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诞辰110年︱陈得芝:“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陈得芝
2021-02-25 14:46

编者按:谭其骧(1911.2.25-1992.8.28)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今年是其诞辰11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推出一组纪念文章。本文原题《“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忆谭其骧先生坦言《图集》科学性不足之处》(原载《历史地理》21辑,后收入《长水永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作者陈得芝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经《历史地理》编辑部授权,澎湃新闻重推此文。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为纪念《中国历史地图集》开编五十年,《历史地理》编辑部来函约稿,称凡与图集编绘有关之方方面面以及逸闻轶事都可以谈。我是一九六三年随韩儒林师参加此项工作的,到图集内部本修订完成并公开出版,前后达二十多年。这是我参与时间最久,收获最大的科研项目之一,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很多很多,但首先想到的是谭先生的言传身教。于是翻出珍藏的一摞谭先生亲笔信,再次细细恭读,觉得单就这些信涉及的编图问题就可以写成好几篇追思文章,更何况无数次(尤其是长达半年的北京审图会议期间)面聆指教的感人回忆。考虑再三,我决定只选一九八七年谭先生撰写《图集》“后记”前后和我的接触及赐函征求意见谈一点体会。这件事写起来当然不如回忆交往趣闻那么轻松,但我想它对现今的学术研究者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这部《图集》(全八册)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出过两种内部本(前者为8开海图纸本,只印少量;后者为16开本),很快就在学界流传,虽然受到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但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少。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要求实打实,容不得半点空论。据我所知,所有参加者都一直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工作,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最扎实的一项重大科研工程。然而,由于研究条件和知识的局限,以及人所尽知的时代影响,七十年代前期完成的内部本存在着诸多缺点和错误。根据学界对《图集》的需求,并为消除内部本差错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谭先生提出必须进行修改补正,然后公开出版。经过一年多的修订,一九八二年起,《图集》陆续公开出版,计划于一九八七年出齐。谭先生在“前言”(载于第一册)中对整个编绘过程、公开本的主要增改内容、成就和不足之处,都作了详细说明。

一九八七年四月,谭先生来南京大学,约我面谈,我立即赶到招待所谒见。他先通报了《图集》前几册的出版情况,接着谈到,尽管我们对内部本的主要缺陷做了修订补正,但由于时间太短(仅一年多),人力又少,仍有若干差错或不当之处无法解决,他在“前言”中已经就此作了两点说明,然而总觉得没有说透,尤其是科学性方面的不足。谭先生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对自己参与编稿和修订的蒙古地区历代图幅就多有拿不准的地方,于是接着先生的话头谈了一些想法。首先是完全赞成“前言”中说的两点不足之处,尤其是第二点,我们编绘的北方地区图幅比内地更显突出。历代蒙古高原游牧部落变迁很大,清代以前各个时期的历史遗迹存者不多,加以文献资料又多不足,要在广袤草原和茫茫沙漠中寻考古代地名方位,难度较大;何况我们没有亲身参加过蒙古地区的考古调查或发掘工作,主要凭人家的考古报告(且搜集不全,如蒙古北部的考古资料就所见不多)拿来和文献记载比对,这样纸上谈兵考证出来的定点,准确性就颇多问题。其次,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或其所建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以中原王朝是否在其地设官置守作为能否划入王朝疆域的主要标准,但设官置守的具体情况是有差别的,像唐太宗、高宗间于突厥、回纥诸部所置羁縻府州,特别是因回纥首领入贡款附并请“置邮递,管北方”而设的碛北瀚海等羁縻府州,唐朝是否有实际的管辖?辽图中划入上京道的西北路招讨司诸属部,我们虽然可以证明辽朝确在克鲁伦河至鄂尔浑河一带派官置治,建城屯军,把统治地域扩展到了漠北广大地区,但《辽史》称系“因屯戍而立,务据形势,不资丁赋”,主要是对诸部进行防制;所任命的属部、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朝廷官府对各部的管辖程度也是有区别的,其中有的只是纳贡的附庸,“犹唐人之有羁縻州”。然而区别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只好根据总的态势都划入上京道辖境。谭先生说,内部本唐总图北方疆域标准年代取和内地不一致的总章年间,就是为把羁縻府州全划入唐版图,很不科学,修订本已改,但你说的此类不尽妥帖的问题,其他地区也有,所以说图集虽然正式出版,我们的研究工作还需进一步深入,以备将来再作修订改正。他还谈到地名释文的整理、出版问题。

这次谈话后,我遵照谭先生指示,抽空翻阅我们北方图组的各朝释文,发现问题的确不少,修订工作量很大,几乎等于重新启动一番研究。当时大家都忙于其他工作,就把这事搁置起来了。当年八月末,我收到谭先生的信,内附他写的“后记”复印稿。信中写道:

“自南大招待所晤叙至今,忽已四月有余……五月初撰写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后记’,对图的科学性补充了两点‘前言’所没有提到的不足之处。这一方面果(固)然是我自己心中蓄之已久的念头,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了那次晤谈时你的提示,鼓励我这样做。我认为这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此件现已经由高德同志送请社科院领导认可,兹将复印件一份寄上,请你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如有,请示及,还来得及改。”

在我追随谭先生参加历史地图编绘工作期间,除少数与某位复旦同志承担任务有关的问题由该同志直接与我联系外,先生自己的每次来信全都是亲笔写成,多数是他审稿中发现问题,提出来和我商讨,非常具体细致地表述他的看法,非常谦和地征求我的意见,没有半点以前辈身份指导后学的口气,却让我从中学习到许多知识和严谨扎实的学风。上面因数的这封信,使我回忆起先生在北京审图会议期间,尽管处在当时那种“文革”环境中,他仍坚持自己对疆域问题的处理意见。后来修订本的一些重要改动仍有争议,但谭先生的意见终于得到有关领导的采纳,并对学术民主有利于内政作了肯定表态。这让我深深体会到,谭先生在主持历史地图编绘工作中,始终坚持求真求实,既肯定成绩,也勇于坦率揭示不足之处,指出这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我想,这种态度是永远值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学习和发扬的。

附录:

我尚存当时所记录传达下来的胡乔木给胡启立的复文——

启立同志:文件均已详阅。同意宦乡同志所提意见。谭的画法对我外交无损,幸勿在形式上争论不休,致此图集不能出版,如此则不独不利于我之内政(学术民主),亦不利于我之外交,因此地图集的命运早为国内外所注目。以上妥否,请书记处讨论决定。

胡乔木 六月十一日

    责任编辑: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