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元化｜李天纲：反思、退省和再启蒙

今天（2020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在最新一期组织了多位学者，以笔谈形式纪念王元化先生，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转载该系列文章，略有删减。以下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的文章，原题为《反思、退省和再启蒙——王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原文注释未收录。

反思（Reflection）

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每天都沉浸在思考当中，只争朝夕地工作。他撰写长文，接受访谈，整理旧作，出版众多作品，精彩纷呈。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作品的气质，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反思”，这也是元化先生自己的意思。元化先生把2000年编订的文集名为《九十年代反思录》，用了他给冯其庸先生的题辞手迹“精思所积，荒径为开”作扉页，就含着这个意思。元化先生精研黑格尔哲学，他在严格意义使用“反思”概念，是哲学家的标准。“反思”一词，在黑格尔《逻辑学》那里是“思想回到了思想本身”，即思想者对原有的思想做返回自身的思考，是理性精神在第三阶段的再一次提升。翻开元化先生的《读黑格尔》，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讨论的就是“反思”。“反思（Nachdenken，后思），‘反思一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在宗教、法律和道德……这些领域里思想化身为情绪、信仰或观点，亦未尝不在那里活动。思想的活动，思想成果，可以说都表现在里面，都包含在里面。”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小逻辑》，摘录了第51页的内容，是1956年11月写的，是当年的笔迹影印。这段话，正可以拿来作为元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反思”精神的写照。退下来以后，元化先生对以前在“宗教、法律和道德”领域内的“情绪、信仰和观点”做了全面的反省，经过黑格尔式“精神返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达成了他的“晚年之学”。

元化先生自述平生有三次大的反思，第一次反思是1940年与妻兄满涛争论的结果，他们从苏联文艺理论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思想；第二次反思是1956年受“批判胡风分子”的牵连，在“隔离审查”期间攻读哲学，通过对黑格尔《小逻辑》、马克思《资本论》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研习，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影响；第三次反思发生在那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后，元化先生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元化先生的思想家气质，注定他在社会变动的关键时期都会以深刻的方式作出敏锐的反应。“幡然悔悟”是不够的，他追求的是带着反思的大彻大悟。1986年秋冬之际，元化先生住在金山宾馆接待马悦然先生，朱维铮先生带我，还有庞朴、纪树立、黄万盛等一起驱车前往，去商讨《中国文化史丛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部分的编辑工作。那次，元化先生差不多是用誓词般的口气告诉大家，他退下来以后将一心做研究，做一个老知识分子，而不是“老干部”。此后，他拒绝了两三个出任这联那联主席的提议，绝不愿卷在文学、艺术、社科界的各种关系中，不带权势，只身一人，回到知识圈，只与学术界不多的朋友交往。我认为，像《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带着“思”字的书名和文章，最能反映他的晚年夙愿。20世纪80年代以后，元化先生的“反思”迥出俦列。贴着时政的思考，都是在“思想和学术”的层面，做的是“反思”（Reflection）工作。

元化先生在二十多年里以敏锐的触角，探讨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思考强度非常大。加上他治学跨了文学、哲学和历史领域，构成了一个大的思想体系。他不停顿地思考，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启蒙”，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反思”以后，急切地关心国内外重要思潮。从《清园近作集》中的文章和访谈可以看到，在2000年前后的“人文精神”vs“消费主义”、“保守主义”vs“激进主义”、“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等重大议题上，元化先生都砥柱中流般地提出了鲜明主张。元化先生对外界“南王北李”、“南王北钱”等传称并不认可，但他团结了上海、港台和海外的一批学者力图超越政治和时事，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行彻底的“反思”，则是事实。

在《学术集林》的筹办、编辑过程中，朱维铮先生赞同元化先生提出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当海内外有议论说这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他在对傅杰的访谈中说：“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朱老师鼎力支持元化先生的主张，在和我们的聊天中说：元化先生是“思想中人”，也是“学术中人”。他在黑格尔哲学与文学批评有建树，还有过去在党内生活中形成的敏锐判断，这样既能驾驭文、史、哲多学科，又了解社会现实的学者，现在国内就没有几位了。朱老师还说：元化先生年龄上是兄长，思想上却应该是我的师长。王元化先生2008年去世，朱老师2012年去世，两先生在晚年成为莫逆，二三十年中越来越密切地交往，传为佳话。朱老师尊元化先生为当代“思想中人”有学问者，元化先生也一直说：你们的朱老师有学问也有思想，是我在上海最谈得来的人。我本人是在1986年经过朱老师的引荐，向元化先生面呈了关于《万国公报》的硕士论文，得到了专门的指教。1998年，元化先生更是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我的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博士论文。二十多年里，因为很多问题去向元化先生请教，每次谈话过后，哪怕很短的时间，都会受到他的精神感召。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退省（Retreat）

有一阵子，元化先生在合适的谈话场合，会提到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和早年脱离家族的信仰传统，晚年仍然是一位无神论者的实际情况相对照，他对基督宗教，尤其是对于在华基督宗教影响的评价，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一时期，他对宗教和信仰表示了好感，但也并不是简单的坏了又好了的那种。我认为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也是元化先生晚年“反思”内容之一。“回到思想本身”，元化先生全面思考了他与家庭、家族、社会和人类在终极存在上的精神关系。他在第一、二次反思中，已经摆脱了第三国际意识形态关于宗教信仰、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的观念。第三次反思中，元化先生并没有回到逝去的家族信仰传统，仍然是一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元化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却明白地说：“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时候也受过洗。”成为共产党员以后，“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

元化先生怀疑，在他一生的思想中“可能”存在基督教的“潜在的影响”。试探着解释这个“潜在的影响”，是我们理解元化先生晚年思想的一个关键。

1986年在金山宾馆，元化先生说要重视对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出版的研究，随后就告诉大家说他曾经是基督徒。在场的人似乎都是第一次听说，颇有些意外，那时候对此话题仍然是有点禁忌的。“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我中学读的是教会学堂，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我参加了救亡运动，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后来还知道，元化先生的婚礼是基督教式的；1986年和2006年，是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他母亲桂月华和妻子张可做的追思。因为我一直在做在华基督教、天主教的研究，元化先生和我谈这个话题比较多。初次交谈时，他就说应该去找陈泽民院长、郑建业主教，把他们请出来做基督教研究。元化先生曾邀请他们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宗教"部分。后来，他还提起了武昌教会的韦卓民先生，是他钦佩和交往的神学家。有一次他留意着告诉我，武汉大学哲学系做基督教研究的车桂教授是他的亲戚，要我们多联系。元化先生对中国基督教会及其信仰本质都非常熟悉。我曾经和朱维铮老师说，元化先生对于宗教研究很有见解。当初如果是元化先生布置上海的宗教学、宗教学会，则会更加重视理论和历史，并"反思"到中国宗教的根本问题。

人们就此揣测，以为元化先生不懈的“反思”精神与家族信仰有关，是托尔斯泰、十二月党人的“忏悔”意识。这当然比较符合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想象，但并不是元化先生的自我认识。忏悔（Confes- sion）是基督宗教的“七项圣礼”之一，天主教的翻译是“告解”。中国教会至今的理解，忏悔是一种把自己托付给上帝，完全否定自我的行为。基督徒做忏悔，有神学指导，它要求全面反省信徒与上帝的关系。“忏悔”和哲学家讲的“反省”，在历史上有一些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哲学，有完整的近代理性主义精神，他的第三次反思并不是向某种本体的“忏悔”，而必出于自己的思考。1999年，当李辉在访谈中问：“您的反思与宗教的忏悔。反省有无关系？”元化先生回答说：“没有你说的什么宗教的忏悔心情。一个人反思自己的思想，有错误加以纠正，就像走路跌倒爬起来再想想怎么走一样……和宗教的忏悔有什么关系呢？”

基督宗教的“Confession”翻译为“忏悔”、“告解”，元化先生晚年反思（Reflection）状态中并无这个因素。我的理解是，元化先生当然没有回到基督徒的上帝观（信仰本体），更没有重拾基督教的祷告和忏悔（礼仪实践），他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么，他感受到的“基督教精神的潜在影响”到底是什么呢？元化先生自己也感觉信仰精神的回归，这又如何解释？元化先生和做出严肃思考的人们，心理上都有着痛苦的经验需要超拔。如果说这种心理经历与某种信仰有关的话，那不是忏悔，而是一种Retreat，或者就可以译成“退省”。Retreat，除了撤退的意思外，还指教徒从世俗生活中退下来，以安静和独处的方式，闭门思考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称之为“避静”。我常常觉得，离开吴兴大楼，常年在衡山宾馆和庆余别墅标准间生活的元化先生，生活简单，精神丰富，过的就像是一种“避静”生活。教会有这样的习惯，对现实失望的时候，它建议你退一步，在一个超越的思想空间里展开批判，获取灵感。元化先生晚年退出了世俗生活，展开反思和批判，很像是一场退省。每次去拜访元化先生，都会想起马相伯在洋务变法活动失败后息影土山湾，却在吁喊“还我河山”的样子。

“退省”，退而省思，留出物理空间，保持精神距离，对先前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和信仰作一深思，庶几就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了。元化先生“谈反思”，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反思所称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今天读这些熟悉的文字，仍然感到一种冲击力，有着震撼。这种“退省”后的“反思”和儒家奉行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也完全是两码事。退省（Retreat）并不是“穷则独善”之消极、怯懦，而是具有理性力量的反思，承担责任，开展启蒙。我们感受的震撼，既来自元化先生话语中间包含的真诚，更有因“退省”而发生的那份神圣感。按我的理解，正是在这个复合的意义上，元化先生的精神回到了他早年的信仰状态。

“退省”，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反思”，是一种超越的思想行为，元化先生“退下来”的晚年生活是如此精彩，他给一代人树立了榜样，一种自觉而有意义的生命价值可以这样建立，而不必在失去原有地位之后东奔西突，栖栖惶惶地打发余生。

我一直觉得，元化先生的晚年生命中明明白白有着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ce）。他不仅要超越中西之争，超越左右之争，超越学术与思想之争，这些当然都是他在“退省”以后，通过长期的"反思"而从那些世俗纷争中获得的“超越”，是他一生都想获取的答案。然而，哲学和神学意义上的“超越性”不止于此，它还需要在超越世俗争议之外更有一种神圣感，还关乎终极的最高存在。德裔美籍哈佛大学神学院宗教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把精神的超越性理解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举凡对上帝、真理、奥秘、元初精神，甚至仁爱等情感本体的追寻和关注，都可以定义为具有神圣意义的“超越性”。我们看到，元化先生一生，尤其是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对真理有着如此执着的追求，是当得起那种“终极关怀”的。

再启蒙（Re-Enlightenment）

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反思”是他从哲学中获取的思想方法，“退省”是他从家庭环境滋养而来的信仰情怀。那么，他在退省之后的“第三次反思”中得到的思想结论是什么？经过“否定之否定”，元化先生想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有不同的说法。有说元化先生改持了“保守主义”，因为他反思了革命进程中的激进主张；有说是回到了“新考据”，因为在《学术集林》的编辑方针中偏向学术、专注传统；还有说是“人文主义”，那些年元化先生支持年轻学者中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对“商品大潮”卷走了思想文化持批评态度。但是，今天我们纪念元化先生，应该想到他本人是不是愿意被这样定义？不是不可以用一种方法和价值去概括元化先生的思想，而是我们要考虑元化先生为什么一直拒绝被贴上“主义”的标签，而要求被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对象，做全面的、具体的理解。

元化先生最后二十年中，令人炫目地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主张。有的人只是从他提出的观点结论去理解，而较少注意到他的“反思”过程，因而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蕴含。比如，他曾明确地批评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为此，就被有些人误解为“保守主义”。实际上，元化先生清理的“激进主义”，是海内外很多学者都已经察觉到的中国革命中的Radicalism。元化先生从来没有否定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相反他是对激进主义思潮导致的对“科学、民主”精神的背离，对这种“异化”现象加以“反思”。元化先生说：“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在这里，元化先生反对的是没有被五四启蒙精神推翻，反而在思想界越来越严重的独断论言行。这种独断论是启蒙精神的“异化”，以至于出现了反科学、反民主、强暴力的种种运动。元化先生和朱维铮老师离开我们的这些年里，我们看到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种种情况，在21世纪的美欧也会发生，这不是足以令人深思的吗？

元化先生曾经对我们说：我生于1920年，可以说是五四的儿子，当然不会去否定五四。这段话写下来时，他这样说：“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同一时期，元化先生在与胡晓明的访谈中表示：“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长大的。”至今想来，元化先生的话，即两个“之子”的比较，仍然很深刻，并且准确。元化先生受19世纪古典哲学、文学精神的滋养，19世纪正是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丰硕成果的年代。元化先生18岁到上海定居，完成教育，建立社会关系。上海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西学”翻译、出版和研习的中心，读得到各种各样的新作品。从元化先生的早年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在英国戏剧、散文，法国小说、艺术，德国哲学、美学等领域，都有精湛的造诣。在他和胡晓明的对话中说：“在我的著作中，谈的较多的除莎士比亚、菲尔丁等外，是狄更斯、勃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安德莱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谈到，比如像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王尔德以及一批诗人、戏剧家等，也都是我所喜爱的。”元化先生的启蒙观念除了文学之外，还源自19世纪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英国思想中的经验主义、法国政治中的博爱精神。这种欧洲近代思想成果，都应该是五四启蒙的资源，可惜这种本应发扬的思想资源，在五四启蒙中并不充分。众所周知，五四启蒙时期身在一线的启蒙者，都是宣传家、组织者，绝大多数不具有像元化先生这种素养。因此种种，那场启蒙中就必然会有元化先生在不断反思中发现的，那些必须要扬弃的种种“缺陷”。

上一次“启蒙”最大的恶果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思想专断。1915年《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本身并不是专断，而是反专断。但是，几年以后大批“启蒙者”怀抱着确定的思想，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投身下一场运动，马上出现了又一场专断。若说五四前的思想专断是以“天道”、“帝心”为测度，那此后的专断以“规律”、“法则”为标准，更形武断。元化先生说，1956年，在他的第二次反思中，“黑格尔哲学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我多少次从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段话里获取了力量”。但是在第三次反思中，他认识到思想如果被赋予了权力，冠之以“规律”之名，强制执行，则可以为害。“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那就成问题了。”元化先生有一篇访谈，用“具体中的普遍性”做标题，我想也是同样的意思。

关于“规律”，想起来和元化先生的一段交谈。大约是1988年，我去给元化先生送我们几个年轻人翻译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该书由朱维铮老师作序，纪树立先生校对。我说起书中翻译的“规律”（regularity）一词，元化先生激动地说，以前他相信黑格尔式的“客观规律”，认为人类可以掌握它来改造世界；现在他认为这样的规律是不可靠的，社会运动中的一些“规则性”现象，只是相同环境、条件下的相似性，而且依赖于认识主体的主观体验，不可以用客观真理的名义强制执行。经过元化先生的讲解，我明白了他痛切反省的“规律”是大陆哲学强调的“natural law”（自然法则）。英美哲学讲的regularity （规则性），就是元化先生讲的那种和人的认识能力结合在一起的经验性法则。元化先生破解教条主义、专断主义的思考，深入到了本体论。我们从很多例子中看得出来，元化先生的晚年的本体论观点是从侧重于德国哲学的理性主义，转向了英美哲学的经验主义。

如前所述，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并不否定它的口号、主张和价值，而是指出在运动实践中的做法，以及实践者对于“德先生”、“赛先生”的独断论解释。“九十年代初”以后，元化先生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学演讲，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在《对“五四”的思考》中，元化先生又将其“要旨简述”列为六点，大家可以参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实践和诠解有重要的指正，但他更加坚定的主张仍然是“启蒙”。他明确地指出，源自清华园内著名事件，然后被陈寅恪先生诠释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我以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最恰当的还是“启蒙”这两个字，而启蒙的要旨，就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我甚至觉得，“启蒙”这两个字可以概括元化先生一生的治学和功业。元化先生三次反思，就是不断地修正认识，寻求真理，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忽然记起，曾经是基督徒的元化先生一定能背诵这一段：“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约翰福音》1.7）

元化先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先驱，1983年秋，我入学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硕士研究生，课堂上布置阅读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元化先生和王若水、顾骧一起在天津迎宾馆参与了讨论和起草，不久，对这篇文章中“人道主义与异化”观点的批判发展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元化先生总是在挫折之后进入新的思考，他在1985年参与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化史研究，1986年帮助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和制定，都提出了重要的想法。1988年，他更以一人之力创办《新启蒙》，当事人李锐、魏承思都写了回忆文章。翻检了当年的《新启蒙》，封面上的翻译是“New Enlightenment”。鉴于元化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放弃了“新启蒙”概念，我们今天讨论他的启蒙思想就不便再用。注意到元化先生文章中经常使用“再思考”、“再认识”，我们可以把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定义为“再启蒙”，用Re-Enlightenment来翻译。这里的“再”启蒙，既不是“新”（new）启蒙，更不是“反”（anti）启蒙，而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和更新，更精准有效的启蒙。

“晚年之学”

王元化先生早年学术成果已经非常突出，在文艺批评等领域独树一帜。第一次反思之后，他从苏俄文艺理论转向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这是他能够摆脱当年教条主义的基点；第二次反思之后，他在思想困顿中钻研《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并把黑格尔哲学用来分析传统文艺思想，在《文心雕龙》、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中开出崭新局面。元化先生在“文革”以前就摆脱束缚，建立了以精湛的中西哲学和思想为基础的文艺批评理论，这是他的“早年之学”。

“文革”以后，元化先生痛定思痛，将自己在前二次反思中的心得告诉大家，有一个“新启蒙”阶段。没有料到十多年之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重大转折，逼迫大家重新思考，而元化先生又挺身而出，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反思。在二个世纪之交时期的第三次反思中，元化先生退出世俗生活，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回到了他早年的道路，一边治学，一边思考。他提出古今兼容，中西会通；既做学问，又谈启蒙，或即是以确凿的学问启迪智慧，推行人文精神，达成“启蒙”。元化先生是一位对于旧世纪中国人的百年历史展开批判，对新世纪人类未定蓝图有着关怀和憧憬的思想家。元化先生在最后二十年中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晚年之学”。

记得有一次，元化先生和我谈话，他的话题有点跳跃，又一次说道：“退下来以后，我坚决不要那些荣誉性的职务……我要恢复到一个学者的身份。别人愿意做‘老干部’我不管，我要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够了。”

元化先生以自己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反思，以他的“晚年之学”，践行了这一点。见过元化先生背过人来的忧郁神情，都会觉得他的个性里面，藏着一位学者的睿智和思想者的顽强。

其实，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短暂的几年之外，元化先生从来就是一位沉浸于书斋、主编刊物和主持出版社的学者。在上海和全国的学术界，乃至海外汉学界，他的学术受到肯定，他的发言得到重视。但是，当好事者提出一些说法，比如如前所述，从思想的角度比较说“南有王元化，北有李慎之”，从学术的角度比较说“南有王元化，北有钱锺书”，元化先生都是不赞成并加以制止的。

元化先生晚年的思想和学术，并不只关注他一生面临的困境，而是抒发开来，想到了他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元化先生早年受清华园文化氛围的熏陶，具有丰富的中西学素养，后来介入到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思想漩涡中，他有能力在晚年作出这样层面的反思。这一阶段的元化先生，一定是想对他的以前的学术和经历做一个总结，要给动荡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一个交代。

王元化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以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学者的身份，离开了这个他并不满意的世界，留下了一份只属于他独特的精神遗产。这份思想遗产，是王元化先生晚年经过痛苦的“退省”，认真的“反思”得到的，必定也会启迪我们后人，在知识人群当中“再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