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瞎尊者像、号与自我形塑
“瞎尊者像”系石涛南还后第四年夏天所作，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瞎尊者号应系石涛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初至金陵长干寺一枝阁后开始启用，是他在一枝阁常年闭目禅坐、“壁立一枝”的真实反映。康熙三十一年（1692）石涛南还后，他利用款印、图像、传记等方式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表达了他对佛教的失望，对佛法进入颓废时代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僧人身份的反思。
石涛是中国美术史上身份、情感最复杂的画家之一，兼具僧人、画家、文人、前朝王孙等多重身份，他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印章颇多，且多为自号、自称。在人生的重要阶段，石涛往往会启用新的名号和印章，与之相对应，他还善于利用自画像（或具有自画像性质的图像）、书斋图、传记等来表达情感和形塑身份。
故宫博物院藏石涛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所画《清湘书画稿》长卷末段的罗汉像〔图一〕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图中罗汉面相与石涛的自画像颇为相似，石涛并在自题中称之为“瞎尊者后身”。石涛绘制该像后不久就在扬州构筑大涤堂并主要使用大涤子号，故该像就具有了神秘而特别的意涵，其与石涛身份之关联成为诱发学者关注最直接的动因。
图一 清石涛《清湘书画稿》卷之“ 瞎尊者像” 故宫博物院藏
美国学者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称该像中“长长的眉毛、扩大的耳垂，以及沉重的耳环再次指向罗汉的图像志”，肯定了其罗汉身份，并认为1696年是“石涛放弃佛教身份并采用道教含义的新斋名的前一年”，该像表达了画家“对长期维持的角色与身份的最终放弃的渴望，过去那种精神诉求被推延至将来可能的化身之上”。文以诚的结论得到了乔迅（Jonathan Hay）的认同，美国学者巫鸿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古树中打坐的僧人是画家的假想自画像”，并指出可把该图“看作是石涛转向道教的例证”。
前贤已经关注到该图对石涛形塑自我身份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石涛对自己身份和情感的表述（无论是语言还是图像）均显得隐秘而复杂，另该图涉及的宗教渊源和思想也颇为隐晦，故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比如说该图的性质究竟是罗汉像还是自画像？树龛入定的依据何在？瞎尊者号何时启用，有何意涵？石涛利用图像形塑瞎尊者身份之意义为何？
一 瞎尊者像
《清湘书画稿》〔图二〕本幅为纸本设色，纵25.6厘米，横421.5厘米，系1692年秋石涛自北京南还期间及前后的诗、画稿合集，带有自传的特点。此稿以诗为主，诗画相杂，风格多变，不拘一格。
图二 清石涛《清湘书画稿》卷
此稿末绘罗汉在古柏树洞内禅坐入定，古柏仅绘中下段，树干中空，形成可供禅坐的洞龛（简称为“树龛”）。罗汉头部和胸部露于龛外，身体枯瘦羸弱，披红衣袈裟。背景以湿笔水墨刷染表示山体。像左画家自题曰：
老树空山，一坐四十小劫。
峕（同“时”）丙子长夏六月客松风堂，主人属（同“嘱”）予弄墨为快。图中之人可呼之为瞎尊者后身，否也？呵呵。
下钤“释元济印”（白文）、“冰雪悟前身”（白文）、“藏之名山”（白文）印。丙子为1696年，石涛时年五十五岁。此稿是受松风堂主人程浚之请而作，程浚，字葛人，号肃庵，歙县人，是经常往来于歙县和扬州之间的商人，松风堂位于歙县岑山脚。
此稿书写、绘制的年代并不等同于其中诗、画原初创作的年代。此稿书写、绘制时间应不早于1692年（本幅第一首诗原初创作的时间），不晚于1696年。此稿二接纸缝处分别有字、画用笔横跨，表明是先接纸再书画，另部分诗画稿画家明确提及是为他人作，故推测最有可能是1696年夏画家客居松风堂期间录旧诗画稿并为程浚增以新稿而成。
石涛在罗汉像中自题“图中之人可呼之为瞎尊者后身”，“瞎尊者”是石涛的自号。作于1674年的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图三〕是他在宣城广教寺时期的自画像，图中石涛短发，大目，挺鼻，阔嘴，与此卷中罗汉面相比较相似，故认为此罗汉像参照了石涛本人的特征。该像位于《清湘书画稿》本幅末，强化了该稿自传的特点。
图三 清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同时，该像中主人公长眉悠扬地下垂在脸颊两侧，耳垂较大，贯环，面目和身形都极为枯瘦，肋骨突出，凸显出苦修的特征，表明该像并非自画像，而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或称石涛的罗汉扮相。该罗汉像尚无统一称呼，鉴于画家称其为“瞎尊者后身”，尊者系对腊高德重之僧人及罗汉的尊称，既可指僧人也可指罗汉，属于双关语，瞎亦与图中罗汉闭目的特点相符，故下文将之称为“瞎尊者像”。
二 树龛入定
“瞎尊者像”表现的是在树龛内入定的罗汉像。树龛入定，系出自南宋时广为流传的北宋政和三年（1113）嘉州发现东晋慧持树内入定的典故，南宋道行《雪堂行和尚拾遗录·惠（慧）持法师》记载颇详，曰：
（慧持）游峨眉山，遂于嘉州道傍大树内入定。政和三年四月，风雨暴作，树为摧折，捕盗官经历，见其须发盖体，爪申（同“伸”）绕身，颇异之，遂奏于朝廷。有旨令肩舆至京。时西天总持以金磬出其定，乃问：“何代僧？”法师曰：“我东林远法师弟也，因游峨眉，不记时代几何。”仍问：“远法师在否？”总持曰：“今化去七百年矣，安得在耶！”遂不复语。持问曰：“既至此。欲归何方？”师曰：“陈留县。”复入定。
徽宗命画师像颁行。并赐三颂。
慧持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已在成都龙渊寺内圆寂，上文称他坐化七百年后仍在嘉州树内入定显然系后人附会。另徽宗敕命画工绘《慧持入定像》全国颁行并亲撰偈颂三首，也颇为可疑。但除了《雪堂行和尚拾遗录》外，南宋志磐《佛祖统纪》、普济《五灯会元》均记载此故事，因此南宋出现有《慧持入定像》及传为徽宗的偈颂是可信的。
南宋《慧持入定像》今已无传，表现的应是慧持树内入定“须发盖体，爪申（伸）绕身”的情形。南宋时慧持树龛入定已出现在罗汉像系统中，如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周季常曾绘一僧人于树龛内入定〔图四，图五〕，此僧皮肤呈与古树近似的浅褐色，脸颊两侧及下颔有长须，身体枯瘦，肋骨凸出，从形象上判断此僧应即慧持。该图是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轴中的一幅。
图四 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之树龛入定图》轴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图五 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之树龛入定图》（局部）
树龛入定至迟自晚明始在罗汉像中被广泛地借用，成为罗汉像的经典图式之一。晚明丁云鹏《罗汉像》卷本幅末绘一罗汉头披白衣在古树洞内入定〔图六〕，古树上部及罗汉前方树壁已被摧折，形成洞口敞开的树龛，罗汉前方有身躯似蛇、头顶长角的毒龙，罗汉头顶幻化出的云气内有小身的罗汉立像表示神灵出定。万历二十四年（1596）丁云鹏绘《十八应真图》卷，中段有罗汉在古树洞内闭目禅定〔图七〕。1591年吴彬绘《十六应真图》卷，本幅末画家以奇幻的想象表现了未经摧折、天然长成的树龛，龛口大敞，罗汉须发皆白于龛内闭目入定〔图八〕。此外，晚明郑重在《十八罗汉渡江图》扇页〔图九〕中，亦表现有树龛入定的罗汉，树龛底部有小鬼承托。
图六 明丁云鹏《罗汉像》卷之“ 树龛入定” 上海博物馆藏
图七 明丁云鹏《十八应真图》卷之“ 树龛入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 明吴彬《 十六应真图》卷之“ 树龛入定”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九 明郑重《十八罗汉渡江图》扇页 故宫博物院藏
石涛绘“瞎尊者像”前一年，还画过一幅中远景的“树龛入定”，此像属于《为器老作书画》册中的一开〔图十〕，图中于松树洞内入定的白衣僧人如豆粒大小，其头发稀疏有三撇胡须，与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中的自画像相似。本幅左画家自题：
千峰蹑尽树为家，头鬓髼鬆薜萝遮。问道山深何所见，鸟衔果落种梅花。枝下济偶为器老道兄博笑。乙亥。
图十 清石涛《为器老作书画》册之“ 树龛入定” 四川博物院藏
钤“膏肓子济”（白文）印。器老道兄即王弘文，字器先。题诗中起首两句与图中景致相合，背景山峰象征游历过的千峰（“千峰蹑尽”），树洞内入定的僧人头发凌乱，与古树、薜萝相融，“鸟衔果落种梅花”是指从日常生活中修禅悟道。笔者认为此诗所指及画中表现的，应都是石涛自己。
石涛在1695、1696年所作两例树龛入定的图像中，一取中远景将自己融入到“千峰蹑尽树为家”的意象中，一取近景将自己扮作罗汉相，皆体现了他借用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束缚，即“不立一法”、“不舍一法”的创作宗旨。
三 瞎尊者号
石涛“瞎尊者像”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也是瞎尊者号的图像化表达，图、号之间构成“互文”关系，处于相互关联的语境中。为进一步揭示“瞎尊者像”的意涵，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瞎尊者号的启用时间和含义予以研究。
《大涤子传》系石涛晚年定居扬州期间委托好友李为他所作的传记，其中提到：“比年或称瞎尊者，或称膏肓子，或用‘头白依然不识字’之章，皆自道其实。”比年是近年的意思，可知瞎尊者、膏肓子号及“头白依然不识字”印，是石涛自中晚年开始启用的，并且都是自我的真实表达。
瞎尊者号具体是何时开始启用的呢？从目前笔者所见石涛可靠纪年书画真迹来看，最早有瞎尊者署款或钤印的是1680年所作《山水》册中“倦客投茅补图”页〔图十一〕，署款曰：“庚申闰八月初得长干之一枝，写此遣之，清湘瞎尊者原济。”石涛时年三十九岁，刚由宣城广敬寺来到金陵（今南京），驻锡长干寺一枝阁。另据《大涤子传》：
（石涛）孤身至秦淮，养疾长干寺山上，危坐一龛，龛南向，自题曰：“壁立一枝。”金陵之人日造焉，皆闭目拒之。惟隐者张南村至，则出龛与之谈，间并驴走钟山，稽首于孝陵松树下。其时自号苦瓜和尚，又号清湘陈人。
图十一 清石涛《山水》册之“倦客投茅补”图页 故宫博物院藏
石涛自题“壁立一枝”，壁立是形容禅坐之危然、端正貌，一枝即一枝阁。此文流露出石涛身体多病，日日在龛内禅坐养疾，而与张南村稽首于钟山孝陵松树下，则体现了石涛作为前朝王孙的遗民情结。
石涛于一枝阁养疾禅坐的情形在其1680年所作的七首五言律诗〔图十二〕中也多有反映，其一曰：
倦客投茅补，枯延病后身。
文辞非所任，壁立是何人。
图十二 清石涛《书画》 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茅补点明了一枝阁之简陋，枯、病既是形容石涛的身体状况，也与他长时间坐禅（“壁立”）相契合，亦可形容为“禅病”。另一曰：
梦定随孤鹤，心亲见毒龙。
君能解禅悦，何地不高峰。
日日静心禅坐，与佛亲近，梦中亦有助力，故称梦定中得见孤鹤（孤介高洁之象征）、毒龙（释迦佛之前世，因持戒而舍身）。此诗或为石涛送给通晓禅悦的同道，但仿佛也是说自己。
除在一枝阁闭目禅坐外，李还提到石涛闭目拒绝访客，而闭目正与瞎尊者号中的“瞎”字相契合。结合石涛可靠纪年书画真迹中最早署“瞎尊者”款印的时间来看，他可能是在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至一枝阁后开始自号瞎尊者的，该号是他在一枝阁闭目禅坐、拒客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石涛居住金陵期间启用的号还有苦瓜和尚。
闭目禅坐、拒客只是“瞎”在石涛生活状态上的反映，陈鼎《瞎尊者传》中提到了石涛本人对“瞎”的的解释：
国亡即薙（同“剃”）染为比丘，名元济，字石涛，号苦瓜，又自号曰瞎尊者。或问曰：“师双眸炯炯，何自称瞎？”答曰：“吾目自异，遇阿堵则盲然，不若世人了了，非瞎而何？”
石涛国亡出家是为了形塑其遗民身份的隐晦说法。从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可知他浓眉大眼，眼角斜上挑，双目炯炯有神，确实与“瞎”不符。石涛称自己的眼睛很神异，遇阿堵（六朝至唐常用此词表示“这个”）则盲然，不像世人那么通达明了，故“瞎”是自嘲，指超然于凡俗之外。
鉴于瞎尊者号所强调的僧人身份，还应从佛教义理方面探讨其意涵。在佛教中“尊者”含义清楚，“瞎”的含义则相对隐晦、复杂。1691年，石涛在北京期间友人为他画《石涛树下聚石执拂小影图》轴，石涛题曰：
快活多，快活多，眼空瞎却摩醯大，岂止笑倒帝王前，乌豆神风蓦直过。
要行行，要住住，千钧弩发不求免，须是翔麟与凤儿，方可许伊堪迎步。
石涛的赞颂充满临济宗棒喝的机锋，风格峻烈，也晦涩难懂。快活是禅家形容逍遥超脱的一种修行态度和境界。眼空是指不执着于实相，亦能见空相；瞎多见于禅师语录，取反讽之意，指不为实相所束缚、见诸空相的境界。临济宗素有毁佛毁祖的宗风，反对一切束缚，故称“岂止笑倒帝王前”。
与“瞎尊者”大约同时启用的号印还有“膏肓子”、“头白依然不识字”，均与佛教有关，并且含义相近，皆取反讽意。“膏肓子”意为病入膏肓者，禅家以膏肓之疾比喻学人无信根或者有执念不肯放下，需以猛药作为接引之机语方能明心见性。“头白依然不识字”并非指真的不识字，而是说追求内在的义理不为外在的文字障所束缚。上述体现佛教义理并具有反讽含义号印的启用，应也隐晦地体现了石涛形塑遗民身份的企图。
石涛所谓的“瞎”还涉及书画品评，1691年石涛自题《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图十三〕称“道眼未明”意不能赏鉴书画，嘲讽执着于某家笔墨法派的绘画品评犹如“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从而突出“不立一法”、“不舍一法”的宗旨。
图十三 清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四 南还之后
《清湘书画稿》是石涛自北京南还前后的诗画合集，具有“自传”的特点，本幅末的“瞎尊者像”也具有自画像的性质。要进一步深入考察“瞎尊者像”的意涵，笔者认为还需将其置于石涛北上及南还后对佛教心理情感的变化之中。
石涛在第二次得见康熙圣驾之后启程北上。《清湘书画稿》第一首《南归赋金台诸公》“乘风入淮泗，飘来帝王州”说的就是1690年春石涛乘舟由淮泗入北京，1692年十月石涛已在金陵，因此石涛在北京和天津逗留的时间总共近三年，与赋中所说的“三年无返顾，一日起归舟”相符。
石涛为何北上在其诗文中没有说明，李《大涤子传》称石涛渡江北上“觐天寿诸陵”，天寿山是明皇陵所在地，李的叙述突出了石涛旧朝王孙的身份，但隐藏了其北上的真实意图。北上期间，石涛曾先后客居北京王封溁的且憨斋、北京慈源寺及天津大悲院等，其中既有权贵私宅也有佛教寺院。鉴于石涛的僧人身份和他在京津期间仍主要客居佛寺，推测他北上至少部分的是为了谋求在僧界有好的发展机遇，如找到理想的寺院开堂说法和传承临济法嗣，毕竟其师祖木陈道忞、师旅庵本月曾赴京为顺治帝开堂说法，并且以此为荣。
遗憾的是，石涛在北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遂于1692年秋南还，但并非如《南归赋金台诸公》所称之“三年无返顾，一日起归舟”，1691年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自题称“时辛未二月余将南还”，可知他到北京大约一年后就已萌生南还之意，这固然与他病弱的身体有关，更重要的应是北上的目的无法达成。1691年冬，石涛客居天津时所作《谢张汝作见招赋》曰：“客久不知身是苦，为僧少见意中人。”赠天津好友《雪中怀张笨山诗》曰：“知我潦倒病，知我无发贫。”均隐晦地表明石涛北上并未在僧界获得支持，处于孤立无依的状态。
南还之后，石涛开始了数年居无定所的生活，并逐渐脱离寺院。据现存石涛书画题跋，大体可知他南还后先回到金陵；1693年夏客扬州吴山亭，是年冬居扬州邗上大树堂；1694年夏受合淝李容斋相国、太守张见阳相招，欲以昔时龚芝麓稻香楼施为其挂笠之处，石涛不受相谢而归，是年秋客居娑罗堂，并短暂客居扬州邗江静慧院；1694－1695年，主要客居真州许松龄读书学道处，1695年夏客居徽州程浚松风堂。
北上期间石涛对佛教界十分失望，他有《诸友人问予何不开堂住世书此简之》曰：
向来孤峻有门庭，果熟香飘遍界馨。岂以而今徒浩浩，大家聚首乐膻腥。明明头角非龙种，赫赫皮毛类虎形。习气渐深难可并，物希为贵自叮咛。
吾门太过为当衰，有志缁流抱道垂。假使鲲鹏齐展翼，乌天黑地怪阿谁。三家村许开经馆，善司祠难造大悲。理合输赢随分段，何如牛背胜乌骓。
该诗应创作于1691年石涛客居天津期间。石涛初得旅庵本月心传时，虽然师门内法战机锋峻烈，但石涛对新获得的临济宗“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的身份颇为自豪，并对未来在佛教上的发展踌躇满志。在与兄喝涛住宣城广教寺期间，尽管生活清贫，但是安于禅定，心情愉悦。在金陵一枝阁期间也是常年坐禅，“壁立一枝”。可是在这首诗里，指责当下禅家门庭内只是徒众聚首满地膻腥，明明不是龙象大德，还要披着虎皮扮老虎，僧界不良习气已渐深，只能叮咛自己要独善其身。石涛还指出其时禅门已经由盛转衰，有志僧众不能有所作为，翻经馆、善世祠均已难担弘扬佛法重任。
石涛对僧界的不满在《大涤子传》中也有体现：
又为予言，初得记莂，勇猛精进，愿力甚弘。后见诸同辈多好名鲜实，耻与之俦，遂自托于不佛不老之间。
叙述了石涛由初得心传勇猛精进，到后来耻与好名鲜实的同辈僧人为伍的转变。
1696年，石涛画“瞎尊者像”时，距他南还已近四年。石涛在像侧题：“老树空山，一坐四十小劫。”佛家将佛法住世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释迦灭度后，正法、像法相继分别住世四十小劫，五百弟子于此期间护持佛法。因此石涛画中“一坐四十小劫”，是说罗汉住世期间没有积极弘法渡人，而是以长年入定的方式自我修证。正法、像法各四十小劫之后，进入正法灭绝后佛法衰颓之时代，即末法阶段。《大五浊经》讲述了法灭后之五乱，其中包括“魔家比丘自生，现在于世间以为真道谛，佛法正典自为不明，诈伪为信”、“当来比丘畜养妻子，奴仆治生，但共诤讼，不承佛教”，与上文石涛对佛教的表述相似，可以推测南还后石涛认为佛法已进入衰颓时代，并由此作出不再驻锡寺院、不开堂说法的决定，以及对自己僧人的身份进行反思。
石涛自题“瞎尊者像”称“图中之人可呼之为瞎尊者后身”，佛教谓人有前世和来世，相对应分别称为前身、后身。一般称佛、罗汉等为今人前身，或者今人为佛、罗汉等后身，如石涛刻有“金粟如来是前身”印，汪士茂称石涛为清湘古佛后身等，但少有称佛、罗汉等为今人后身者。石涛称罗汉为其后身，说明他不仅在绘画表现上追求不为传统和规则所束缚，在思想上也力求前无古人、“我自用我法”。
笔者发现，南还后石涛有意通过款印、图像、传记等方式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为方便叙述，笔者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石涛现存“瞎尊者” 款印纪年书画列表
注：石涛书画有“瞎尊者”款印但是无纪年或无法准确判断其年代者不列入此表。
从上表可知，现存石涛纪年书画中最早署“瞎尊者”款印的是在1680年，而以1692年南还后署此款印颇为集中，尤其是1696年署“瞎尊者”款印的有三例之多。虽然很多署“瞎尊者”款印的书画因无法判断具体年代而未列入此表，但从此表亦可窥其一斑。前述1695年石涛“树龛入定”与“瞎尊者像”不仅图式相似，而且表现的也应是石涛自己。此外石涛请友人陈鼎撰《瞎尊者传》虽无纪年，但从传记内容及石涛、陈鼎交集的时间来看，应是在1697年。
由此可见，石涛南还后有意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并非仅“瞎尊者像”之孤例，是通过图像、款印、传记等多种方式共同表达出来的。
五 结语
1692年南还是石涛人生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他与新朝权贵合作、试图在京城获得发展机遇的失败。南还后第四年夏天，石涛在歙县程浚松风堂避暑时应主人之请完成了《清湘书画稿》，此稿因收录了他南还及前后的诗画而具有自传的特点。
“瞎尊者像”位于《清湘书画稿》本幅末，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该像借鉴了晚明以来流行的罗汉像中树龛入定的经典图式，更早则源于南宋时出现的慧持像。石涛在该像自题中称其为“瞎尊者后身”，瞎尊者是石涛的自号，该号应系1680年闰八月石涛初至金陵长干寺一枝阁后开始启用，是他在一枝阁常年闭目禅坐、“壁立一枝”的真实反映。瞎尊者号中“瞎”字的含义十分丰富，不仅与石涛孤峻高傲、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有关，也是指不受外在表象和语言文字的迷惑，对佛法内在真实义理的追求。
1690年石涛北上至少部分的是为了谋求在僧界有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北上期间他对佛教界变得十分失望。南还后石涛绘制的“瞎尊者像”体现了他对佛法已进入衰颓时代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僧人身份的反思。石涛于南还后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是通过图像、款印、传记等多种方式共同表达出来的。此后不久，石涛就在扬州构筑大涤草堂并开始主要使用大涤子号，开启了新的职业画家生涯。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原文标题为《石涛瞎尊者像、号与自我形塑》，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