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纳扎尔巴耶夫的强人统治都需要回溯到上个世纪留下的这种传统。在这里，维持了一种那个时期的平等、宽容和进步，也保留了那个时期的威权、裙带与限制。
近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主动宣布辞职，震惊了世界。因为在此之前，这位政治强人已掌权30年，从苏联解体前上任至今。为了纪念他，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更名为努尔苏丹。这个在很多中国人印象中游牧民族聚居的边远落后地区，事实上距发达国家已经一步之遥。哈萨克斯坦经历了苏联时代的现代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连其自身民族传统的范畴也来自于苏联的民族政策。作为最不愿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后苏联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苏联时代的遗产，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哈萨克民族主义的张力，在纳扎尔巴耶夫强有力手腕下同样地被打压与控制。弱小的反对派与高度控制的选举政治虽然让纳扎尔巴耶夫饱受诟病，却阻止了哈萨克斯坦潜藏的族群政治冲突被选举政治放大。三十年来，人们对强人总统的矛盾心态，正如人们对苏联时代的矛盾记忆。
在纳扎尔巴耶夫仍然在任总统，首都还没有改名为“努尔苏丹”的一个秋日下午，本地朋友阿尔曼带我由东向西穿过这座城市的中轴线。阳光斜穿，秋天的风吹过哈萨克草原，天上的云被撕成一缕缕，凉意阵阵。
我们从纳扎尔巴耶夫的总统府广场开始，经过金色的金融大楼、象征民族起源的巴伊杰列克观景塔、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国营机构总部，最后穿过哈萨克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巨大拱门，西边尽头，是一座叫做“可汗帐篷”的尖锥形购物中心。就算在冬季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这座“帐篷”内仍然可以保持夏季的温度，各类国际消费大品牌在这里齐聚，在顶层还有一片人造海滩。
这座日本设计师主导构思的城市，在强人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主持下，从1994年开始拔地兴建。1997年，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移至此，阿斯塔纳成为世界上最具未来感的都市之一。到如今，在这片欧亚大陆最中心的曾经苦寒之地，城市人口超过了100万。
纳扎尔巴耶夫试图让总统的意志在哈萨克斯坦拥有超凡地位。在阿斯塔纳伊希姆河另一边中轴线延伸上的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专门辟出了一个展厅，用以展示总统如何参与规划、设计、指导阿斯塔纳和整个国家的建设。而在博物馆近十层楼高的中庭，这种超凡地位演绎到了极致：大厅正中间是纳扎尔巴耶夫的青铜座像。他以林肯的姿态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目光平视远方。在他的左手边，总统的全身油画像夹在哈萨克汗国建国和会盟的两张历史画正中，穿着西装大步走来的纳扎尔巴耶夫身边，围绕着他总统任期内的功绩——废核、建都、采油、世博。在铜像的右手侧，墙上是一面巨大的哈萨克斯坦地图。
从1989年担任苏联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到如今卸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政治强人纳扎尔巴耶夫在位三十年时间，是哈萨克斯坦急剧变迁的三十年。如今以“开国总统”自称的纳氏，也处处显示出想以“现代哈萨克斯坦之父”身份名垂青史的雄心。
从草原走向发达国家
后苏联时代的强人统治和“斯坦”这个中亚地名的后缀，让哈萨克斯坦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一个光怪陆离的远方落后封闭国度。就连认识的一些俄罗斯人也认为这里一片荒芜，“素质低”。然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数据在中亚非常显眼。1990年代初远低于俄罗斯的人均GDP，今天已经上升到距离发达国家一步之遥。(纳扎尔巴耶夫的远期愿景，即是让哈萨克斯坦进入世界前30个发达国家之列）社会也快速中产阶级化，在阿斯塔纳，城市已经变为一个巨大的消费空间，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星罗棋布，甚至还有一座世界上离海最远的水族馆——出门是草原的寒风，室内是哈萨克人携家带口，在水底长廊观看鲨鱼漫游和美人鱼表演。
消费与享乐的中产生活历史并不久远。1991年苏联解体时，哈萨克斯坦正处于现代化的迷茫阶段。苏联修建了工厂、住宅小区，铁路、电车系统与商店。在导演达赫让·奥米尔巴耶夫1992年的电影《卡依哈》里，迷茫的哈萨克青年在街上游荡，对未来的想象一片空白。那时候，哈萨克斯坦还只有阿拉木图一座大都市。阿斯塔纳还是一座称为阿克莫拉斯克的铁路枢纽小城。在今天的城市东郊，仍然保留着小片那个时代留下的赫鲁晓夫楼，一同矗立的还有纪念阿富汗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军人的纪念碑和东正教堂。
苏联解体是个突然的转折。哈萨克斯坦人没有料到这一切，大部分人仍然相信联盟会持续下去，可它突然间结束了。接下来的十年是混乱的困难时代。阿尔曼记得小时候“一切都糟透了”。在一本名叫《后苏联时代的混乱》的社会史著作中，作者Joma Nazpary借一个哈萨克人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1990年代）“所有人都变成了《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尼科夫，而且还没他的良心。他在小说里杀了个老太太，然后发疯了。而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你可以白天为了100美元杀人，晚上拿100美元在酒吧里和小姐畅饮！”。
这话也许夸张，但规模巨大的私有化带来了财富快速集中和强烈的剥夺感。从1991年到2006年，哈萨克斯坦的基尼系数一路飙高。与之同时的是寡头化与失业。重工业和制造业要么崩溃，要么被外国公司买走。许多人常被拖欠工资，社会福利下滑，而另一些背井离乡，远去欧洲过活。
经济问题之外，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人口结构。苏联时代在从草原到天山的广袤土地上留下了大量俄罗斯族。1991年，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中，哈萨克族占40.1%，其他民族——乌克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中亚朝鲜人等等，占22.5%，俄罗斯族则占37.4%。族群结构还体现在空间上——北部与西伯利亚接壤的草原地区俄罗斯人占多，而南部则是哈萨克人为主。
独立后，哈萨克精英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哈萨克化”。许多地名改为哈萨克人名，机关单位人员也替换为哈萨克族。人们格外担心族群冲突会在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爆发，许多俄罗斯人搬走了。“那时候中亚人对俄罗斯人可坏了。”住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朋友瓦西里告诉我。他认识一些从哈萨克斯坦迁回俄罗斯的人，他这些人时常跟他大吐苦水，描述哈萨克人对俄罗斯人的敌意。
同时代的中亚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民族问题——塔吉克斯坦爆发了内战，吉尔吉斯的南部时有暴动，而这些国家采取的模式虽然都看似威权，却实则五花八门。相比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失败的经济政策，相比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关闭国门，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模式更开放，更有效，更有野心也更为巧妙。
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后的1991年，纳扎尔巴耶夫写下了一本俄文著作《不左也不右》，书中他回溯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苏联后期的政治冲突，得出一条中间道路的政治结论——不沿用苏联的旧制度，也不追求西方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纳扎尔巴耶夫和认同他的哈萨克精英将哈萨克斯坦的近现代历史用新的方法重新串联起来，以处理棘手的族群问题和发展问题。他追溯到苏联时代宣传的哈萨克诗人暨民族英雄阿拜·库南巴耶夫（Abai Kunanbayev）。这位铜像遍布哈萨克斯坦的19世纪著名知识分子留下了一部《阿拜箴言录》，在其中猛烈抨击哈萨克人的民族性，主张像俄罗斯和周边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技术、文化，实现改革，走向民族现代化。阿拜对俄罗斯文化的崇敬使他的民族主义能够为苏联所接受；而民族主义的一面又能满足哈萨克人对新国家的想象。
纳扎尔巴耶夫是操作这种二元语言的高手。在1994年纪念阿拜逝世110年的讲话上，纳扎尔巴耶夫先是历数俄国对哈萨克人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制度，继而他话锋一转，颂扬阿拜开放自强的心态，“身居草原毡包之中，不仅几乎读遍了俄罗斯古典文学，而且把其中的一些翻译成哈文，传播于民众之中……我们的传统精神不是消极颓废，而是追求精神的完美。”接着他借用阿拜之口劝哈萨克人多学习新知识，掌握外语，学会做生意，致富，自强——就这样把历史记忆转变为政策宣讲。
在纳扎尔巴耶夫时代，族群之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了大致的和平相处。经历苏联解体后的痛苦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巨大影响之后，2000年代开始，哈萨克斯坦经济随着油价上升好转，贫富差距也随之缓解。阿斯塔纳也在21世纪之后迎来了大规模建设。阿斯塔纳的建设既为建筑业带来了旺盛序曲，也让政治中心远离了南部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核心区域，同时让新提拔的哈萨克干部在俄罗斯族占主体的草原地带扎下了根。
在总统府后，隔着伊希姆河，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山顶是一座金字塔形的建筑——纳扎尔巴耶夫的“和平和解宫”，这个建筑和面前的广场构成了纳式执政的纪念空间。广场上有一座结合石雕和LED屏幕的和平纪念碑，展示着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纳扎尔巴耶夫下令销毁继承自苏联的核武器的经过。在它对面的和平和解宫，则是纳扎尔巴耶夫召集世界各地宗教领袖，讨论和平共处和解求发展的会议会场。这些会议定期在阿斯塔纳举办，前来的有世界各国的佛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宗教的组织。纳扎尔巴耶夫通过这些地标与活动，将哈萨克斯坦展示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现代化国家。阿尔曼记得，纳扎尔巴耶夫在公开场合曾经多次表达对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的景仰——阿克巴是个典型的强人帝王，对反对者的镇压毫不留情，但在宗教文化上则格外宽容。
不论这些策略出于政治审度或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在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和社会宽容的确成为了强人政治的结果。
20世纪的政治遗产
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比阿斯塔纳温暖太多。这座外伊犁阿拉套天山脚下的城市干燥而温和，盛产苹果，雪山融雪顺着街边的水渠向下流淌。近年来城市经历了多轮改造升级，许多苏联时代的建筑被重新粉刷，修成了更加西化的样子。街边多了一连串酒吧、餐厅、草坪雅座，售卖西餐、意面和精酿啤酒。
“阿拉木图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这里长大的阿卡诺夫告诉我。他正在欧洲修读苏联与中亚历史的研究生学位。他的太太则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和许多阿拉木图人一样，他们都以俄语为母语，我问他们是否能流利说哈萨克语，他们相顾一笑，摇摇头：“我的英语肯定比哈萨克语要好。”
他们推荐我一定要去参观位于托勒巴耶夫（Tolebaev）街的库纳耶夫博物馆。这条街在苏联时代称为卡尔·马克思街，如今更名为一位著名哈萨克作曲家的名讳。库纳耶夫是1970到1980年代的苏联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哈萨克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也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担任第一书记时的“老伙计”。博物馆是他的旧居，推开大门，两层楼的公寓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地图、金银器、瓷器、礼品、书籍。阿卡诺夫说这座博物馆在近年来重新装修，以纪念这位在哈萨克人历史叙事中不断被抬高的人物。在故居门口，是环绕着一座库纳耶夫雕像的喷泉水池。“库纳耶夫现在有一种圣人般的角色。”阿卡诺夫说。这位曾经的第一书记，现在是广受敬仰的民族主义象征，但也同时是族群宽容和苏维埃怀旧的标志。
哈萨克人在近现代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现代政治家，要追溯到苏俄时代。刚刚进入草原时，俄罗斯人遇到的这些游牧居民都自称“吉尔吉斯人”。“哈萨克”这个称呼有各种来源上的争论。它更多指称一种自由游牧的状态。
十月革命后，致力于反对沙俄时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们主张以自治形式吸纳原先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地带，并赋予小民族脱离权以确保民族间的平等。苏维埃发起了一整套“本地化”运动，旨在用一系列配额制度培养被识别为哈萨克民族的精英，以这些精英在本地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苏联将民族界别和民族文化建设并行起来，也就是斯大林时代“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建筑要配上民族花纹、戏剧、芭蕾、音乐和文学要寻找民族成分。阿卡诺夫说，这些 “民族文化”的概念和范畴都是莫斯科创造的，从而在缺少历史记载传统的草原上创造出了一套苏维埃化的哈萨克文化。“今天我们提到的很多民族传统，其实都是根据斯大林时代的范畴划分的。”
斯大林时代的民族政策有所反复。既有1920年代反俄罗斯沙文主义运动，也有之后的反民族主义运动与席卷一切的“大清洗”时段。与此同时的大规模集体化既为哈萨克草原带来了工业基础和新城市，却也导致大量哈萨克牧民因饥荒死亡。在阿拉木图的前克格勃总部面前有一座饥荒纪念碑：绝望的母亲抱着骨瘦如柴的孩子哭泣，仿佛哈萨克版本的《圣母哀子》，不过这座纪念碑毫不显眼甚至很是难找，低调地隐藏在公园的一个角落。
隐蔽的纪念碑反映着哈萨克斯坦对苏联时代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今天的哈萨克民族主义叙事认为哈萨克人在苏联时代丢失了自己的母语和传统文化；而另一方面，从自由主义者到纳扎尔巴耶夫的强人政治的支持者，都毫不讳言苏联时代给草原带来的现代化和进步价值。阿尔曼不喜欢纳扎尔巴耶夫，也不喜欢苏联时代，但提起苏联他有点感慨：“你知道吧，苏联控制哈萨克斯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放妇女”。
毕竟，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对民族干部和俄罗斯干部是“一视同仁”的。
像阿尔曼和阿卡诺夫这样的说俄语的哈萨克斯坦知识阶层，都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在赫鲁晓夫治下的1959年，哈萨克斯坦颁布了一套新的教育法，将学校分为俄语学校和哈语学校。这个系统并非强制，却非常吸引哈萨克人学习俄语，因为一旦精通俄语，哈萨克人便可以利用对民族干部的优待政策进入公务员系统并快速上升。他们还可以远到苏联的其他地区学习、工作。纳扎尔巴耶夫年轻时从牧民家庭进入钢铁厂，之后就远赴乌克兰第聂伯河畔进修工作。至今，网上还能找到纳扎尔巴耶夫和一群老干部一起演唱乌克兰民歌的视频。而哈萨克人的俄语水平，就在这套政策下潜移默化，水涨船高。到了1980年代，俄罗斯人中间已经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哈萨克人的俄语说得比俄罗斯人还标准。”
在库纳耶夫博物馆，我掏出手机，用翻译软件翻译各种展品的俄文介绍。一旁的俄罗斯族馆员窃笑着聊天，大概在嘲讽这个笨拙的游客。从196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986年的库纳耶夫的统治，是哈萨克精英上升最快，最多的时代。以勃列日涅夫亲信身份上位的库纳耶夫，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里为哈萨克从莫斯科要到了大量补助和好处。阿拉木图的高档饭店、公共浴室、纪念碑、电影中心、马戏中心乃至博物馆，很多都兴建于这个时代。另一边，库纳耶夫大量任用亲信和亲属，腐败和官僚主义也愈发严重。“苏联带来了很多新文化，但是有一个哈萨克传统没有被苏联改变，那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家族，很强的家族内关系。”阿尔曼告诉我。
家族和裙带关系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不会全然以族群身份划分。这点从库纳耶夫时代，到纳扎尔巴耶夫时代一脉相承——纳扎尔巴耶夫的关系网中既有家人，也有来自同样玉兹（部落群）的族人，还有成为亲信的其他民族干部。
回到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憎恶库纳耶夫的裙带政治，试图清理库纳耶夫的羽翼。在中亚，戈氏丝毫不是印象中那个软弱无力的推行自由化的形象，而是雷厉风行的狠角色。他解除了库纳耶夫的职位，代之以一个空降的俄罗斯族第一书记，但后者毫不了解哈萨克斯坦，最终引发了1986年的阿拉木图抗议事件。这一切的结果是：纳扎尔巴耶夫作为苏联培养的哈萨克族精英干部，步入了政治舞台的核心。
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的雄心壮志可能和他在苏联政治中出师未捷有关。各种材料都提到苏联解体前重新架构宪法框架时，纳扎尔巴耶夫作为能力强，有手腕的青年官员，本有成为苏联副总统或总理的可能，但苏联政治中的人事斗争和随之而来的联盟解体使他丧失了在更大舞台上施展政治拳脚的机会。他退回哈萨克斯坦，用接近十五年的时间一次次击溃反对者，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强人统治。
1991年3月，苏联举行公民投票，94%的哈萨克斯坦人投票支持留在苏联。在独立前的哈萨克斯坦，没有严重的族群冲突。然而在苏联的另一边，叶利钦的大俄罗斯主义和白俄、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倾向，则最终拖垮了这个巨大的政治体。这带来的结果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收获了“被迫”的独立——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冲击东欧的思想浪潮，在这里远未成气候。三十年来，纳扎尔巴耶夫的强人统治都需要回溯到上个世纪留下的这种传统。在这里，维持了一种那个时代的平等、宽容和进步，也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威权、裙带与限制。
人们对强人总统的矛盾心态，正如人们对苏联时代的矛盾记忆。
强人之后
随着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并进入权力交接状态，哈萨克斯坦人对未来也有了更多复杂的情感。
在阿斯塔纳南郊，穿过中亚最大的“大丝绸之路”购物中心，映入眼前的便是2017年世界博览会的会场——一颗在蓝天下晶莹剔透的“地球”。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未来能源”。纳扎尔巴耶夫希望让阿斯塔纳成为一座世界新能源的模范城市，探索更新的发展道路。
这很大程度是源于对单一产业结构的焦虑。以油气为主业的哈萨克斯坦，政治和经济稳定都建立在国际原油市场的稳定上。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美国的页岩气开发让哈国精英忧心忡忡。阿尔曼告诉我，2016年前后随着油价下降，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一小场经济危机，货币小幅贬值，虽远未如俄罗斯那样夸张，但人们的生活多少受到了影响。
弱小的反对派和高度控制的选举政治是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特色，也是许多年轻人对他颇有意见之处。19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哈萨克政治曾经一度火热，涌出大批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对者，与之相伴的是各种冲突乃至谋杀。这一波反对力量在1999年前后被压制下去。
压制反对派带来了政局稳定，但也留下了精英群体中的不满情绪，裙带关系也暗藏着利益输送的暗流。在纳扎尔巴耶夫宣告辞职后，很多人抱怨网络控制加强，反对阿斯塔纳改名“努尔苏丹”的民众也和警方爆发了冲突。强人政治能够稳定政治，但后强人时代，如何发展出良性的政治循环，就成了全新的问题。
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危机，让哈萨克人整体多了一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焦虑感。“这是俄罗斯第一次用武力回收苏联时代的领土。大家看到新闻都觉得有些害怕。”阿尔曼告诉我。他认为，克里米亚危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哈萨克斯坦政府更加强调哈语普及，推广哈萨克文拉丁化。“哈萨克人俄语太好”从优势变成了某种棘手因素。“阿拉木图郊区的很多老哈萨克工人习惯收看俄语新闻，很多人相信普京的宣传，觉得俄罗斯一切都很好”。与之类似的是哈萨克人对地缘政治局势的整体紧张。纳扎尔巴耶夫在辞职演说中不忘强调希望国民人人掌握“三种语言”——哈语、俄语、英语，也是想强调提升国民英文能力，以维持国家在各方之间游走平衡的柔韧性。
宗教保守问题则是另一个近年来逐渐浮出水面的议题。随着经济发展，南部地区的很多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在阿拉木图这样的大城市周边形成了许多小居民区，这些地方往往宗教氛围较为浓郁，和城市中产阶级形成隔膜。阿卡诺夫提醒我，如果开车从阿拉木图一路向西，向南，到达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几个省份，就会发现那里说俄语的情景大幅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哈萨克语，人们在宗风俗教上也偏向保守。而在阿斯塔纳伊希姆河边的一间小酒吧里，阿尔曼和我喝着哈萨克本地的啤酒，讨论酒精在电视上出现的频率。他说在过去政客公开饮酒是一种政治宣传，但今天这样的现象因为保守思潮的兴起而少了很多。
“纳扎尔巴耶夫退下了，我很兴奋，但我也很害怕，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天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了。老天，奇怪的感觉。”我在社交媒体上询问阿尔曼对纳扎尔巴耶夫辞职的感受，他发来这样一串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