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特朗普时代的创伤，是一份现代文明战胜历史痼疾的答卷
刚卸下美国总统一职的特朗普在四年任期内给美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特色鲜明且代价高昂。美国媒体将此总结为：“美国光辉正在褪去，民主的理想渐被掏空，全世界都受到了特朗普时代的创伤。他留下了一个自由被削弱的政治舞台和不安定的全球局势。”
现代美国脱胎于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共识，这些共识表现为主流社会对于宪法、民主、法治、平等、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历史上，重要共识的动摇或撕裂，曾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对于奴隶制和种族平等的不同理解，就曾经导致了残酷的内战和重大的伤亡，乃至国家的分裂。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导致美国参与了历次国际战争，乃至两次世界大战。
上述共识是美国社会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历史遗产，并指引着这个国家面对不同时代的挑战，并以此为基础造就了现代的美国。但在特朗普时代，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上层建筑和基本制度遭到了动摇。
被动摇的共识、上层建筑和基本制度
第一，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倾向削弱了政治共识。美国的竞选历史上不乏以变革者形象出现的候选人，但变革方案却有着天壤之别，是走向未来还是退回过去，是增进共识还是增加分裂，可谓大相径庭。相比于最近的变革者奥巴马，特朗普的变革方案显然倾向于民粹主义，更多地属于颠覆而非建构，选择倒退而非进步，倾向于零和而非正和。
奥巴马并非长期依靠特定群体的不安全感和愤怒感维持支持率。奥巴马任期的一系列变革措施，从医改法案、改善少数人群体处境、环保新能源的经济政策，到新的多边贸易规则等，总体上是在做加法，导向是试图走在时代的前面。如果说奥巴马政府时期是努力增强美国社会的共识，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则处于严重的社会撕裂中，公共生活中以社会阶层、地区、产业、肤色进行政治动员的倾向加强了，意识形态分歧与群体极化现象比以往更明显了。
此外，特朗普是第一位越过官僚体制，通过网络、自媒体向民众直接发声的总统，政治前所未有地侵入到社会文化层面，进入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民粹主义在选举期间达到高潮，出现挑战美国政体的极端现象，并几乎动摇美国的政治运行。
第二，特朗普时代族群矛盾重回公共空间。美国是当今最大的移民国家，也是种族历史包袱最重的社会，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族群结构，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族群关系的变迁史。建国伊始，这就是一个集近代最新制度设计与古代最野蛮的奴隶制于一身的国家，经历了奴隶制和平权运动，从宪法修正案到司法判例再到国会民权立法，从种族歧视到反歧视再到反向歧视诉讼的艰难法治变迁，最终才逐步形成了理解差异、尊重多元的社会价值共识，以及平等与非歧视的种族关系准则，当上述价值共识与行为准则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自觉遵守时，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反映了社会对历史真相的深刻认知，对于公平、正义、文明的基本理解，而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道德权威的臣服。这些宝贵的共识，使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血统，不同出生地的人们得以相互尊重、彼此共处。
但是过去的四年里，种族言论开始在公共空间回潮，曾经的窃窃私语变得公开而嘹亮，新一轮种族骚乱与种族暴力席卷全国。虽然美国反歧视法律制度依然牢固，平等与反歧视依然是主流观念，但种族偏见显现，社会共识弱化，族群关系撕裂，确实反映了特朗普时代族群关系的某种特征，而特朗普在种族、性别议题上的超常规言行，对这种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进步主义停滞，保守主义回潮。在如何改善少数人群体的处境问题上，特朗普时代乏善可陈，而且在少数族群平等问题上持摇摆态度，在女性尊严与地位问题上持争议立场，在移民问题上推出排斥政策，在国际关系上采取单边主义方案。这并不是说特朗普具有严重的道德问题，但起码让人怀疑特朗普在美国面临的诸多现代性议题上脱离时代，似乎代表着部分在上世纪40年代出生、带有大男子主义的白人、老年、富裕群体的观念。在多元化的时代，这种观念已经暮色沉沉，并不代表世界的未来。
第四，用不成功的非传统商业模式治理政府。特朗普管理政府的诸多方式带有显著的公司管理风格。当然，“治大国如烹小鲜”，公司管理方式并非完全不能用于国家治理，事实上，美国大量的官员来自于企业管理层。但问题是特朗普恰恰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其原始财富来自于继承或赠与，其公司经营几度濒临破产，至今拒绝公布个人税单。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在诸多方面始终运转不良，政务官团队长期处于缺额状态，尤其是在处理诸如公共卫生等专业技术工作中漏洞百出。
最后，特朗普政府回应世界变局的方式极为简陋，事实证明特朗普版本的美国优先方案无法有效回应美国遇到的时代挑战。
面对时代性挑战，这次美国会给出怎样的答卷？
如果说民主与法治是权力的牢笼，特朗普是最接近牢笼边界的“囚徒”，他任性地晃动栅栏，暴打了看守，惊吓了国家，但最终依然被关在笼中，并悻悻而去。
特朗普的离任为美国自我修复提供了一次机会，那么如何理解特朗普时代的诸多后果？
毫无疑问，特朗普时代的衰退，是相对于美国曾经的成就而言，只是发生在抛物线顶部的一次向右波动，就此做出美国已经走向整体性衰落显然过于轻率。实际上，当今世界早已走出了以力为雄的时代，国家的价值并不在于追求强权，国家兴衰也并非取决于绝对实力的消长，而在于能否以现代文明为准则面对国民、社会与世界。野蛮与文明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天堑，从野蛮到文明是一次漫长而痛苦的蜕变，反过来，从文明退回野蛮也注定阻力重重。品尝过文明滋味人们又怎会向往野蛮。从这个意义上，认识美国乃至认识世界，都需要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坐标上，知道彼此的位置，否则毫无意义。
现代国家因何而兴衰，因何而自立，现代国家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能否及时回应时代的挑战，能否在恰当的时刻以现代文明战胜历史痼疾，以政治文明倾听每个群体的心声，以法治文明规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社会和解寻求共识、弥合裂痕、治愈创伤，最终才谈得上承担国际责任，回应人类的时代性挑战与共同性议题。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做出过自己的答卷，跨过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血泽，抗争过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痼疾，战胜过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摒弃过孤立主义、麦卡锡主义，今天美国人也用选票让特朗普离开。
实际上，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新旧政府轮替是修复能力的体现，更是展现修复能力的机会。特朗普试图破坏这种能力，但遭遇了失败。拜登时代的首要任务将是修复和纠偏，然后才谈得上重塑与建构，关注美国时代挑战，重塑美国社会共识，重新校准内外政策，更新解决问题方案，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实际上就是美国重新建立国际信心与影响力的契机。这取决于新政府在多长时间内，在多大程度上修复特朗普时代的创伤。这些创伤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变迁的焦虑、困惑与误读。当上述焦虑与困惑以一种狭隘、短视、过时、功利且极具个人风格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就是所谓的特朗普主义。
当然，不能说特朗普任期内一无是处，但诸多证据表明特朗普并没有为担任变革时代的美国总统做好准备，毫无疑问他发现了重要问题，但缺乏解决问题的恰当方案，其制造、加剧的问题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可以说，特朗普是带着不甘与问题离开的，至于特朗普是否会回来，特朗普主义是否会长在，则受制于美国社会重新凝聚共识的能力，也取决于新政府以何种方案有效回应国内与国际的时代挑战。而特朗普背后近7400万张选票，必然将使新政府面临一场艰难的苦斗。
（作者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周丹，四川大学李玮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