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无声挑战”:抗战期间日本电影在华北地区的扩张困境

晏妮
2021-01-14 17:03

【编者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随着占领地区逐步扩大,日本电影的“国策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占领政策却毫无进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沦陷区中国民众“无声的抵抗”,另一方面也受美国电影的冲击。本文聚焦日本在华北地区推动其故事片的历史片段,从电影的视角管窥抗战。摘自晏妮著《中日电影关系史:1920-1945》,汪晓志、 胡连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故事片登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华北军”(“华北方面军”)于1938年1月开始组建电影班,同时委托“满铁”电影班拍摄记录作战经过的新闻片,并把摄制完成的作品用在华北农村的巡回放映上。1939年“华北电影”公司成立,承继了“华北军”的活动,继续进行巡回放映。

然而,随着日本占领地区逐步扩大,以农村为中心的巡回放映显然无法满足宣传工作的需要,于是,日本电影,尤其是日本故事片进入城市,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仅就新闻片和文化片来说,日本电影已经成功地打入华北的农村地区,但在城市,日本故事片仍然只能在日本电影专映影院上映,且观众几乎都是日本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并未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在称为占领区心脏的城市地区,占领大部分电影院银幕的仍然是美国片或中国片,日本电影的国策工作毫无进展,人们在电影院甚至没有感受到日本占领这一现实。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在上海和华北,在日军侵入的其他地区也一样。

这一时期,日本的电影杂志及其他文艺杂志陆续刊登了很多作者根据自己在当地的观影体验所写的报道,从中也可发现撰稿人对现状的忧虑心情。

例如,一名随军卫生兵在一篇题为《在战地看的电影》的文章中,讲述了他在武汉看电影的经历。据文章讲,他看过的电影除《木兰从军》和《苏武牧羊》(新华,卜万苍导演,1940)以外,其他影片都是美国片。再如,当时作为随军作家已经扬名日本国内的火野苇平,在为《日本电影》撰写的文章中叙述了他在广东期间有关电影的见闻。火野苇平说,广州陷落后,市内新开了两家电影院,“一家为日本士兵和日侨放映日本影片,另一家为中国人放映中国影片”。但是,现实情况是,“缺少给中国人看的拷贝,即使找到一些中国影片,也几乎都是抗日电影”。火野还披露了一个现象:《上海陆战队》在日本电影专映影院上映时,“许多中国人跑来看,并说这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影片。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有人直接告诉我原因。私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说这部影片表现了中国军队的勇敢”。在谈到新闻片时,火野说:“战争新闻不太受中国人欢迎,中国人不愿看那些日军勇敢进攻或占领中国军队阵地的影片。”

《上海陆战队》海报

以上两篇文章告诉我们,当时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文化人,都在为日本电影尚未进入沦陷区的现状感到焦虑。日军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而日本电影,尤其是故事片的登陆迟迟未实现,远远没有跟上占领政策的实施速度,这就是现实。

与武汉和广东相比,美国电影在华北地区显得非常强势。美国的电影公司(米高梅、雷电华、环球、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联美、华纳兄弟)均在天津租界开设了分公司,频繁地上映美国影片。当时有一篇报道电影发行市场情况的文章称:“事变前,华北电影界可以说几乎完全依赖上海电影市场,而上海电影界又依赖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电影界。因此可以说,上海片和美国片彻底垄断了华北电影市场。”“华北军”报道员村尾薰在《华北电影消息》一文中,就反映了美国电影的这种垄断情况。村尾薰逐一评价了他在北京看过的美国各大电影公司的影片,并加上批注,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电影称霸华北电影市场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负责文化宣传的日方有关人员来说,要想顺利推行占领政策,如何让作为最大娱乐的故事片进入华北,就变成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于是,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言论,认为应当通过故事片向中国民众宣传日本占领的正当性。例如,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前,有一篇题为《华北电影之现状》的文章,曾发出如下呼吁:

总之,毋庸赘言,要想直截了当地动员中国民众,新闻片和文化片最为快捷。要想收到更佳效果,则故事片必不可少。

然而,日本故事片正式登陆华北地区尚无眉目,农村地区的文化片巡回放映所取得的成绩与故事片无法进入城市这种失衡状况,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持续下去。其主要原因是外国影片的发行放映几乎全被美国业者垄断,而日本电影的放映场地得不到保障。事变后不久的天津和青岛,分别仅有一家日本电影专映影院,而北京则一家也没有。可见,在华北的几座大城市里,日本电影的发行放映渠道是极为薄弱的。

因此,“华北电影”公司成立伊始便意识到增设电影院的重要性,并把增设电影院作为首要任务。结果在1939年,华北11座城市的电影院扩大到18家。然而,即使增设了专映影院,保障了发行放映渠道,但对于日本电影进入华北地区来说仍然存在重重障碍。从前述火野苇平所举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让中国观众观看《上海陆战队》之类的故事片,很可能会出现中国观众的看法与日方的意图截然相反的事态。或者就像另一篇文章所分析的,“华北地区普通中国民众的思想倾向也是一样,他们根本不理睬日本电影,而是进行着一种激烈排斥式的无声挑战”。中国民众或许根本不想看日本电影,因此输入方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这种难题——如何招徕中国观众?更进一步讲,即使放映场所得到保障,难道就可以不加选择地随便放映任何影片吗?

登陆电影的遴选与审查

那么,故事片是如何进入华北各个城市的呢?本节将重点解读村尾薰频繁发表在电影杂志上的有关华北地区电影国策工作情况的报道,循其文字,寻找答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就开始在华北举办面向中国人的观影会和试映会。1938年夏,他们首先上映了影片《爱染桂》(中文片名《爱染情系》)。但因放映时没有中文字幕,甚至连影片说明书也没有准备,该片也就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大概是由于有关人员吸取了这一教训,第二年在放映《孩子的四季》(中文片名《小孩的四季》,松竹,清水宏导演,1939)时,他们向观众分发了中文版影片说明书。据称,“由于儿童片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安全,该片吸引了200名中国观众前来观看,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接着,在下一次观影会上,有关方面又放映了《波涛》(松竹,原研吉导演,1939),而且“为了做一次实验性宣传”,同时加映了古装片《鞍马天狗》(中文片名《黑衣剑客》,其他资料不详)。据称,该片“获得了出乎预料的反响,很受欢迎”。

《爱染桂》海报

有关方面一方面放映面向一般大众的作品,另一方面还面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放映了影片《木石》(松竹,五所平之助导演,1940)。其中,让他们感到最有收获的是在日本电影院放映了《回望塔》(中文片名《孩子的乐园》,松竹,清水宏导演,1941)。这次观影会首次使用幻灯方式的字幕,据资料记载,六天里一共邀请到923名中国观众。

上述事例均为面向少数观众的试映会、观影会,这种放映并非面向一般民众。我们可以将其定位为促使中国观众转而观看日本电影的一种探索,是为故事片正式登陆华北地区所进行的预备调查。

然而,大多数中国观众还是不愿意去看日本电影。村尾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写的一篇报道中称:“日本电影院在华北地区有33家,5家公司的作品相继在华北各地上映,但是,这些影片只是给日本侨民看的。北京的电影院为面向中国人放映的影片配上了中国片名,并向中方大力宣传,即便如此,也只有若干中国人前来观看而已。”

也就是说,由于多次举办观影会,日本电影院的数量也由两年前的18家增加到33家,故事片登陆华北地区的条件似乎大有好转,但是,中国人不看日本电影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从结果上讲,故事片真正登陆华北地区,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得以实现的。这与上海的情况完全相同。

但是,与上海不同的是,太平洋战争甫一爆发,美国电影在华北地区即被同时禁映。战争爆发后,过去一直上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一齐改为上映中国影片、欧洲影片和日本影片。但是,当时“欧洲影片恐怕还有日本人去看,而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去看”。就中国电影而言,影院放映的都是“上海摄制的中国片,数量很少,只能与‘满映’作品合在一起,捆绑发行”。由于缺乏放映拷贝,电影发行业陷入了一片萧条状态。

但是,这种状况对日本电影来说却是一个打入华北地区的好机会。美国电影被逐出华北地区之后,电影发行业界如失重心,陷入经营困境。这种状况恰好为日本故事片打入华北地区提供了能够起步的环境。

那么,最先打入华北电影市场的故事片是一部什么内容的作品呢?最先入选的日本影片是《热砂的誓言》和《唤君之歌》(东宝,伏水修导演,1939)。对此,村尾薰称,李香兰出演的大陆三部曲之一《热砂的誓言》之所以获选,其理由在于,“第一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此片有两大主题:一个是防共,一个是为加强治安而开展公路建设。从出场人物的性格来看,也始终贯穿着崇高的人类之爱”。在华北地区,有关人员之所以敢于实行与上海不同的方针,把深受日本国内各方指责的大陆言情剧选为打入华北电影市场的第一部故事片,似乎是考虑了北京的文化环境——电影基础十分薄弱这一因素。

《热砂的誓言》海报

但是,笔者需要指出,华北的电影市场与上海有着共同的特性。也就是说,与上海相似,华北地区观众层的两极分化现象十分明显,一边是只去外国影片专映影院看外国电影的影迷,另一边是只看国产片的普通观众。村尾薰说:“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他们几乎不看中国影片,只看美国片。”所以在甄选影片时,有关人员一开始就考虑了不同的观众对象。

循着村尾薰说的这些话思考,可知《热砂的誓言》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他们设想的观众对象是一般市民。该片的中文片名被译成《砂地鸳鸯》,配上了中文字幕,在北京新新戏院及华北地区20家影院上映了两三天。据说,观众人数达3544人次,“首轮票房成绩一般,与上映中国影片的轮次相比,绝不算差”。

看到《热砂的誓言》的上映效果后,有关人员又给《唤君之歌》加上了中文片名《莺歌丽影》和英文片名My song to you,拿到原来是美国影片专映影院的北京雷克斯剧场以及天津、济南、青岛、张家口等地的外国影片专映影院上映。考虑到不同的观众群体,《热砂的誓言》在专门放映中国影片的影院上映,而《唤君之歌》则在专门放映外国影片的影院上映。有关人员认为,由于《唤君之歌》“一片中配有大量的西洋音乐,所以是一部面向高级影迷的影片”。他们坚信,这部影片“必须拿到专门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上映”。

在两部电影上映之际,日本媒体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尽管有与会者介绍了观众看到《热砂的誓言》一片中出现北京的景色时那种兴奋不已的心情,但更多与会者的关注点似乎仍然集中在该作品所描写的中日恋情上,他们批评这种恋情显得极不自然。与此相反,由于《唤君之歌》较多地表现了广播电台这种现代化设施以及西洋音乐演奏会的场面,有与会者认为:“这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巧妙地把宣传内容嵌入影片之中,通过优美的音乐调动了观众的情绪。尽管观众知道这是一种宣传,但仍然能够愉快地欣赏下去。”村尾的文章表明,此次选片注重音乐这一看点,可以说,有关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收到了他们的预期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华北电影”公司实施了比上海保守的选片路线。如前所述,上海的有关人员不但没有选择《苏州夜曲》等李香兰的大陆三部曲,还对此类影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华北电影”公司不仅选择了《热砂的誓言》,还选上了《苏州夜曲》导演伏水修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唤君之歌》,以后还放映了松竹公司拍摄的中日恋爱片《苏州之夜》,并在公映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据村尾薰说,该片“上映九天,招徕1600余名中国观众前来观看,创下了中国人在日本电影专映影院看电影的新纪录”。

《苏州之夜》海报

也就是说,当言情剧在日本国内不断遭到批判,正值四面楚歌之时,“华北电影”公司却置之不顾,单独开展了日本电影打入华北电影市场的活动。上述两部作品均摄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很有可能被说成不适合战争形势的需要,但“华北电影”公司敢于选映这两部作品,其原因不外乎是受到了北京电影市场和观众嗜好的左右。这两部片子公映之后,华北地区的日本电影出口开始在日本国内的内务省和当地宪兵队及伪政府的多重审查下进行。在遴选作品时,有时即使在日本国内受到好评的作品也未能获准出口,甚至还发生了几起没收拷贝之事。据记载,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日本电影对华北地区的出口,至少有以下八部影片被内务省从出口名单中剔除:《小岛之春》(东宝,丰田四郎导演,1940)、《明朗五人男》(东宝,泷村和男导演,1940)、《姑娘的凯歌》(东宝,小田基义导演,1940)、《歌唱的天堂》(东宝,山本萨夫、小田基义导演,1941)、《我的爱情记录》(东宝,丰田四郎导演,1941)、《请君同声歌唱》(松竹,蛭川伊势夫导演,1941)、《右门江户姿》(日活,田崎浩一导演,1940)、《明暗两街道》(日活,田口哲导演,1941)。至于为什么被禁止出口,理由如下:

关于《小岛之春》《我的爱情记录》,前者描写日本麻风病患者的凄惨景况,后者刻画了伤残军人,两部作品在当地均有导致曲解日本之嫌;至于《明朗五人男》《姑娘的凯歌》等一系列作品,因其存在过度的反时局内容,且流于庸俗,故禁止出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影片虽通过了国内的审查,但在当地却被禁映或暂缓上映。例如,下面所举五部影片即属于此类:《父亲过世后》(松竹,瑞穗春海导演,1941)、《开化的弥次喜多》(松竹,大曾根辰夫导演,1941)、《弥次喜多的怪谈之旅》(松竹,古野荣作导演,1940)、《榎本健一之难兄难弟顿兵卫》(东宝,山本嘉次郎导演,1936)、《上海之月》(东宝,成濑巳喜男导演,1941)。至于这些影片被禁映或暂缓上映的理由,据说,《父亲过世后》一片“是以阵亡官兵的遗属为主题的影片,因其描写父亲过世后妻儿的悲剧过于明显,有削弱前线官兵士气之嫌”;《开化的弥次喜多》等三部影片“内容不够严肃,有违时局”;《上海之月》一片“因描写了亲日派要人相继倒在敌对恐怖团体凶恶的子弹之下,且从防谍的角度上看也缺乏趣味性,还有可能给华北地区的中国人带来恶劣影响”。总之,对战争时局漠不关心的作品、有损大日本帝国形象的作品、有可能煽动民众不安心理的作品,一律被禁映。例如,前述《上海之月》一片,其主题本来是宣传与汪伪政权合作及防范间谍的,显然是一部有意识地为对抗重庆政府而摄制的影片,但该片在日本国内口碑很差,继而在大陆也被禁映。另一部特意选用“姑娘”一词作为片名的《姑娘的凯歌》,也由于上述某种理由而未能公映。可见,适合国策的作品未必适合出口,这实在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例。上述事例也反映了日本电影输出方在选片时的慎重态度,他们对接受方的反应达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责任编辑: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