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或易平息，但军事胜利难解国家困境

目前，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在对该国北部提格雷州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的军事行动中逐渐取得主动权。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11月20日宣布，国防军已经夺取提格雷州两个镇，正在向该州首府默克莱进军。

11月4日，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州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袭击埃塞俄比亚国防军位于该州的军事基地并试图占领其北方司令部。埃塞俄比亚政府迅速对“提人阵”发起军事行动，“提格雷冲突”就此爆发，并愈演愈烈，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提格雷冲突”的背后，是困扰埃塞俄比亚多年的民族和地区矛盾，而这一内在矛盾难以随着冲突的结束而消亡。从目前形势来看，联邦政府取得最终的军事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但军事冲突结束之后，如何解答困扰已久的治理难题，才是真正的考验。阿比·艾哈迈德总理领导的联邦政府势必面临长期的国家难题。

“提格雷冲突”：动摇根基的危机

“提格雷冲突”的近因可以追溯到去年12月。当时，执政埃塞俄比亚近30年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革阵）在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的主导下解散，由埃革阵的3个成员党和5个盟党合并成立繁荣党，取代原埃革阵继续执政。

此次政党合并旨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执政党，是阿比总理改革国内政治生态、改变民族联邦制整体计划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原埃革阵的4个成员党之一和提格雷州的长期执政党，“提人阵”拒绝参与政党合并，并指责阿比解散埃革阵、组建繁荣党的行为，更对阿比政府加强联邦权力、限制提格雷州自治的意图提高警觉。

2020年9月9日，提格雷州不顾联邦政府反对，执意按期举行地区议会选举（与此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联邦政府已将原计划今年举行的全国大选推迟一年），“提人阵”不出意料地赢得98.2%的选票。然而阿比政府宣布选举非法，不承认此次提格雷州地区选举结果，成为双方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此外，阿比和提格雷人颇为反感的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关系升温，以及阿比任命的将军被提格雷州阻止履职等因素，也为冲突的爆发“火上浇油”。

9月举行的提格雷地区选举成为此次冲突的导火索
 

11月3日，由繁荣党主导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提议将“提人阵”列为恐怖组织，彻底激怒了提格雷人。次日清晨，“提人阵”先发制人，派出地区安全部队袭击位于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北方司令部，造成人员伤亡，并宣称是为了“自卫”。阿比总理迅速宣布对“提人阵”发起第一轮军事行动，誓要“恢复法治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宣布在提格雷州实施长达6个月的紧急状态。随后，提格雷州的电力、通话和网络被联邦政府切断。

国际社会自冲突伊始便极力呼吁双方停止冲突、以对话解决分歧，非洲联盟也试图从中斡旋。然而联邦政府凭借军事优势步步进逼，直指提格雷人的大本营默克莱，而拥有多年战斗经验、深得当地提格雷人支持的“提人阵”也摆出拒绝妥协、抗争到底的姿态。

武装冲突加剧，无疑给提格雷地区和当地民众造成巨大损失和伤痛。据保守估计，“提格雷冲突”已造成至少500名平民丧生，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邻国苏丹东部地区寻求庇护。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什于11月17日表示，“近20年来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难民潮已经引发了大范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更是在11月20日指出，冲突已经导致10万多平民流离失所，今年11月到2021年1月，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可能高达198万人。战火留下的废墟和无数难民已经构成整个埃塞俄比亚乃至非洲东部难以消化的区域危机。

“提格雷冲突”爆发后，当地难民前往苏丹东部地区寻求庇护

此外，武装冲突进一步激化了日积月累的民族矛盾。提格雷族尽管只占埃塞俄比亚人口8%，但“提人阵”借助原埃革阵的平台主导埃塞俄比亚政治长达27年，人口更多的奥罗莫族和阿姆哈拉族反而遭到更多排挤。来自奥罗莫族的阿比总理的政治改革计划令“提人阵”感到被边缘化，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不同民族的矛盾在此次冲突中彻底爆发，提格雷地区的离心趋势和联邦瓦解的担忧也绝非杞人忧天，冲突之下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将是埃塞俄比亚更大的国家危机。

危机背后：民族联邦制之下的内在矛盾

民族联邦制是埃塞俄比亚独特的政治制度，也是埃塞俄比亚独特历史背景和民族情况的产物。埃塞俄比亚有80多个民族，其中奥罗莫族（40%）、阿姆哈拉族（30%）、提格雷族（8%）、索马里族（6%）和锡达莫族（4%）分别聚居在埃中部、西北部、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他们无一能单独构成全国性的主体民族。1991年推翻门格斯图军事独裁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埃革阵，正是由各主要民族的代表政党联合、以民族联邦主义为宗旨的政治联盟。

埃塞俄比亚主要民族人口分布情况

1994年12月埃塞俄比亚通过宪法，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即民族联邦制），全国根据不同民族聚居情况划分为9个州（后增加为10个州）和2个“多民族特别市”。各民族均有权自治，各州享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自治权。除了在联邦机构享有代表席位，各民族还有权无条件退出联邦。这一制度为减少民族冲突、维系国家稳定奠定了基础。

然而，自实施以来，民族联邦制便饱受争议。一方面，长期执政的埃革阵集权和威权倾向明显，经常干预地区事务，被视为“破坏区域自治”，自然丧失了“中立调解方”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旨在确立民族平等的民族联邦制进一步强化了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政治分野越发以民族身份为基础，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区的民族冲突。

此外，人口处于少数的“提人阵”却在埃革阵主导的民族联邦框架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引发其它民族不满，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1991年身兼“提人阵”和埃革阵领袖的提格雷人梅莱斯·泽纳维成为过渡政府总统，并主持通过1994年宪法和1995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成为“民族联邦制之父”。在梅莱斯执政期间，埃塞俄比亚经济曾连续9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一度成为非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一度掩盖了“提人阵”执政期间压制其它政党和民族引发的不满。

1995年至2019年埃塞俄比亚GDP增长情况

随着梅莱斯于2012年去世，以及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势头衰减，自2015年起社会、民族矛盾开始集中爆发，“提人阵”主导政坛的现状引发埃革阵其它政党和其它民族的不满，多地连续发生示威游行和骚乱。联邦政府两次宣布紧急状态、强力弹压却收效甚微。随着局势动荡升级，接替梅莱斯的海尔马里亚姆被迫于2018年辞去党政职务，而埃革阵中的另一政党——代表奥罗莫族的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后更名为奥罗莫民主党）候选人阿比·艾哈迈德于同年先后出任埃革阵主席和联邦政府总理，结束了“提人阵”主导政坛的时代。

阿比上任伊始便在议会宣布将成立专门委员会检视民族联邦制，并称现有制度无法充分解决地方民族冲突及部分城市和地区单一民族坐大的问题。此外，他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建立中央政府权威和埃塞俄比亚国家身份认同，实现从民族联邦制向现代世俗联邦制的过渡。而2019年解散埃革阵联盟、组建繁荣党则是他加强中央集权、改变族群政治生态的重大举措。

曾获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联邦政府总理阿比成为此次冲突的焦点

然而，阿比大刀阔斧的宪政改革在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遭到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质疑和反对：提格雷人和提人阵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原有主导和地方自治地位，最终酿成今日的军事冲突；就连奥罗莫人也不满阿比的改革措施没有兑现他上任伊始对本民族的承诺，更对他为了争取跨民族支持与阿姆哈拉族走近的做法表示愤怒。

提格雷冲突的枪炮声，是阿比重建国家政治秩序之路步步荆棘的缩影。而几十年不见的战火背后，则凸显了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的内在矛盾与脆弱。

冲突之后：阿比政府的难题

目前埃塞俄比亚国防军虽然在战场上步步进击，但军事胜利并不能使原本存在的问题自动消解于无形。毋宁说，取得军事胜利后阿比政府将面临更大、难度更高的考验。

阿比上台后做出“改革者”的姿态，宣布修改被民众视为政治压制手段的2009年《反恐怖主义法》，提前两个月结束上届政府实施的紧急状态，释放数千名政治犯，放宽媒体限制，更开启了野心勃勃的宪政改革计划；经济上开始打破埃塞俄比亚多年的国家主导经济模式，启动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进程；外交上与周边国家积极缓和与发展关系，尤其是2018年与北方邻国厄立特里亚结束长达25年的冲突，达成和平协议，阿比本人也因此获得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阿比的改革也引发了国内各势力的争议与反弹。跨越民族局限，建立统一国家意识和认同，的确体现了阿比的雄心和勇气，但在“提格雷冲突”之后，如何应对各民族的剧烈反弹，弥合已经公开的民族对立与撕裂，重建国家认同，避免国家分裂，是联邦政府的头号难题。

通过执意举行地方选举和军事抗争，提格雷人已经表明了他们对于本民族本地区的认同高于一切，无论阿比政府是继续坚持“重建中央政府权威”的决心，还是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与之沟通，也很难在短期内增强提格雷族的国家认同感。

除了提格雷族，与奥罗莫族相关的民族冲突和反弹早在“提格雷冲突”之前便已沸沸扬扬。阿比上任后采取的“泛埃塞俄比亚”路线，与其奥罗莫族人当初的期待大相径庭。作为埃塞俄比亚人口第一大民族，奥罗莫族常年没有主导政坛，本族人阿比当选总理也没有实现族人设想的“奥罗莫优先”。不满之下，一些奥罗莫反对派人士与其它民族政党联合起来反对阿比的集权。

此外，战火和难民问题势必进一步恶化本就遭疫情重创的经济，而近年来民族和社会矛盾的凸显，也正是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放缓的结果。如何持续既有经济改革计划，恢复国民经济，是阿比政府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长期难题。

虽然就目前统计来看，疫情在这个非洲人口第二大国（1.05亿）的传播和蔓延不算严重（截至11月22日累计感染10.5万人，死亡1636人），目前为止阿比政府也在努力缓解经济挑战，但疫情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挑战颇为严峻。据世界银行10月中旬的统计，仅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有42%的注册企业已完全停业，37%的企业在3月至4月期间营收为零；疫情暴发初期，全国失业率增长8%，各就业群体收入下降幅度从3.7%到14%不等。世界银行对埃塞俄比亚2020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下调了8%。即使没有“提格雷冲突”，阿比政府也和其它国家一样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疫情前后埃塞俄比亚就业率变化情况。

“提格雷冲突”之后，这个陷于战火、民众无家可归、难民数以万计的北部地区亟待快速的战后重建，势必加剧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提格雷地区的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只会加剧当地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离心力。

“提格雷冲突”不仅中断了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宪政和经济改革计划，更凸显了该国内在的民族矛盾。争议不断的民族联邦制已然在很大程度上失灵，但阿比政府的国家认同建构更是难上加难。地区冲突背后，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困境极为严峻。

（作者系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