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拐卖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恶性犯罪，本期“叙诡笔记”，笔者将从日本学者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生活期间写下的笔记，来帮您了解民国时期的人口拐卖问题。
最近，网上的一大热点是“全民找梅姨”——这个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身高1.5米的妇女，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涉嫌多起拐卖案件，因而引起了公众的义愤。随着她的模拟画像在朋友圈以及网络平台热传，各种关于她的行动线索也由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警方，在如此声势浩大的“攻势”下，相信她的落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近年来，打击人口拐卖不仅成为公安工作的重心，更成为公众格外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随着《亲爱的》、《失孤》等优秀影片的上映，那些因为孩子被拐卖而支离破碎的家庭和悲痛欲绝的父母，引起了所有善良人们的同情，也激发了对人贩子更深重的痛恨。
事实上，人口拐卖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恶性犯罪，笔者此前曾经两次综合各种古代笔记中的记录，向读者介绍明清时期的人口拐卖现象。本期的“叙诡笔记”，笔者将从一个非常罕见的角度——日本学者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生活期间写下的笔记，来帮您了解民国时期的人口拐卖问题。
一、日本人对人贩子底细“门儿清”
清末以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加以河决之患和蝗旱之灾连年不息，盗贼蜂起，拐孩之匪也应时而生。拐匪将拐得的孩童贩往外地，北至东三省，南到沪广厦，甚至香港和南洋等地。男孩一般卖做富户的家童、南洋群岛的猪仔、江湖卖艺者的养儿；女孩则卖做富家婢女、各埠妓院的妓女、通商口岸华产洋娼之养女。而“货源”除了流离失所只能卖儿鬻女的农村之外，还有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民国时期的北京，诱拐犯罪严重到可怕的地步，《益世报》著名记者梅蒐在《益世余谭》中指出，北京有所谓的“七多”：疯病患者多、寻死自杀者多、强盗窃贼多、卷款潜逃者多、扎旗取材者多、谋财害命者多和拐带人口者多，“共和八年于兹，只知养兵扰乱，于教养二端，毫不注意，实业既没有起色，教育又视同儿戏……长此以往，生计日困，游手日多，恐七多是日见加多，将成疯病、寻死、盗贼、卷款、拐带、诈欺、图财害命的社会！”一番痛切的话语，不难看出梅蒐对现实的绝望。
曾经在老北京担任过警察的白恩育在收入《文史资料选辑》的回忆录中写道：“旧社会那些拐卖人口的人为了赚钱，想尽方法把人骗到手，然后再卖往外埠或边远的地区，弄得人家骨肉分离，我在旧北京侦缉队里经手过的这种案件，不知有多少起，真是千奇百怪，什么样儿的都有。”
拐卖人口这种勾当，在行话中称之为“砟子行”，罪犯大都是些地痞、流氓之类的，吃喝花用惯了，又不愿意劳动，于是就想不劳而获。拐卖人口的办法，大半都先有一两个手眼比较大、人地比较熟的人来出主意（拐骗集团头目），再找那些能管闲事的人（行话，指负责打听情报的，把要拐骗的对象报告给头目，确定下手的时间、地点和方法），然后派去沾人儿的人（行话，指直接下手诱拐者），设法去把要拐的孩子或女人弄到手：男孩叫“一炷香”，女孩叫“一株花”，面貌姣好的女性则叫“嫩藕”。
吴雨在《民国黑社会》一书中，则将拐卖儿童的手段细分成三种：一是文拐，拐匪对于企图拐骗的孩童，先乘无人之时，诱以食品，日久渐熟，于是哄骗小孩看热闹，携之远遁；二是武拐，即游荡于僻街小弄，侦察有小孩可拐，便乘无人跟随时抱起孩子就跑，小孩若啼哭不止，则以随身携带的湿棉絮塞入小孩口中；三是孩拐，此种最为奇葩，是拐匪在拐来的孩子中挑选聪明伶俐者进行训练，然后派到大户人家当婢女或小仆，陪伴大户人家的公子小姐读书生活，待相熟后引诱他们一起“到远处去玩儿”，趁机将他们带到拐匪住处……
北京拐卖人口犯罪之猖獗，在来华留学的日本学者加藤镰三郎眼中，已经达到了“人贩子林立”的境地！他在记录于北京所见的风俗人情和世态风貌之笔记《北京风俗问答》中，详细记录了那些“著名”的人贩子：“有一个是姓刘的，在安定门内交道口井儿胡同住，他专上延庆、顺义、密云等县，买八九岁的小姑娘，价钱不过二十多元，买到城里来，修饰数年，再往出卖，或妻、或妾、或娼，那是不一定的；还有一个姓李的，是个娘们儿，住在西城石碑胡同，专买京旗十四五岁的姑娘，带到张家口，叫她为娼，每月往来一次，赚的钱也是很多；还有一个姓王的，外号叫王瘸子，住在前门外南横街，他专收买土匪拐来的乡下妇女，有时在城外头小店交易，有时在他家里交易。买妥了之后，叫她去做那种无耻的营业。”加藤镰三郎调查表明：这几处都是在京人贩子中的“老字号”，开张都有二三十年了，至于其他的人贩子，更是多到不计其数。
既然加藤镰三郎这样一个日本人，都能把在京人贩子的底细摸得如此清楚，为什么警察们束手无策呢？在加藤镰三郎看来，主要是因为这些人贩子“做得很鬼”，导致警察厅有力无处使，只能听任他们缺德就是了。
二、印度马戏班里救出被拐儿童
白恩育也揭露过几个“北京比较出名的拐卖人口的人”：毕奎五、廉三奶奶、李全忠等，他们“手下有不少的人，手里也有钱，慢慢就成为发号施令的大掌柜的了”。而在这条罪恶的“产业链”上，还有充当中转站的：“天津市中华公寓的经理王秉成和聚元栈的小白，专门接手拐来的人口，再设法转到关外去”。产业链的终端，则是沈阳天聚东栈房的李长荣和公和栈的马锡九，“这些人都以开栈房为名，私下专搞这种倒卖人口的生意来赚大钱”。而白恩育也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如此清晰的罪恶产业链，警方何以不能一锅端：第一，他们手里的钱很多，“平常肯拿钱结交地面上的人，出了事能得到包庇”；第二，他们互相勾结，风声不好的时候，能提前得到消息，暂时消停以躲避抓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往往和在华的日本人有所勾结，“中国做官的，谁敢去找麻烦，因此他们为所欲为”——这最后一点，当然是加藤镰三郎不会提及的。
不仅日本人在人口拐卖中为虎作伥，一些印度人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日本来华学者冈本正文在《北京纪闻》中写过这么一件事，印度有个马戏班在北京巡演时，被发现他们买了很多诱拐的中国孩子，警方将其一举查获，孩子们交由工巡总局收留，并发布公告，让市民之中凡是有孩子丢失者，前来认领。公告贴出后，“日前有来局认领失儿者，令其见各儿相识，岂料各儿内无一是其子者，无怪乎各处有寻失儿女告白者之多云”。可想而知，假如这些孩子不被及时解救，在印度马戏班里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可怕而悲惨的命运。
白恩育在旧警官中属于比较正直和负责的一位，他曾经亲自侦缉过一起拐卖儿童的大案。民国23年（1934年）的时候，新街口北大街有一家人，户主名叫徐俊士，他的妻子病故后，留下了一个小女儿。不久之后他续弦，妻子李氏又生了两个女孩。徐俊士在外面做事谋生，家中剩下母女四人相依为命，平时姐姐就带着两个小妹妹在家附近玩儿。有一天，三个孩子突然失踪了，街里街坊寻了个遍也找不到，她们的妈妈急得要死，就向警察局报了案。
案子分到白恩育手里，因为这件案子一下子涉及三个女孩子的失踪，在京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催促他抓紧破案。白恩育“十分着急，一连侦查了四五天，一点头绪也没有”，但是他没有放弃，还是仔细调查和走访，最后从胡同口一个摆小摊的口里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个外号叫张小脚的中年妇女，常常和这三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不时还送给她们东西吃，偶尔，大女孩还带着两个妹妹去张小脚家里玩儿。白恩育了解到张小脚家住半截胡同，就赶过去查访，谁知案发后，张小脚竟举家搬走了。这一下疑点更重了。白恩育“在附近盘桓了两天，好不容易从一位拉洋车的人的口中，才打听出张小脚搬到鼓楼大街的铃铛胡同了，因为搬家时他给她拉过东西，可是门牌不大清楚”。白恩育跑过去挨家盘问，终于在铃铛胡同五号找到了张小脚，一见面就说：“你办的好事，以为搬家就没有事了吗？！”张小脚本来心里就有鬼，一看白恩育的打扮像个做官事的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白恩育马上施以更加严厉的审问，张小脚不得不承认，三个孩子已经被她拐带到天津去了，“现下大女孩已经出手了，大概是卖到了关外，两个小孩子尚未出手”。在警方的努力之下，两个小女孩终于被成功解救，而被卖到关外的大姐姐则再无下落。
三、“我不解生人更甚于毒虫猛兽”
不过，民国时期跟封建帝制时期，在人口拐卖犯罪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针对儿童的拐卖率居高不下时，针对妇女的拐卖率也显著上升，其原因之一是随着交通运输的便利，城乡流通的加速，把女性拐带到外地或偏远地区卖掉，成了人贩子发财的重要手段。马静在《民国北京犯罪问题研究》一书中还指出，这与当时社会改良者号召妇女解放、宣传婚姻自由有关——当然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都是正确的，但是“憧憬婚姻自由的年轻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为了追求所谓的‘爱情’，不谙世事的她们很容易被一些有心者的甜言蜜语打动”，从而上了人贩子的圈套。
还有一点，也是造成拐卖妇女渐多的原因，那就是“性价比”更高。拐卖一个孩子，至多不过能赚几十元上百元，而白恩育给出的一组数字，则说明拐卖妇女的“收益”：“上等的是二十来岁的妇女，能值3000元上下；其次是25岁以上，30岁往下的妇女，能值2000元左右，再其次是十三四岁的姑娘，能值1000多元，因为这种小姑娘，当时不能生财，谁要买去也得调理几年；最下等的是三四十岁往上的中年妇人，不过能值几百元的样子，因为这一类女人只能卖给乡下人去做妻子。”
加藤镰三郎在《北京风俗问答》中，记载过一起他了解到的妇女拐卖案：朝阳门南城根儿住着一家姓李的，李老汉年过六十，膝下只有一个21岁的姑娘。李老汉在前清时于当铺里当总管，进入民国以后，事情早就搁下了，家里的经济也就慢慢紧起来了。一个月前，院子里突然搬进一户人家，姓王，说是在交通部当录事，天天下了班就跟李老汉聊天，见他闺女长得体面，便说帮她找个给人梳头的事由儿，轻省还挣钱多，“天天八点钟去，十二点钟回来，外头的钱也挣了，家里的事情也耽误不了”。李老汉一听同意了。去了才知道，是给交通部一位姓赵的科员的姨太太梳头，姑娘说：“他们住的是旅馆，那位老爷很老成，姨太太也没有脾气。”李老汉一听放了心。去到第六天时，姑娘回来说，姓赵的科员是奉天人，要带姨太太回一趟家，一个月就回来，她如果愿意陪着一起回去，给的钱可以翻番。李老汉跟王录事一商量，王录事拍着胸脯作保，于是姑娘就出发了。一个月后，姑娘还没有回来，王老汉着急了，去找王录事，发现他家屋门早已经上了锁，而到交通部一打听，连王录事到赵科员，根本没有这么俩人！他才知道姑娘是被拐卖了，又急又恨，终致一病不起……
清代学者龚炜在《巢林笔谈》中有一段话说得沉痛至极：“我不解天地生物，何以有毒虫猛兽，尤不解生人而更有甚于毒虫猛兽！如今之拐子者，取人脑，堕人胎，断人肢体，惨毒非常……如我吴杀孩一案，承审官以首犯已毙，遂欲宽其余党，幸蒙大部神明，屡次严驳，台中亦章论其事，上即命御史复审，终不能究其根株，不知何时得刈尽此类也！”在龚炜看来，之所以不能“刈尽此类”的原因，正是因为“浙中有大绅，利其合药之资（把被拐孩童杀死后用其器官制药），阴为护持”，所以龚炜咬牙切齿地说：这些在幕后保护人贩子的人“于拐子之甚者矣”！
今天我们的社会当然不存在任何人贩子的保护伞，但是每当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众都对拐卖人口的犯罪同声喊打的时候，总会有些摆出一副饱读诗书面孔的人，高扬着博学的下巴，引经据典来证明重刑处置人贩子是不理性、不人道、不仁慈的行为——难道就为了哗众取宠或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真的不惜用被拐孩童及其亲人的血泪制造出吸睛的面膜吗？如果是，只能说世上真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没有与作恶者分一杯羹的胆量，却总以不能与作恶者分一杯羹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