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魏德忠：影像见证红旗渠的诞生
2020年12月20日，第十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摄影家”荣誉称号颁给了一位摄影界元老——魏德忠。
曾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魏德忠，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摄影工作。作为《河南日报》社的摄影记者，他多次为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照，并用镜头聚焦河南本土，记录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河南建设发展道路上的风风雨雨。他用近半个世纪丰富珍贵的影像文献，践行着摄影人“为时代写真、为历史留影”的使命。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坚持十载为“人工天河”写真作传，用数以万计的瞬间，真切生动地再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晚年时光，他致力于“红旗渠”精神的发扬光大，多次在国内外展示这些充满激情与力量的作品，其中的《铁姑娘》，至今都被誉为“最美奋斗者”。
《红旗渠上的铁姑娘》，红旗渠工地，1971年5月
作为“口述影像历史”项目的第二期工程，《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三卷本）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系列丛书共三卷，结合影像资料，通过60位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一辈摄影师本人的口述整理和采访，将口述、访谈与文献资料互为对照，深入挖掘了历史的真相，展现了中国摄影师的群体形象。摄影师的口述复活了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年代，使历史更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新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史料和影像文本。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三卷本）
口述人：魏德忠
采访人：杨峰
记者：听说您十几岁的时候就拿起相机了？
魏德忠：不错，我是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部队以后，被分配到宣传部门，跟我一起参军的战友被分配到连队当教师。那时候，高中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比现在的大学生都厉害。后来我到了沈阳军区，有一次，我陪着老同志接新兵，正好我们骑兵第五师有一个战斗英雄马春雨，他是教导员。我就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我们的教导员就是战斗英雄马春雨”，在沈阳军区《前进报》刊登了，部队反映很好，那个时候，部队的荣誉感很强啊。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部队的一名摄影干事，一位老同志，因为历史问题提前复员回家了，这样就缺一个搞摄影的人，就把我选去搞摄影了。
所以，1950年我就开始搞摄影了，那时我才十五六岁。那也是个机遇，是我一生很重要的转折。当时部队里有文化的人少，好多人是文盲，我家庭成分好，历史清楚，凭借这几条大的优势，就选我搞摄影了。
记者：您第一台照相机是战利品？
魏德忠：是的，第一台照相机是德国的蔡司，是折叠式相机，还是战利品。当时，领导把照相机给我的时候说：“这就是你的武器，要用它做到‘为兵服务，记录军史’这8个字。”我记得清清楚楚。
记者：您第一次按快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魏德忠：第一次按快门紧张得不得了，那时候胶卷很贵，胶卷也是战利品。拍完也是自己冲，自己配药，D72、D76，冲卷的时候不能有光，只能用抽烟的烟头的红光看胶卷冲的厚薄怎么样。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温度，那时候没有冰箱，温度很难掌握，加温降温全凭手感。
记者：抗美援朝的时候，您当过随军记者，之后又转业到《河南日报》，能讲讲这些经历吗？
魏德忠：那时候志愿军的二本部，后勤、医院等是归沈阳军区派出的，军区经常去慰问这些后勤部门，我曾随慰问团采访拍照。当时部队实行军衔制，文职官员不发军衣、不授衔，搞摄影的、画画的都不授衔，还穿便衣。到边防采访，我穿着便衣，往往引起误会，很不方便，当时觉得别扭，怎么办？那时年轻，不够转业条件，我就申请考大学，磨来磨去，我们沈阳军区的文化部部长许里同意了。我复习了半年功课。当时沈阳军区摄影组长叫董哲，认为考上大学，编制就在外了，还不如转业，劝我去新华社辽宁分社当记者。1956年我回家探亲时，感到家乡物资供应好，就产生了回来的念头。我写了一封信给河南日报社，把我在《解放军画报》上发表的剪报寄了一份，不到一个礼拜就给我回信了，说家乡欢迎我回来，我就到河南日报社报到了。一到《河南日报》就定为正式记者。
记者：您还记得在《河南日报》第一次采访的是什么内容吗？
魏德忠：第一次采访印象还很深，是到济源王屋山（“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拍王屋山搞水利建设，出了一版搬山拦河大型水利建设的画刊。拍水库我是用4张照片接起来的，用禄莱相机拍摄的。在《河南日报》通栏登出来，好多人问，这么大的场面怎么拍的？那个时候都不会用接片，何况是4接片，报社领导非常满意。
1958年6月，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之时。
1958年6月，嵖岈山公社召开生产队大会讨论生产。
1958年6月，嵖岈山公社食堂正为社员准备午餐，擀面条。
1958年6月，嵖岈山公社妇女整装待发，集体参加劳动。
记者：您采访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魏德忠：当时都认为七里营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主席1958年8月6日到七里营视察，看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这个牌子，称赞道：“人民公社好。”其实嵖岈山比七里营要早三四个月成立人民公社，我是6月份去的嵖岈山。
我采访住在村庄里，中午午休时，听到外面锣鼓喧天，出来一看，看到几百人在敲锣打鼓，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场面甚是壮观。当时我所处的地方没有制高点，我就在打麦场上，找到两个人把犁耙绑到一起，我站到耙上拍。这么多大鼓、大锣、大镲，三角旗迎风招展，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维持秩序，完全是群众自发的，这是唯一一幅能够见证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时的真实场景的照片，我给它取名“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
1960年2月，红旗渠工程开始了，数以万计的人们用独轮车把修渠用的水泥、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移山造海》）
记者：一提到“红旗渠”三个字，很多摄影人都知道魏老师您的大名，因为是您留下了一幅又一幅历史照片。
魏德忠：那是1960年，刚过了春节，《河南日报》组织采访团报道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山区建设，林县当时是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在涉县和林县交界的地方。我们到林县参观，报道林县山区建设，县委书记杨贵带着我们去采访。有一天来到河南林县、河北涉县和山西平顺县交界的地方，有座桥叫“鸡叫鸣三省”，鸡一叫3个省都能听见。当时在那听到施工的声音，问这是干什么呢，杨贵说是“引漳入林”工程，就是把漳河水引入林县。
后来这个工程改名为“红旗渠”。林县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因为是山区，山大石头多，地上无河，地下没水，一下雨洪水暴发，滔滔不绝，洪水过后，河水干涸。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过着这种水贵如油的生活，为了吃水，逃荒、要饭、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经常发生。林县老百姓眼睁睁看着漳河水从林县擦边而过，白白东流，但是又无力把它引入林县。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才可以实现梦想，于是提出了“引漳入林”工程。我走到近处一看，山上一个个农民正在半山腰打炮眼。我就爬到半山坡，往底下一看，下面车水马龙，几百个人推着小车，形成一条长龙阵，将石料运往工地。
我心里感到震撼，这不就是当年的愚公吗？这不就是当年的鲁班吗？这不就是当年的大禹吗？这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我很振奋，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作品是《移山造海》，反映的是运石的车水马龙的阵势，该作品入选1961年的全国影展，之后入选中国摄影年鉴，1962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推荐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妇女摄影艺术展并获奖，当时我还纳闷为什么会在妇女摄影展获奖了呢？照片放大以后，我才发现画面前方推独轮车的、头戴安全帽的都是妇女。
1960年2月，正当共和国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林县县委组织了千军万马的修渠大军，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开进了太行山。（《千军万马上太行》）
记者：红旗渠修了10年，您就跟踪拍摄了10年？
魏德忠：是的。当时我很感动，我想别的地方我不去了，我就在这里采访。其他记者都到别的地方去，我就留在红旗渠工地。当时的红旗渠工地在山西的平顺县石城镇，渠首在那里，工地指挥部照顾我，把我安置在农民家里，没和他们一块住山洞。当时农民真苦，一天半斤粮食，那肯定吃不饱肚子。那时没有副食，没有油，他们就采些野菜，他们的伙食是“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亮”。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端贫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全靠一双手，一锤一钎地敲，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太行山上修成一条长达1500公里的盘山大渠，他们靠的是什么？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中国精神。
在采访中，他们给我介绍了除险英雄任羊成。晚上刚吃过晚饭，他到我住的地方，我看见他身上穿的棉袄很多地方都露着白棉花、白棉絮，全身一片白，像鸡啄过的一样，他把棉袄脱下来抖一抖，抖出几百个野枣刺，原来是在山里除险的时候，野枣刺把棉袄扎烂了。当时，指挥长马友金开玩笑说：“羊成，让我摸摸肚皮，别人的茧子长在手上、脚上，而他的老茧却长在肚皮上，那都是麻绳磨的啊！”看着这些，我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从内心里佩服他们！从这个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修渠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敢于争取胜利的精神，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下决心一定把这个红旗渠拍好。
那时他们也没准备修10年，没想到会修10年，也没想到50年后它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下决心拍红旗渠的每一项重要工程，架桥、凿洞、劈山，我就是再忙，也要从郑州赶到现场。那时候生活很苦，交通不便，我从郑州坐火车到安阳，从安阳坐公交车到林县，从林县再到工地，工地在深山老林，没路，也没有车，我就坐牛车、马车、拖拉机，或者往渠首送菜、送物资的货车。我坐到车顶上，下了车以后，浑身是土，像个泥人一样，下了车就去采访，也不觉苦，也不觉得累。我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地去那里采访拍照，是林县修渠人的精神感染了我，教育了我，激励了我，给我以无穷的力量。
《凌空除险》，红旗渠工地，1961年8月
《英雄悬崖忙开凿》，红旗渠工地，1961年8月
记者：提起红旗渠，大家最难忘的照片，就是那张《凌空除险》，这张照片拍摄的难度很大吧。
魏德忠：对，刚才我讲的任羊成感动了我，我下决心要把他的精神和风采反映出来，把他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我拍了几次，都不理想，有时他晃动得厉害，特别是几个人同时晃动时，人物非常容易重叠。我拍了三四次，最后一次，我选好天气和时间，想要抓拍他们舞动的姿态，表现出工程虽然非常艰险，但他们还是很轻松，像打秋千一样来回悠荡的状态，给人以劳动的壮美感，以表现他们不畏艰险、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内心世界。
因为红旗渠的渠线是用炮崩出来的，炮一崩，悬崖上的石头就被崩掉了，但还是有崩松没掉下来的石头，就成了活石，一刮风、一震动，这些活石就掉下来了，很危险，会把下面的人砸死、砸伤，很多修红旗渠牺牲的人都是因为这样。所以必须先排除险石，才能保证下面施工者的安全，于是就成立了除险队。那时候别看麻绳很粗，但在山上荡来荡去，磨损得厉害，不定啥时候就断了，人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有一次任羊成在除险时，一块活石突然从上面掉下来，正好砸到他，砸掉了他4颗门牙，鲜血直流，他忍住疼痛把4颗门牙和满口鲜血吐了出来，打着口哨（因为当时没有对讲机），与上面取得联系，才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险。还有一次除险，麻绳磨断了，他摔了下来，还好正巧挂在一枝树杈上，又躲过了一劫。
我拍他的时候没有长焦镜头，只能近距离拍照，我站在近处的一个山岩上，为了安全，指挥部把我也绑起来，挂在山头上，我不敢乱动，还要在用光上下功夫，反复观察，精心捕捉。朋友问我，画面是剪影，应该是逆光，但并不像逆光啊。为了突出人物的姿态美，我选择了剪影的表现手法，但还要把周围的环境突出表现出来，经过反复考虑，我采用斜侧光进行拍照，既彰显了人物，又交代了环境，把人物设置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人物形成暗影，而远山、云彩都设置在阳光照射的地方，近处的岩石都能看到层次。我采用这一方案拍照，角度好，光线好，只等抓取精彩的瞬间了。他们不停工我就不停地拍，拍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他们收工了，我就下来了，腿都站麻了。
《石姑娘队》，辉县石门水库修建工地，1971年5月
记者：红旗渠总共拍了多少张照片？
魏德忠：有人统计过，可能有几麻袋胶卷吧，10年来我去红旗渠起码有七八十次，没法算，得用麻袋计算。
记者：当时是有一个铁姑娘队吗？
魏德忠：当时辉县有个石姑娘队，林县没有。在工地有很多姑娘，她们是轮换着去的，一个月或半年轮换一次，不是长期固定的，所以没有成立专门的铁姑娘队。我拍过一张照片《红旗渠上的铁姑娘》，当时4个姑娘抬着大石头，行走很艰难，形象沉重压抑，我觉得不能表现出她们的精神面貌和风采。等她们把石头放下后，我说：“姑娘们照个相吧。”她们站在一起喜笑颜开，我按下了快门，这一照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了，虽然没抬石头，但有铁链子、杠子、垫肩，照片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候的劳动状况。
《凤凰双展翅》，红旗渠工地，1961年8月
《为红旗渠精心填泥缝的姑娘们》，红旗渠工地，1963年4月
记者：跟我们讲述一下开渠放水那天的情景？
魏德忠：总干渠通水是1965年4月5日，通水那天，十几万人从四面八方自觉自发赶到渠首看水，有的老婆婆走不动，让儿子推着车去，有的人病了，叫人抬着担架去，可见红旗渠在人们心中有多重要的位置，是多么重大的喜事。我把通水那天的照片命名为“盛大的节日”，就是表现林县的老百姓像过节似的欢庆红旗渠通水。那个场面（照片）放大以后，每个人的脸都是面带笑容，说明红旗渠看起来是修在太行山上，实际上是修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永世感激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为人民干的大好事！还有一张照片叫“喜悦”，你看照片上的老人家笑得多么灿烂，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盛大的节日》，红旗渠，1965年4月5日
《喜悦》，红旗渠，1966年4月20日
记者：您认为一名优秀的影像记录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魏德忠：我觉得一名优秀的影像记录者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较高的审美情趣，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真善美的光荣传统；要有渊博的知识，对时代和社会有正确的审视能力；要能看清时代的主流，分清社会的真假和美丑。我觉得摄影工作者与摄影爱好者、业余摄影者是有差别的，一些以摄影为娱乐的人是玩摄影的，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但是作为摄影工作者，应当为人民群众而拍，为历史写真，为时代留影，歌颂人民。古往今来没有一例艺术作品不是艺术家有感而发，没有一例不是艺术家艺术感情的流露，没有一例不是艺术家爱与恨的内心表达。
2020年12月20日，第十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摄影家”荣誉称号颁给了魏德忠。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魏德忠，1934年生于河南新蔡。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河南分会副主席、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1949年参军，1950年到沈阳军区从事摄影工作，1957年春到河南日报社任摄影记者，1959任摄影组组长。《车水马龙》《得奖归来》等近20幅作品入选第一届至第十届全国摄影艺术展。《小水库显神威》获1963年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荣誉奖。《移山造海》1962年入选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国际摄影展。曾采访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1960年至1969年用了10年时间采访红旗渠建设，拍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出版大型画册《红旗渠》，后出版《一代伟人在河南》《永远的红旗渠》及文集《镜头感知录》。举办“一代伟人在河南”图片展、纪念红旗渠通水五十周年摄影展和“守望红旗渠，辉煌中国梦”图片展。
内容节选自《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