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条化趋势分流：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上）

【编者的话】

《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刊发了一组重要的文章，包括《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以及两篇译文。《无锡的土地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 中国作者文献选编》一书中第2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来源于由范世涛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中国作者文献选编》第6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

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年谱》项目成果之一。作者范世涛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在现代中国经济史、比较制度分析。

陈翰笙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始于1929年，终于1933年，在学界享有盛誉，但也歧说纷纭，扑朔迷离。作者综合使用国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以及陈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对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过程、理论准备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报告。

文章提到，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 Ｒ. Isaacs，1910-1986）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陈翰笙本人在评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时，坦率地指出俄语研究文献在提供数据方面“毫无意义”。这是对苏联1930年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经验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衰落的权威评论，也是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教条化的一个侧面。 

“陈翰笙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调查方法回应重大问题，与同期莫斯科趋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形成范式分流，进而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上海。不仅如此，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当事人在参加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过程中建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能力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仍在发挥作用。”

原文近25000字，分五个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从莫斯科辩论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主持中研院无锡调查”“从马季亚尔到列宁、考茨基：数据整理过程中的理论准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范式之建立：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的范式分流和研究中心转移”。

我们摘编在此，分享给朋友们，此为报告上篇，下篇详见链接。

莫斯科辩论

丹尼尔·索讷（Daniel Thorner）在将恰亚诺夫（Chayanov，1888-1939）的农民经济论引入英语文献时，曾这样评论：“在1880至1930年这半个世纪，农民经济（peasant economy）研究最领先、记录完整的恐怕是俄国人”。索讷所论，正是苏联和共产国际20世纪20年代指导中国革命时的一个经济思想背景。

不过，如果将主题限制于“中国农民经济”而不是更宽泛的“农民经济研究”，那么索讷的评论未必妥当。在薛暮桥看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本身的研究，第一本应当介绍的就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莫斯科的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也指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现代中国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试”。这部著作开创性地综合运用德语、俄语和英语文献研究中国农村，1928年7月由莫斯科的苏维埃出版局出版后激发大量研究和讨论，其中包括陈翰笙称为“跟从马季亚尔同样使用亚细亚社会结构概念”的中国问题专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作者并不是俄国人，而是1922年后在莫斯科任职、两次派到中国工作、曾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文件起草工作的匈牙利经济学家拉约什·马季亚尔（Lajos Magyar，1891-1940）。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写作始于1927年7月的上海。当时马季亚尔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1927年12月中苏外交关系完全断绝，马季亚尔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继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写作。此时他遇到正在莫斯科客座访问的中国学者陈翰笙。

陈翰笙曾先后在加州波莫纳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接受欧美近世史训练，1924年回国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1925年经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起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在北大任教期间结识“最早影响我思想的朋友”、苏联来华中国问题专家格里涅维奇（Pyotr Grinevich），通过共同讨论《资本论》和社会史问题，“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陈翰笙在白色恐怖局势下仍坚持从事革命工作，10月下旬不得不流亡莫斯科，到农民国际（“Krestintern”或“Peasant International”，1923-1939）下设的国际农村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rarian Institute）担任研究员。马季亚尔1928年初回到莫斯科后在同一个研究所任职。两人既是同事又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因而颇有往来。但他们关于中国农村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并不一致，在莫斯科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翰笙回忆说，“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陈决心回国后对中国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两人在莫斯科的争论正是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实地调查的最初肇因。 

“真实可靠，有据可查，符合实情”

1929年3月，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就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社会学组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8年创立。创立之初即将本土经验调查作为重点，聘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的社会调查部负责人陶孟和（1887—1960）为特约研究员，在陶孟和指导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开展了第一项农村经济调查——浙江杭嘉湖农村调查，调查结果由社会科学研究所委托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独立出来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仍由陶孟和主持）整理。陈翰笙与陶孟和1924—1927年间是国立北京大学同事，陈翰笙到职中研院后，除了杭嘉湖农村调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实地调查工作改由陈翰笙领导的社会学组进行。

陈翰笙在中研院主持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不过，由于他生于江苏无锡县城，在海外留学9年，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工作，在农村并无广泛深入的联系。用孙冶方的话说，陈的大半关系是在上层社会，“在劳动大众和群众救亡团体方面他没有关系”。这一问题因王寅生加入研究所得以解决。

王寅生（1902—1956）生于江苏无锡县城内东河头巷。1910年夏至1913年夏在陈翰笙伯父陈梅轩创办的私立陈氏小学读书。1917年夏至1921年夏就读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学有张锡昌、薛暮桥，毕业之前试教的班上有钱俊瑞和后来以“博古”闻名于世的秦邦宪。1922年秋至1928年夏，王寅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英国文学系和史学系，曾选修陈翰笙在史学系开设的欧美通史、欧美史学史等课程。1928年大学毕业后，王寅生到江苏省立无锡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授高中历史课程。1929年2月由陈翰笙介绍到国立劳动大学担任讲师，讲授中国农业经济史。师生经历，共同志趣，使王寅生成为陈翰笙就职中研院后首先想到的人选。陈翰笙一到研究所，就提请蔡元培聘任王寅生为助理员。王寅生读书和就业的师范学校、本地高中和劳动大学多农家子弟，因而与无锡农村的联系广泛深入，这就为实地调查提供了便利。

王寅生虽然北大时代已开始农村经济研究，但此前并没有农村实地调查经验。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教授主持下，师生通力合作，1922至1925年间通过学生作业完成7省17个地区2866户中国农家经济调查。这是当时中国“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1927年卜凯在整理调查资料基础上完成《中国农家经济》初稿，经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Ｒelations，1925-1960）资助，1930年正式出版。不仅如此，1929年卜凯教授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还开始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目的是收集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粮食和人口方面的知识，作为改良农业和决定农业政策的依据。为了汲取金陵大学农业经济调查经验，陈翰笙和王寅生邀请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王立我（1901—1973）参加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他熟悉卜凯教授的调查方法。

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由陈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进行。调查团共计45人，实际工作由王寅生负责，他常驻无锡县城；王立我为指导员。总办公处设在崇安寺小学。1929年7月至9月底实施调查。王寅生布置调查任务时要求“真实可靠，有据可查，符合实情”。调查员多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1/3为大学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1/3为该县高中肄业生，其余为无锡的小学教员。确定调查村后即训练调查员，并对表格、调查技术、应付环境的策略进行详细讨论，随后分别到各乡。其中乡村小学教师发挥重要作用，是“农村调查最有力的帮手”。此次历时3月的调查逐户调查22村，概况调查55村，还有8个市镇工商业和1204农户经济生活。各户“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独立成册，原稿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无锡博物院。

此次无锡调查建立了陈翰笙领导的研究团队与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的密切联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1929年3月在黄巷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区，实验区距教育学院驻地社桥只有1里左右，是丽新布厂工人居住点。“因调查人才及调查材料之便利”，黄巷被列为调查团的调查村庄。民众教育实验区总务科主任干事兼政治教育秦柳方、研究科主任干事钱俊瑞、教导科主任干事张锡昌参加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秦柳方、钱俊瑞还担任四个调查组中两个组的组长。同年12月，秦柳方和钱俊瑞到上海参加了调查资料整理。1930年9月至1931年2月间，钱俊瑞和张锡昌被社会科学研究所正式聘任为调查员。

美国记者、著名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1929年秋与陈翰笙从上海到无锡参加了调查，并于1930年在美国《新共和》（The New Ｒepublic）杂志发表《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1933）和《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s of China，1943）。不仅如此，她还在1930年冬介绍日本记者、中国问题专家尾崎秀实（1901—1944）、《鲁迅日记》中的“尾崎君”与陈翰笙认识，促使尾崎秀实重视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翰笙与尾崎秀实从此建立友谊。 

陈翰笙夫妇与德国友人鲁特·维尔纳在上海合影留念。鲁特·维尔纳（1907-2009)即鲁迅日记中的“汉堡嘉夫人”，1930年经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了理查德·佐尔格，与陈翰笙一起参与谍报工作。 图片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

未完成的计划

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始于1929年，事实上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因资料整理和报告起草需要还进行了后续调查，其中两次后续调查记载较为清晰：一次是1931年，另一次是1933年。前者缘于调查资料整理过程中，王寅生等人发现农具的费用以及长工工资、稻田中的人工费数据多有缺陷，1931年对1929年调查进行了补充调查。后者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但未见关注和研究，有必要进行专门讨论。

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二十一年度工作报告”中记有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的工作计划。按照计划，继续整理无锡农村调查材料分甲、乙、丙三项工作：（甲）田权分配。（乙）农业经营。（丙）产物分配。工作计划表示，无锡田权分配书稿已完成，接下来还要完成无锡的农业经营、产物分配报告。但社会科学研究所下一年度的工作报告极为粗略，在谈及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工作时只说无锡“调查所得材料，现尚在整理中”。此时杨杏佛被暗杀不久，陈翰笙大约已提出辞职，并未审阅修改工作报告中关于自己过去一年工作的内容，以致陈翰笙、王寅生等上一年研究计划落实情况的反映很不充分。

由于革命政治原因，1932年下半年陈翰笙在中研院处境困难。史沫特莱1932年9月20日在一封信中表示，陈翰笙的邮箱处于检查之下，她使用陈翰笙的邮箱已收不到来信。1933年1月，薛暮桥去看望陈翰笙，陈言及“末路穷途，有桥可渡”，这或许正是他为薛暮桥取名“暮桥”的来由，由此可以想见陈翰笙当时所处局面十分艰难。陈翰笙已无法用“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这样的官方名义再赴无锡，而1929年和1931年调查形成的数据对完成预定的无锡农村经济研究计划尚不敷用。于是，陈翰笙在1932年秋在南京筹备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春，经缜密计划，陈翰笙和王寅生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不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名义进行无锡农业经营调查。此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政府尚未立案，此次无锡农村调查即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筹备发起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12月11日才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南京市社会局暨教育部完成全部立案手续，这时陈翰笙离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已5个月了。

1933年的无锡农村调查系委托无锡当地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挨户进行。本次调查之所以以农业经营为中心，是因为农业经营调查被看作“在全部农村调查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而农业经营（也称农业土地利用）之所以占“最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土地的分配只能说明那种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手段的所有关系；而农业经营的分析却能更进一步地阐明就在此种生产手段的分配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力在怎样地发展”；“土地所有本身的性质，一般地还要由农业经营的性质来确定”。与这一调查思路相匹配，陈翰笙1933年7月辞职后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班夫（Banff）双年会，向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交的研究项目申请即为中国农业经营调查，更具体地说是关于中国农业耕作（farming）的大型调查计划。但这项申请未通过评议，没有得到资助。鉴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发起人在1933年6、7月大批离开社会科学研究所，农业经营调查计划又被太平洋国际学会否决，无锡农业经营调查从人员到资金均难以为继，调查所得材料遂被搁置。两年后旧事重提时，调查材料已有部分散失，加上调查人员训练不足，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只能利用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即是韦健雄《无锡三个村底农业经营调查》一文。

1933年无锡农村调查之后，陈翰笙主持或设计的农村经济研究少有机会系统调查农业经营问题，钱俊瑞认为“对于农村生产力的分析并不很够，因而它在阐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时候，也就不能充分”。这是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不足，也是研究计划缺乏条件完整贯彻实施的结果。钱俊瑞晚年称，“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阶级分析方法，着重点放在农村生产关系方面”，而“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将调查对象放在生产力方面，“用以掩盖阶级矛盾”。事实并非如此，“农业生产力在怎样地发展”曾是陈翰笙离任中研院前后最为关切的问题。

总之，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肇因于在莫斯科与马季亚尔的争论，宗旨是用经验调查这一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解决中国社会性质这样的理论问题。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实地调查始于1929年，终于1933年，贯穿陈翰笙任职中研究院始终，但并未完全实现无锡农村经济研究计划，带有浓厚的未完成性质。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最初用“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由王寅生实际领导45人调查团调查，之后至少有过1931年和1932—1933年两次后续调查；1932—1933年的调查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名义而不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名义进行，这折射出以革命实践为目的的经验研究困难所在，同时也为陈翰笙在中研院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团队走出象牙塔开辟了道路。

原文及《无锡的土地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前途》 《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见以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