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解读张謇“与众不同”的企业家精神

苏通文
2021-01-09 20:50
来源:澎湃新闻

“谈到南通的清末状元张謇,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位企业家。张謇身上确实有一般企业家的共同属性,包括投资创办、经营管理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销售各类商品;在主观上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为国家经济社会做贡献;以特定的经营管理专长和能力,自成一类社会群体——企业家。然而张謇的伟大,不在于他和一般企业家的共同点,而在于他不同凡响的与众不同之处。张謇一生着力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推动政治变革,一件是发展实业及民生事业,最终成果则集中体现在南通地方治理的成效上。张謇晚年在为自己编写的年谱作序时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正是独特卓越的个性所为,才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创造了不朽的业绩,为后人由衷的景仰。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把他称为中国企业家的典范和楷模。”

活动现场

1月8日,在江苏省南通市举行的张謇企业家学院首期高级研修班结业典礼上,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罗一民为学员们作了题为《张謇:与众不同的企业家》的的报告,为企业家学员梳理了张謇的人生轨迹,解读了张謇的企业家精神。

亦政亦商,群而不党

罗一民谈到,与一般企业家相比,张謇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在“一生痴迷强国梦”“亦政亦商为中华”“只手打造‘第一城’”“精神遗产世代传”等方面。

罗一民作题为《张謇:与众不同的企业家》的报告

张謇兴办实业、热心政治,均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均出自于非同一般的爱国主义情怀。只要能救国强国,他什么都愿意做。他既是实业救国论者,更是政治救国论者;他既是优秀的企业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他进则搞全国“大政治”,顾及南通;退则搞南通地方“小政治”,影响全国。而作为企业家的张謇,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既搞经济活动,又搞政治活动,既经商,又从政,既是企业家,又是政治家。不管境遇和环境如何,他从未忘记救国救民和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也从未停止过以政治现代化促经济现代化的探索和开拓。

在张謇一生的各个阶段,始终有着经商与从政的经历。在他高举状元之前的备考时期,已经有了实际经商的经历。1886年,张謇36岁时,结束了幕僚生涯,回到家乡,一面备考,一面以商业眼光帮助父亲集资购买湖州桑苗,鼓动乡民赊购,推广植桑养蚕。他与家长还向乡民售发柏秧、槐秧和油桐子,发展经济林木。随后,他采用商业经营方式,集资开办公司,推销桑秧,由乡民自定购买数量,只记账不付现金,三年后乡民卖桑叶供公司养蚕,从付给乡民的现金中扣取秧苗成本和两分利息。这种具有现代气息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今天看来仍有价值。这足显了张謇经商创业的精明和高明。1895年,张謇正式办厂经商。从此以后,他尽管仍不断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甚至还担任各种虚虚实实的官职,67岁(1919年)任运河督办,68岁(1920年)任吴淞商埠局督办。但他始终没有丢弃企业,没有丢弃企业家身份。以至于在他生前生后,人们都首先把他看做是一位搞实业的企业家。

所谓张謇的“亦政亦商”,首先主要指兼具官员和经商者的双重角色。犹如兼具官员与经商者双重身份一样,张謇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以至于无论是在早期地方政商环境的改善中,还是在后来全国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包括晚年的南通地方自治方面,他都展现了政治家的风采。张謇早期在涉足蚕桑、林木等经商活动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一是联合地方士绅,禀请两江总督免除十年丝绢,以兴蚕利。二是动员地方官招商开行,收购蚕茧,发展蚕丝市场。三是牵头联络通州大布庄老板和各地花布商人,力争官府减收通海花布厘捐。四是筹办地方武装防卫组织“滨海渔团”,维护沿海地区安全。

五是倡导建立社仓,备灾备荒,防止灾年发生社会动荡,恢复海门慈善堂,负责办理掩埋无主野尸等慈善事宜。

1894年张謇大魁天下后,便积极投身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中,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甲午战争前夕,张謇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凭借他早年赴朝平乱积累下对朝日国情的认知,积极支持翁同龢的主战主张,并单独上疏,痛斥李鸿章不仅“主和误国”,而且“以庸劣而败和局”。此举震惊朝野,使张謇名动一时甲午战争以后,张謇满怀悲愤,积极建言献策,以“救亡图存”。他在为张之洞所拟的《代鄂督条阵立国自强疏》中,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建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条建议,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

1898年(戊戌)春,张謇因丁艰期满,入京到翰林院销假,参与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运动。但他主张稳健改良。在维新派惨遭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前夕,他辞谢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奏派,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匆匆离京归乡。1900年(庚子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件。张謇等东南绅商名流,为了繁华的东南一带避免战乱,在清廷已贸然对外宣战的情况下,力劝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与英国等列强签订“东南互保”协议。这件事,在当时保住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但从长远看,动摇了朝廷的权威和统治根基,助长了地方及民间力量上扬,诱发了后来的政治改良及最终的共和革命。

在随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张謇也积极参与。他在1901年2月写的《变法评议》,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基本的三条:一是“必先更新而后旧可涤者”;二是“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三是“新旧相参为用者”。实际上就是主张先立后破、先破后立、新旧融合三种方法同时并用。他提出了分阶段进行政治、教育、产业、民生等各方面的变革设想。

在看到清政府并不真心搞“变法”,“新政”亦无实质性成效后,张謇毅然投身立宪运动,并成为运动的实际领袖。他在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进行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1903年去日本时,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回国后便呼吁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并印译了许多立宪资料给朝廷和官绅。二是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直接组织推动立宪运动。三是发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召开国会请愿活动,迫使清廷同意提前三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预行组织责任内阁。立宪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精英群体与民众互动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直接动摇了清廷的政治基础和统治合法性,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张謇逐步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转为支持革命和共和,由“通官商之邮”变为“通南北之邮”,在“南北议和”中充当重要角色。他一手托三家:首先劝清廷顺应大势及时体面退位;其次劝革命党人适可而止,共创太平;然后再劝袁世凯以革命形势逼迫清廷退位,但不要扑杀革命力量,做华盛顿那样的开国元勋。

1912年1月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于是,清王朝在紫禁城内安享尊荣,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革命党人宣告革命成功,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封建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型变革。

1913年至1915年,张謇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抓全国经济勘察、规划,一方面大搞经济立法,如民国初期的70%的经济法律、法规都由他所制定。1915年,张謇因不满袁世凯的内政外交举措,辞官回到家乡南通,直到1926年去世。但即使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弃政治活动和政治追求。1918年底,张謇为了在巴黎和会上使我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获得关税自主,致电政府及与会代表据理力争,并发起成立了全国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任会长。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开时,他针对日本政府的蛮横和北洋政府的妥协,频频通电,严正指出:政府即使愿去自杀,可人民难道就不希望生存?他呼吁政府代表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致电徐世昌、段祺瑞,指出:民众激愤,完全是因政府把原来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面对1920年直皖战争、1924年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战争,张謇均奔走呼吁,斡旋调停,劝阻交战各方以人民福址为重,停战讲和。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南通各界组成后援会发动募捐,张謇率先捐资,以示援助。孙中山去世时,他代表地方主持追悼大会;蔡锷灵柩路过南通,他组织全市人民举行公祭。

张謇的“群而不党”体现在他不冲动冒进、稳健务实、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和政治上的成熟。

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很多,但同时脚踏实地做出成效的人不多;肯干务实的人也很多,但同时拥有崇高的境界与远大志向的人不多。既有远大抱负又能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做事,这点很难得,在张謇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这种精神不仅在创办工厂、创办学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也是这样。

他有崇高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和远大的政治变革志向,早在戊戌变法时期,虽然编发的中心人物是他的恩师翁同龢,但他主张稳健改良,自称与康、梁“群而不党”。在对康、梁的态度及其在南北议和中,都体现了他不冲动冒进、稳健务实、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他对李鸿章、袁世凯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例子。最初张謇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不对,立即上书弹劾,后来看到李鸿章掌握大权,主政比较务实时又拥护他,乃至在庚子动乱时,他主张以李鸿章为首领,率各地总督捍卫朝廷;他对袁世凯也是,张謇很早就与袁世凯有交往。24岁至32岁,任庆军首领吴长庆幕僚,期间随吴赴朝鲜平乱,结识袁世凯。觉得袁世凯品行不好时与之分裂,后来看到袁世凯的能力与格局提高,又主动握手言和,都说明了他是个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的务实的人。

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罗一民介绍,张謇一生着力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推动政治变革,一件是发展实业及民生事业,最终成果则集中体现在南通地方治理的成效上。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晚年在家乡的十多年,表面上看是在搞实业、办教育,实际上是在全力搞地方政治——“地方自治”。一些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依然闪现着他忙碌的身影。他并以地方政治的成功(“模范县”)示范,引领全中国。

他搞地方自治的初衷是:“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张謇秉持救国强国理念,在办实业、搞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源于他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张謇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他那个时代的经济落后的主因,是政治腐败。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使经济蓬勃发展。他在考察日本后,对比日本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得出结论:“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墯者当之。”因此,他主张要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基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理解,张謇主张除了在体制上进行政治变革以外,还要“借助实业来变更国体,强国富民,革故鼎新”。

地方治理还包括教化内容。近代南通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南通人的思想观念是怎么大幅提升的?我觉得和地方治理和地方政治建设有很大关系。一方面现代化市政建设和管理,必然会促成现代化的观念形成。为什么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形成不了现代观念呢?因为没有现代的物质载体。但是张謇在南通搞了一批现代化的载体,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现代化的设施和功能在启迪民智的同时,必然催生民众现代意识的形成。张謇办了那么多学校和公共设施,教化功能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一方面给予民众以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一方面又培养具有新时代素养的新人。南通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方方面面杰出的人才,追根溯源都和当时的基础和源头分不开。在这种情况下,南通必然在全国率先除旧布新,移风易俗,领风气之先,形成新的城市精神。所以,蔡元培写的对联说道:“为地方兴教养诸业,继起有人,岂惟孝子慈孙,尤属望南通后进。”

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

张謇认为发展实业,急需注重四个方面:一是乞灵于法律;二是求助于金融;三是注意于税则;四是致力于奖助。他认为,“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

张謇凭借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实践活动中,较好地处理了具体的政商关系。“基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理解,张謇主张除了在体制上进行政治变革以外,还要‘借助实业来变更国体,强国富民,革故鼎新’。”

罗一民将张謇处理政商关系的做法总结为:一是充分利用各级政府的政策,如用足用活中央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江苏政府扶持实业政策等;二是妥善处理好与各级官员的关系,包括与江苏督抚及南通州官;三是以政兴商,以商促政,以“自治”为手段,改善政治小环境,助推经济发展;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促政治建设。

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而打造“第一城”,全靠张謇非凡的见识和能力。遍观全中国、全世界,优秀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能够靠一己之力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张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张謇作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在各方面奋力开拓,不断创新,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所以胡适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特别是在与时俱进方面,非常难能可贵。

办工厂,一开始起点就很高,搞现代公司治理,搞股份制等等。他在政治上的不断地转变和跟进,往往被后人议论为“多变”,这个正反映了他了不起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因为时代在变,形势在变,他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且,他的变不是往坏处变、不是往后退变,而是往好处变、往前进变。不管他怎么变,始终是围绕着“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在变,根子上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所以,张謇的变是与时俱进的,不管是维新变法、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就像他的儿子张孝若说的,“他总是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意,认准了一个方向,直视往前走,总想打通了这条路,去造一个新世界。”

 “我觉得张謇不仅是南通实业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也是南通精神之父,是他一手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罗一民认为,“近代南通精神”是一种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在近代南通精神的基础上,南通人在当代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形成了优秀的品格、精神和作风。

罗一民说,确定了城市精神以后,不仅是现在管用,将来也要管用。要引领未来,推动未来,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发挥城市精神的坐标、导向作用,发挥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精神动力及支撑作用。通过对这种城市精神的弘扬,提升城市品位,塑造一个凝心聚力、政通人和的和谐南通。在这三个原则的遵循下,南通精神最后被确定为八个字:“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确定了这八个字以后,一切工作的开展都以之为旗帜、为引导。

 “精神的力量、文化的作用是无穷的。”罗一民认为,正是通过对南通精神的弘扬和倡导,南通人在城市面貌、经济面貌、社会面貌、生活面貌、精神面貌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他最看重的、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精神面貌的变化。

“南通人现在更加包容了,更加开放了,心胸和视野也更加开阔了,对外来的生产要素,包括企业、资金、技术、人才,更愿意接纳了;对外来的文化元素,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更加接受了,南通人更敢想敢干了,敢干别人没干过的事,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人际关系也更为融洽。这些都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同时,给城市的各方面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敢为人先’的光大弘扬,更是引领南通人创造了许多争先创优的当代奇迹,圆了精彩纷呈的‘南通梦’。今后南通城市有形的东西还会不断变化,但‘南通精神’这个看上去无形的东西,却会永放光芒。”罗一民说。

参会领导与学员认真聆听报告

1月6日上午,张謇企业家学院在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正式揭牌。据悉,张謇企业家学院将围绕传承和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按照“立足南通、面向全省、服务全国”的定位,以培训民营企业家为主责主业,兼顾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常态化开展企业家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打造新时代企业家队伍建设教育培训基地、张謇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责任编辑:蔡军剑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