的脸膛堆满了笑容，五官要比普通人大出几个尺码。握着他那张厚实的大手就像抓着烤热的松树根，温暖而粗粝，还有点扎人。
沈仁菊的父母和80多岁的奶奶在一起生活。2015年国家展开脱贫攻坚战之后，家里陆续通了水和电，父母还领到了政府发放的低保。
沈仁菊一家依然住着土木结构的老式房子。父母住三间堂屋，右侧是两间土木结构的配房，左侧是大门；院子不大，三米外就是一个两米多深的坝院，养着猪马牛。院坝就是他们家全部经济的“生产车间”。
那匹瘦削的灰马咀嚼着地上的玉米桔，显然营养不良。沈云龙下到院坝往水槽里添水。它用一种乞怜的目光望着主人，喝了几口水，又无奈地低下头去继续咀嚼玉米桔杆。
“不喂饲料吗?”
“哪有那么多噶?”沈云龙说，“只有农忙季节才给它们加一点碎玉米，平时只能吃玉米桔。”
沈仁菊家里有5亩地，多是玉米，还有少量土豆，另外还有5亩林地。没有多余的东西喂养牲畜。
贫困是所有生命的苦难。据说，十几年前，大药山的秋季就曾发生过野猪为争夺山野里的一片玉米，与当地村民发生过激烈的群战，致一人死亡，多头野猪受伤。谈及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据专业部门调查，由于“野保法”的实施，野猪繁殖较快，大药山一带生活着数千头野猪。每到冬季青黄不接，野猪就会组团进村觅食，常与村民发生冲突。
贫困让不一样的生命面临同样的困顿与生存危机。
后来，为保护野生动物不受伤害，云南省和各市、州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政府为受损农作物买单。巧家林业局野保办的负责人说，仅此一项，昭通市每年通过保险公司向农民支付赔偿金多达300万元。其中巧家就有20多万元。
山民不再与野猪计较。于是，双方夺食大战最终和解。这是一部人与野猪的“战争与和平”。
阿泥卡一带常有猴子偷吃玉米，损失不大。沈仁菊的父亲说，去年他家的玉米抽穗的时候就被猴子掠夺过一次。
大门旁放着两个背架，磨得又光又亮。沈仁菊的父母就用它们背出一年四季的收获，背出山里人家一个个日子，一天天的希望，也背出了一个清华大学生。
父母住的三间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在80.3地震时，后墙开裂。后来，一辆农用三轮车从房后路过时，因雨后坡陡路滑，翻滚下来，把房屋后墙又砸了一洞。虽然几经修补，已成危房。父母一直想盖新房，终因经济条件所限没有动工。
这次寒假，沈仁菊回家陪父母过春节，也曾和父母商量盖房子的事。沈仁菊已在北京一家建筑集团就业。他想等工作两年有了些积蓄，把房子盖得好一点。
吃晚饭时，老店镇政府负责民政工作的同志和阿泥卡村党支部书记彭进宜也来到沈仁菊家。他母亲做了满桌子的菜，蒸腊肉、炒土鸡、炖排骨，大概这就是他们年夜饭的标准了。
饭做好了，沈云龙请大家入座。家里没有酒杯，沈仁菊拿出来几个纸杯为大家斟上上父亲烤的苞谷酒。沈云龙热情地招呼大家喝酒吃菜。小饭桌上顿时活跃起来。
镇政府的同志边给大家敬酒，边说：“阿尼卡村是镇上干部直接挂包的贫困村。全村有3609人，人均耕地1.59亩。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养殖为主。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土壤瘠薄，干旱缺水，交通不便，还存在一定的饮水困难。绝大多数村民仍然住着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属于深度贫困村。”
“我们村人均纯收入3000元左右，按脱贫标准还差700多元，这个数字不算小。”彭进宜说，“教育方面的政策，保证孩子上学没问题。村里小学到初中没有辍学的孩子。”
阿泥卡村有60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这是大多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面对贫困，祖祖辈辈守望在大山里的阿泥卡人，从来没有放弃怀揣的许多梦想。也许这些梦想就是巧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出在阿泥卡的理由。因为他们的梦想不仅大胆，而且富有想象力；更重要的，他们有为实现梦想而坚守的挚著精神。
阿泥卡最缺的是水源。没有灌溉用水，只能靠天吃饭。
彭进宜说：“村里曾向上级部门提出修个水库，成本太高，政府一时也没这个能力。现在吃的水是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急需解决的是灌溉用水。目前还没有办法，需要镇里关心一下。”说完，他端起酒杯和镇政府的同志碰了一下，两人一饮而尽。
尽管缺水，阿泥卡人也想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村“三委”商量了几次，认为养驴非常合适。村子里的林头的草长得很深，上面植被好，适宜发展养驴产业。如果每家养10匹驴，形成规模养殖，效益就出来了。村里打算2018年给镇里报这个方案。
阿泥卡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种冬油菜。冬油菜农历二月份就能收，菜籽可以榨油吃，菜籽干了打成糠，可以喂驴，喂猪也可以，这就可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效益。每年春节，漫天遍野的金色油菜花，还可以开发景观旅游。
彭进宜说：“我们想研究这些东西，不知是否成功。我想明年申请镇上和省里的农科院，请专家过来帮我们研究一下。”
这里老百姓，不是“种”就是“养”，要不就外出“挣”，没有别的门路。“没有水，种、养都没好办法。我们这里只能这样了。”沈云龙向大家敬了杯酒，放下杯子然后说。
彭进宜拿起盛酒的缸子给沈云龙添酒，又被沈仁菊接过去。他对沈云龙说：“老哥哥，老百姓跑到外面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咱老百姓有句话：鹅毛遍天飞，自有落地时。外出打工的人最终还是要回来的。”他又向镇政府的同志举起酒杯，“你说是不是?要真正脱贫，还得修上路，把水引过来，旱地变成水浇地，发展比较高效的种植业、养殖业。”
镇政府的同志连忙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举杯喝干。用手抹着嘴角说“要得要得。”
彭进宜脸色微微泛红：“我们想要干的事情，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我们毕竟都是老百姓，能力有限。虽说一时干不成，但我们敢想。如果想都不敢想，能干什么事?”
他又说：“我们也不能总是空想，抓住机会就得干。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努力争取，积极推进。全国都在脱贫攻坚，我们不能坐享其成嘛！”
大家都认为，阿泥卡要发展油菜、养驴产业，需要科技支撑，恰恰这方面薄弱。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缺少技术培训，老百姓文化素质低，培训起来也很困难。有文化的青年人大多外出打工了。村里想立个项，搞个适合于这里土壤、气候的种植或者养殖，没人才，搞不了。说来说去，穷根子还在教育上。
基层农村，还是要把教育抓好，把每一个人培养好，把一代代人培养出来。如果教育跟不上，村里人没文化，不会做技术，怎么奔小康?所以，培养人才是最关键的。
彭进宜还说，恰恰在教育上存在不少问题。阿泥卡村完小1—6年级，加上7个学前班，有学生270多个，加上药山镇洗羊塘村搬迁下来的80多个学生，一共364个学生；仅有14名教师，其中还有4名代课教师，师资力量不够。按规定的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还缺6名教师。学校的硬件设施也跟不上。
大家还认为，教育方面，还有一个群众教育的问题。现在群众工作很难做，基层农村在这个方面压力很大。市场经济发展了，教育却没跟上。冒尖户没有了，叫穷的人多了，这是我们基层普遍的问题。教育跟上了，他咋可能叫穷？他会自强不息，勤劳致富。
沈云龙说：“有些人太赖。如果政府有50元的困难补助政策，他宁愿一天到晚蹲在村委会门前等着拿50元钱，也不想去劳动挣来100元，这种懒汉思想怎么脱贫?”
他们都认为，这些人大多是没文化，没志气，思想跟不上。归根结底是文化教育没跟上，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不能接受新的事物、新知识、新技术。没有能力，缺乏自信。有文化有素质，有能力的，是不会放弃自我努力的。
彭进宜却说，由于村干部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遇到问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处理，也不会带领群众谋发展。大学生放到村里来，当然好。但，大多数人待不长就走了。要真正解决农村干部的素质问题，还是要从文化教育入手。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实现高中义务教育，国民教育都能达到高中或专业以上的文化水平，农村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的提高。
他又说现在，国家的扶贫力度这么大，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的发展建设高度重视，这也需要过程。但前提是乡村教育的振兴，也是最根本的振兴。
“村里最贫困的人家，是什么情况?”
“最贫困的有8户。沈云太家最难。”彭进宜说，“2012年，沈云太的儿子患病不幸去世。留下5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女儿，还不到一岁。因看病家里欠下许多债务。也许是儿媳看不到指望，熬不下去了，带着最小的女儿说是回娘家，结果，一去不回，至今下落不明。托人到处打听也没音讯。沈云太和老伴年过七旬，带着四个未没成年的孩子生活。最小的孙女刚满5岁，有时还哭着喊着找娘，找娘……如果当时有现在的扶贫政策，她娘也不会狠着心撇下孩子就走啊！”
说到这儿，彭进宜哽咽了，夹到嘴里的一块鸡肉，怎么也咽不下去。他深深地埋下头去，轻轻地吐在了地上。
大家都放下了筷子。
“唉！”沈云龙叹口气说，“一家老小六口相依为命。前几天，我和仁菊给他家送了一袋大米，要过年了噶。那日子过得……
沈云龙说到这儿，眼圈也红了。屋里一阵沉默。
“民政部门给过救济。”镇政府的同志说。
“来来来。吃菜。”沈云龙又招呼大家。让沈仁菊给大家斟酒。
“现在有扶贫了么。好政策会越来越多的。一切都在改变。都会好起来噶。”镇政府的同志说着举起杯子，“来来来，我敬一个。”
大家慢慢地端起杯子，沾了一下，都没喝下去……
5.天使折翼
晚上，和沈仁菊同宿他家的那间土坯草房里。这是他单独住的小屋，墙壁上贴着一张张他在学校里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墙面留下的“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字迹依稀可见。墙角堆满了一摞摞他用过的教材、辅导书和复习资料，那是沈仁菊从阿泥卡一路迈向清华园的一层层台阶。小土屋里洋溢着激人奋进的气场。
床上多加了一条新毯子，被窝挺温和，但头痛欲裂，难以入眠，意识到是高原反应。点开手机功能测试一下，这里海拔2300多米。无奈，便与小沈聊起天来。
“没考虑在清华谈个朋友，在北京安个家吗?”
“到了清华以后，在北京找一个女朋友、安个家，也许这是一步登天的捷径。这个也不是说没有考虑过。”沈仁菊坦诚地说，“但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另一半是难得的，我是看重的人。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还是相互的理解、相互的认同。跟两学们在一起，也不是说不认同，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对我能够特别理解的人。在学校，相互好感的女孩是有的，但是交流起来能够非常理解的还是很难得的。古代讲门当户对，这虽然是老观念，但是，也有一定道理。我们找女朋友，很大程度上都是希望能够相互理解，生活成长的背景不同，就很难做到。”
“在清华没谈过女朋友吗?”
“在清华大学里谈恋爱的并不多，并不像人们说的，大学学生都在谈恋爱。也许是清华的学生内心里都有自己的清高吧，很少看到同学之间有互相追求的。大家都在追求知识，追求科学，这好像是清华的一种风尚。”
沈仁菊认为，一个人一生，考学、婚姻、就业，就这三大步，要是一步跳到更高的台阶上，生活层次、生活环境恐怕是另外一片天地。“能不能走到一起，这就是个缘分了。”
“考大学时，我有个女朋友。”沈仁菊叹了口气说：“这个女孩是的初中同学，也很优秀。我们俩在中学一直保持在前三名。她家也是老店镇的因为她父亲矿难去世，影响了她的学习。后来，她去了巧家第二中学，按她的成绩去昭阳区第一中学也是没问题的。但她家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因为她成绩好，去巧家二中，学费和生活费就可以减免，还可带上她一个弟弟。当时我们彼此有好感，是很要好的同学，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谈论这个事情。高中毕业时我们挑明了这个关系，走在了一起。
“遗憾地是，她没有考上大学，回到了农村。我很为她惋惜，又无能为力。还是贫困造成的。后来我们再处相，都感因为文化程度的差异拉大，彼此对生活的理解差别也越来越大。她希望我将来回家创业，平平安安地过生活。但是，我已经考上清华，还是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的，回到农村显然不现实。她也觉得走不到一块了，就提出分手了。”
说到这儿，沈仁菊流露出一种难言的伤感和隐痛。他说：“通过她的遭遇，我对这些贫困学生特别同情。特别像单亲困难家庭的学生，尽管自身很优秀，却因为贫困考不上学。她是很聪明很懂事的女孩子，小学毕业时成绩比我还好。如果像现在一样，有扶贫政策支持她，她的命运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城市里就不会是这种结局。至今想起来，我很为她惋惜。可那个时候，贫困像甩不掉的苍蝇追逐着我们，甚至像恶魔一样折断了她的梦想之翼，谁都无能为力啊！”
沈仁菊又感叹道：“现在，全国要实现脱贫，这是我们贫困地区孩子们彻底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
……
6.相互拉一把
沈仁菊上了清华就想着如何回报家乡，为家乡人做点什么。他一直记着本家叔叔嘱咐他的那“三句话”。
第一年放寒假，他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办了一个高考辅导班。
沈仁菊是巧家县第一个清华生，也引起了一个小轰动；电视台采访过他，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不少家长或者学生通过关系向他讨教学习方法或者有什么秘诀，希望寒假期间能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
沈仁菊受到启发。他联系到北大的裴道勇、东北大学的易科航等几个要好的昭通一中同学，决定利用寒假在巧家县城办一个高考辅导班，作为一次扶贫行动，向家乡的学弟学妺们伸出援助之手，托起每一个梦想。
裴道勇家是老店镇大火地的，比沈仁菊高一级；易科航与他同届，家是昭通市永善县的。他们怀着回报家乡的心愿，举办了一个“群英荟”高考辅导班。
“当时，补课班这种形式在昭通范围内有比较普遍。每年寒假针对考生和高二的补习班比较多，社会有这个需求。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这种方式。”回想当时办班的情景，沈仁菊说，“但是，大多补习班都是老师办的，像我们在校大学生办班还没有过。”
“效果怎样？”
“我们认为，我们办班有自己的优势。好处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考出来的，不仅能现身说法，给同学们指导，还能从精神上给他们鼓励，增强他们的信心。应该说，比老师办班更有说服力。我们打算做好这个品牌，以后年年做下去。可是，我们没有成功。”
沈仁菊又说：“我们的‘群英荟’初衷不是想赚钱，是想从公益出发，为家乡做点事。都是贫困生，尽量少收钱；如果有赞助的就不收钱。目的就是相互拉一把。”
后来发现需要资金太大，做不下去了。主要是房租、印刷资料、食宿等等，成本太高，他们几个人扛不住。“群英荟”就没再办。
他们的“群英荟”却也收获了意外的效果。参过“群英荟”辅导班的周慧，考取了云南大学。正上大三的她回忆说：“成绩上不去，心里很着急。听说有个‘群英荟’就来了。发现辅导班的学习氛围不像学校里那样严肃，而是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学习。沈仁菊、裴道勇、易科航他们都很幽默，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很开心，每天在一起都是笑着过来的。他们本身就是榜样，从他们身上找到自信。有时候，学习不单纯是方法的问题，也是心理的问题，自信很重要。”
周慧还说，他们非常热心，不管你有什么困惑和问题，只要你给他说，他都会给你帮助。
辅导班办了一个多月就结束了，遇到问题，他们通过QQ随时交流，相互鼓劲，传递信心和力量：
——除了通过读书改变我们的命运，此外，我们还有什么途径?努力吧！我们一起。读书是世上回报最高的投入，也是世上最光明最好走的路。
——是的。知识和书籍，是人类最昂贵的宝藏，那是集合了世上无数最牛大脑倾尽才华攒下的。而你此刻，就站在这宝藏里，只要肯付出辛苦，就能将其据为己有。
——你如果真聪明，就一定会知道这笔买卖太划算。就算千辛万苦，也该应该把这里宝贝尽量多地握在手中，骄傲地带走。这些宝贝会无数倍地提升你的价值。有了它们，你就有了千军万马的能量，因为有无数牛人在背后悄悄给力。
——当你拿到了通往世间美好的门票时，你就会发现，你曾为读书付出的所有辛苦，都得到了巨额报偿。多多加油吧！虽然现在很累，但将来朵朵花开，一定会很美。
……
正是这些听来颇为励志的妙语，为那些寒门学子托起了梦想。在相互激励中，不少同学迈进了大学校园。
“从阿泥卡到清华园有什么感受？”
沈仁菊说：“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惊讶。但有好多东西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华丽。”
他说，当他走进清华大学的校门，立刻被镇住了。这种镇住不是高楼大厦的吸引，不是雄威建筑震撼。清华园没有那种张扬、显摆的气势，而处处释放着一种低调、内敛、谦谨的气质，让他顿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随着对清华大学的认知，沈仁菊对清华越来越充满着敬意。感觉清华大学不是那种外显的，要通过一道门、一个建筑或某种夸张的形式来表现自己。比如，“二校门”是一座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的建筑，上刻清末大学士那桐的手迹“清华园”，是清华园内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看上去古典优雅，也很简单，常被人们认为是清华大学的象征。包括像王国维的纪念碑、楼亭等一些标志建筑，看上去很质朴、陈旧的样子，并不张扬、奢华，但是，特别有文化底蕴感。
“还有，我接触的一些教授，感觉他们外表特别俭朴，但他们的思想层面的东西却深刻，让人特别敬佩。”沈仁菊说，“也许你随便在大学校园里走走，说不定就能遇上一位老教授，就是一位大学问家。也许你并不知道他是谁，没准儿跟他聊聊你就能获益颇丰。人家这种大学问家都这么低调，都这么内敛，我作为一名学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初，觉得自己考上了清华，内心有点优越感、小得意，后来想想，实在算不了什么。”
大学期间的沈仁菊，经常利用寒暑假做兼职，一方面可以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积累社会实践。沈仁菊毕业后，选择了就业。
“为什么不考研，继续读书?”
“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先上班，让家里尽快摆脱贫困状况。父母年纪大了，不想让他们再受累了。”他表示，他会边工作边学习，将来有机会再继续深造。国家培养出一个清华学子并不容易，如果有更大的平台，可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一些。
沈仁菊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可以多元化的。“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有很高的收入，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而这个价值并不是简单地以收入多少来评判的。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突然有了很多钱就会把持不住自己。有的人虽然出身贫苦，对财富的追求却停不下来，结果误入歧途。欲望会让人迷失方向的。”
“将来会不会把父母接出去，离开阿泥卡老家?”
沈仁菊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我虽然考学出来了，我觉得我的根是在这里的。我每次回家来走一走我以前上学的那条路还是很感动的。乡愁充满了太多的回忆。我想把父母接出去，父母说，在外不习惯，还是在家。我一时肯定回不了家，也许年纪大了，我还是要落叶归根的……
说着说着小沈睡着了。
7.迷幻之夜
已是后半夜，高原反应愈重，还是睡不着。
慢慢起身走出院坝。夜空满天星斗，一轮皎月，晶亮晶亮。天上而时游荡着薄云，像群峰呼吸呼出的热汽，氤氲飘霰，转眼不知去向。远山影影绰绰，大地寂静，像一个无声的世界；又是极净，像修行者的灵魂。
坝院里突然传出一声“咕噜”，是那头老牛在嗦嗦反刍。
这样的夜，早已是城市生活里的奢侈。很想多坐一会，夜风凛冽，直往骨头缝里钻，只好回屋躺下，强迫自己入眠。
……
脑袋涨痛，迷迷懵懵，神经一直是醒着的。鸡叫第一遍，看了一下手机，是4点一刻。
听小沈说，这里养的鸡都是野生野长的，不用喂食。老百姓把公鸡阉割了，这样能多长几斤肉；每家留一只，用来繁殖。小沈家有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雏鸡，有七八只，灰色的，在院子里啁啾觅食。小沈说是前几天母鸡领回来的。山里都是这样，母鸡自己找个地方下几个蛋蛋抱窝，孵小鸡不用人管。除了飞不起来，和野鸡不什么区别。只觉稀奇。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表：4点45分。是那只唯一保留了雄性尊严的公鸡打得鸣。它叫第三遍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时间正好是5点一刻。动物学家们已有解释，鸡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发明”了生物钟，打鸣就是生物钟在作祟。它的生物钟竟然如此精准，每隔半小时一次，几乎分秒不差。心中顿生感叹。无怪乎鸡被古人称赞为“知时畜也”。《韩诗外传》中称赞鸡云：“守夜不失时，信也。”但它本应该昂首啼唱，高歌一曲，大概觉得孤零无助，便没了兴致，有气无力地应付几声了事。
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有多少迷幻和奇异没被认知，有多少奥秘等待破解?
大自然的伟大就是她造就了所有的生命，并掌握着生命的密码。谁，都不能惹她，伤她。
想想那窝野生野长的小鸡，它们的生命力如此强大，而在越来越舒适的现代生活中，人，反倒变得脆弱起来，渺小的病毒无力抵御，高点的海拔难以适应。天地不息，生命不止。面对大自然里的一切，我们不能怀有非分之想，更没有理由对它傲慢或过多地贪取，只能选择敬畏。
鸡鸣山乡里，农家柴门开。不多时，只听那扇破旧的木门“吱呀”地一声，院门打开了。院坝里的“生产车间”躁动起来，鸡、猪、牛发出各种声音。接着是那匹灰马在院坝外发出的响嚏声和沈仁菊的父亲套马车的声音。昨天他说过，今天一早要去山上拉松毛，用来取暖和烧火做饭。
山民们就这样营造乡间烟火，走过每个日子。
然而，在这烟火气的背后，无论清贫还是繁华，甚至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旅行——劳作、生养、期待、传递——直到终了一生，走完全程。差异，只是心境和感觉。
想到这儿，好像理解了那些生在大山，走进城市，又乡愁绵绵、心怀故土的农民兄弟和“沈仁菊们”，为什么守望相助，与乡土粘稠在一起，不离不弃。
天越来越亮了，早晨的阳光从门板的缝隙里照进来，给小土屋送来明亮和暖意。
还是那只保留了尊严的公鸡，“嘎”地一声跳上坝院，抖擞着满身火红的羽毛，又扑楞着翅膀飞上院墙。然后，迎着朝阳，挺起脖子，放开嗓门：“咯喔喔——，咯喔喔——”。努力做完最后的功课。
远山雾霭缭绕，山乡升起袅袅炊烟……
8.托起明天
离开阿泥卡这天上午，和沈仁菊一起来到最贫困户沈云太家。家中四壁徒空，一家人身上穿得衣服也显得破旧、单薄。孩子头发零乱，衣服也脏兮兮地，缺少打理。他们围着火塘一边取暖，一边烤着土豆吃。见到陌生人进来，他们怯怯地躲到一旁，抖缩着身子。赤贫状况不言而喻。
说起家里的事，沈云太老人泪流满面。沈义顺已上初三，还有一个弟弟子和一个妹妹都上小学，最小的妹妹也到了入学的年龄。爷爷常为还债和孩子们的开销而发愁。
沈义顺很懂事，勤奋刻苦，在班里学习优秀，明年就要考高中了。他低着头说，爷爷奶奶年迈多病，家里是建档立卡户，政府给了他们不少照顾。如果考上高中，一年学费需要2600元，一个月生活费至少700元，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费用。
知道孩子心里很难过，也很委屈。便和沈仁菊安慰他，政府会关心他们的，他不会因家庭困难而失学，鼓励他好好努力。
是以一名扶贫队员的身份来看望他们的。离开时，掏出500元钱塞给沈云太老人。这点钱实在算不上什么，只能让他们感受到扶贫工作的温暖，让孩子们怀有生活的信心与希望。沈云太老人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流着泪，一直送到大门外。
在阿泥卡与沈仁菊约定，如果沈义顺考上高中有什么困难，一块想办法帮他。回到县城后，又从微信中转给村支书彭进宜500元，请他转交给沈云太老人。春节快到了，意在提醒村里给这个贫困家庭更多地关照。
这是在巧家深入生活遇到的一户最困难的家庭，也是挂联的第二家贫困户。“精准”的阳光如何驱走他们一家贫困的阴影?
“阴影”不离开，挂联的牵挂与忧虑也无法离开。
离开阿泥卡，不免感慨诸多。既为那位不幸的母亲深怀同情，又为她的出走倍感挽惜。如果她能像包谷垴的贫困户吴仕彪的妻子邓永焕一样，坚强地守望，日子不会这般凄苦。
她走的时候内心的挣扎也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她没有把所有的孩子抛下，带走了最小的女儿，但也带走了一个家庭的全部母爱。
她不可能想到会有“精准扶贫”的这一天。如今，她和小女儿落脚哪儿?生活又会怎样?她后悔吗?真的一辈子不会再回来吗?
她也一定会想念孩子。生命中的密码总会演绎出人们无法料到的奇迹，也许将来这对双胞胎并不知道对方是谁而走到一起，或许她带走的小女儿长大了会像她的同胞姐姐呼唤她一样呼唤妹妹寻找她的“家”，寻找她的姊妹亲情，寻找她的骨肉血脉。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位母亲带着孩子突然回来，幸福地望着孩子们沐浴着阳光，在山花烂漫的山坡上欢快地奔跑。
但愿……
云南省教育部门对巧家的教育扶贫十分关注。2018年3月21日，省政府教育督导团一行来到巧家专题督导检查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积极推动各项扶持政策精准落地。
巧家的教育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正在调动各方力量，以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为核心，全力开展“控辍保学”工作，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不让一户因学返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走进明亮的教室。
2018年7月，欣慰地收到沈仁菊发来的微信，沈义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巧家一中，镇政府批准每年给予2000元的助学金。他入学暂没问题，可以放心。
但，还是放心不下。这个家庭是在巧家深入生活以来，遇到的最贫困的一个家庭。孩子健康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照料，需要温情，更需要爱的呵护与滋养。所以，一直成为牵挂。
又是放心的。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开展，精准扶贫越来越深入到每家每户每个人。
孙莉萍部长得知沈云太一家的情况后，专门安排挂包单位进行了家访。后来，她发微信说，县里已有政策，像沈云太这样的家庭，政府实行“两不愁三保障”全兜底。
同样令人欣喜是，国庆节期间，收到吴仕彪的女儿吴封窕的微信。包谷垴乡了解到她家的情况后，给她兄妹四人享受了低保；她还向县里申请了“中国工艺助学金”。她可以集中精力坐在教室里好好读书了，不用像以前那样周末四处奔忙去做家政了。吴封窕在昭通学院学的是教育专业。她还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学习，毕业后做一名老师。”
自然要给“精准”扶贫和吴封窕点一个大大的赞！
2019年元旦刚过，一份教育脱贫的成绩单让人看到了乡村教育的希望：2018年，巧家全县小学入学率99.97%，辍学率0.03%；初中毛入学率105.11%，辍学率0.3%。全县落实各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资金达到6.9亿元，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全覆盖。
“对于巧家来说，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健说话的口气并不轻松。脱贫攻坚三年来，全县投资10.5亿元，新建校舍32.5万平方米。全县教育质量有所提升。2018年，巧家县高考综合上线率实现了99.93%。其中，一本上线人数首次突破百人（也许这个数字换个地方不敢恭维，但对巧家来说实属不易了）。他坦诚地说：“虽然全县义务教育发展已经实现基本均衡并通过了国家检查，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好教育面临的问题，任重道远。”
2019年教师节前夕，省委副书记王予波在昭通调研时来到巧家县。他在了解了巧家的教育情况后，特别强调：“在脱贫攻坚中，教育脱贫是难点之一。要切实加大扶贫力度，从存在的现实问题入手，统筹抓好‘控辍保学’。素质脱贫是根本。不仅要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更要注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抓好教学相长，提高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乡村学校是培养“大学生”的，不是培养“农民工”的。有“保障”是基本，有质量才是根本。学校是乡村的灵魂，教师和学生是乡村的明天。只有乡村教育存在的难题不再困扰，乡村的未来才会茁壮成长。
离开多日，仍见阿泥卡炊烟袅袅升起……
原标题：《群山丨王鸿鹏：那片江峡（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