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连续的对华“问题外交”，不但没有起到在具体问题上获得回应的回应，反而有可能让中国怀疑莫迪政府企图在根本上调整对中印关系性质的认知。
这些年，印度对华外交出现“四不”姿态——不关心中印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不担心印度的进攻性姿态会招致中方的报复；不在乎双边关系的对等性质；不纠缠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策略首先是因为印度和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缺乏与中国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的信心，与此同时，印度对两国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势却抱有较强信心。具体而言，是因为印度对当前中印关系和未来发展趋势存在如下心理预判：
⒈目前中印关系的实力对比对印度不利，现阶段寻求在对华关系的所有领域都取得突破并不现实。
尽管印度在2015年经济增长率历史性地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规模经济体，然而，印度的经济规模到目前为止只达到了中国的五分之一。双方并不在一个量级上，在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差距实际上更加悬殊。这种情况下，印度想通过凭借综合实力的博弈在所有领域都从中国方面获得令印度满意的承诺甚至让步是不可能的。
⒉印度和中国在彼此的对外战略中排序并不相同，中国投入资源的决心和意志弱于印度。
中国现阶段整体实力明显占优，但是，印度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对象，中国不愿意在印度乃至整个南亚方向上投入过大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节约成本是中国在确定对印政策时的重要参数。这意味着中国除非绝对必要，或者无路可退，不会动用能够压倒印度的各种资源寻求和印度的全面对抗。
原因在于即使中国消耗大量资源全面遏制印度，也无法让自己的国际环境彻底好转，充其量只能在西南方面获得暂时的稳定。这使得中国虽然在整体实力上占优，在实力的投入量上却未必强于印度。
而反观印度，中国则是印度现阶段实现崛起的最重要外部风险，能够“解决”和中国之间的问题，意味着印度的国际环境空间改善，因此，更期待结果的印度在对华外交问题上投入更大资源使用量的决心显然大于更强调成本的中国。
⒊当前国际环境对印度更加有利，即使挑衅中国，也不会遭致中国的强力反制，机会主义策略的风险较低。
印度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均优于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印度不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挑战者，和主导国家的关系远比中国更具确定性。与此同时，印度在南亚区域的地缘优势非常明显，其主导地位基本没有受到挑战。印度既能成为全球体系主导国家的合作伙伴，又可以保持自己所在地区的主导国家地位，这是中国目前无法实现的。
印度可以确信，其挑战中国的行为会受到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鼓励至少是默许。而中国的反制行为则将被国际主导国家定性为地区霸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还顾忌美国的反应，印度就可以假定中国不会因为印度连续的挑战行为对印度进行反制，最多是不给予印度积极回应罢了。印度并不会因此付出额外代价。
⒋对未来两国实力消长走势进行横向比较时更加乐观，相信时间在印度一方。
相对于曼•辛格时期，莫迪时期的印度对自身发展的前景要乐观得多。2015年印度增长率超过中国，极大鼓舞了印度政府，使得莫迪不但有自信和中国展开长期博弈，在近期外交目标设定时胃口也越来越大。辛格政府时期尽管印度也经常性地对中国提出要求，然而对维持基本状态的稳定还是有意愿的。而莫迪更愿意凭借其不断增加的实力对中印关系若干敏感问题的边界发起更多试探。
论及对未来实力对比的心理预期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Fravel曾建立了经典理论框架：在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一国在其相对实力衰落的自我认知期间，更倾向于通过激进的对外行为改变现状，其原因在于该国对将来能否形成以于己有利的解决冲突方案存在悲观预期和焦虑心态，急于在对方压倒性优势形成之前通过预防性战略最大程度避免日后可能的利益损失；反之，当一国认为自己与邻国相对实力呈增强态势，预判未来“议价能力”上升，则其打破现状，特别是使用武力的意愿会明显下降。Fravel曾将当年中印边境冲突作为重要分析案例阐释其论点。莫迪政府的乐观心态，并不足以令其认为印度在未来会对中国形成压倒优势，但确实刺激了其与中国展开博弈的自信心，助长了其短期投机行为，不是通过预防战略一次性改变现状，而是通过软磨硬泡的蚕食策略谋求局部进展。
尽管莫迪政府基于上述假定制定了对华策略，然而从客观角度衡量，印度对华“问题外交”的成果却是非常有限的。
在国际事务层面，印度2016年先后在马苏德列名问题和核供应国集团资格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要求，态度不可谓不强硬，姿态不可谓不鲜明，然而，表面上印度的主动和强势却无法掩盖双方在国际地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印度的两项要求，中国或者拥有否决权，或者有能力将其搁置。不但如此，凭借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核大国这两个身份，中国可以在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需要做出专门回应的情况下，阻挠印度的要求。
马苏德问题和核供应国集团地位问题上印度的希望与失望，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印度作为新兴力量向作为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和国际秩序的主要承载者之一的中国发起挑战并遭遇失败的过程。
在地区事务层面，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的争议，并没有得到中国的正面回应。虽然中国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始终怀有期待，但是中国显然没有接受印度的逻辑，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是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的障碍。
在国际法和外交立场层面，中国的主张是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由印巴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影响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所持立场的依据是1950年的联合国安理会第80号决议，该决议实质上确认印巴在克什米尔各自军事控制区内的管辖以及军事分界线的存在。
当然，中方的依据是不可能被印度所接受的。然而，让印度非常无奈的是，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2344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印度宣称这一决议并不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旗舰项目拥有了国际合法性，但无论如何，印度无法说服也无法通过符合国际规则的手段迟滞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
在双边事务层面，印度一年来在双边层面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和在地区与国际层面提出的“问题”有所不同，后两者更着眼于争取中国的妥协，而前者更类似于在期望不能满足后采取的报复手段。
然而，不论是排灯节之后印度对中国商品的抵制，还是纵容十四世达赖的分裂活动，印度反制对中国的实际危害都是非常有限的。排灯节的抵制中国商品行动不但涉及商品的价值对中国而言微不足道，而且受到更大伤害的实际上是印度的进口商。
在十四世达赖的活动问题上，印度政策的效果充其量是让中国感到难堪，而不是给中国造成实际伤害。印度的行动无法让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出现争议——特朗普用一通电话制造出的争议，是莫迪政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不仅如此，也无法让西藏自治区乃至四省藏区的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印度所能作的，只是在彰显对藏南区域的实际控制而已。这种实际控制无论如何中国都是不会承认的。
至于洞朗问题，虽然相当多的印度媒体将莫迪政府的冒险行动描述为针对中国的巨大外交和军事胜利，但是，洞朗对峙的结束显然有金砖集团会议的特殊背景，并且双方在现地的态势依然是不确定的，随时可能发生逆转。
综上所述，莫迪政府姿态上非常积极、表达上非常强硬的对华“问题外交”不但没有起到让印度在整体上和中国实现大国对等外交的目的，在具体问题上也难以收获实际的效益。莫迪政府屡屡触碰双方外交默契的试探，让中国对莫迪政府的外交理念和外交路线更加不信任，更加不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和印度的谅解。中印两国经过2016年的数轮“问题”折冲后，双边关系不是更加接近，而是更加疏远，在具体的外交议程上，双方的立场不是渐趋协调，而是距离更加拉大
造成印度对华外交效果不能如愿的原因，除了两国实力不对等，印度尚不具备全面挑战中国的实力之外，也和两国在与对方接触时奉行的外交策略并不在同一轨道上有关。印度处于自身的想定更愿意通过具体的“问题外交”入手，去测试中国对印度整体上的定位。而中国更愿意强调与印度关系的整体框架。和印度相反，出于实力占优一方的中国，越强调整体性，越可能避免双方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冲突，越有利于中国以较少的投入维持和喜马拉雅南麓最强大邻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传统也倾向于从整体状态上对与主要外交对象的关系进行定性，而不是就具体问题的是非曲直和利益交换可能性做出研判。基于中国的外交传统，莫迪政府连续的对华“问题外交”，不但没有起到在具体问题上获得回应的回应，反而有可能让中国怀疑莫迪政府企图在根本上调整对中印关系性质的认知。双方对“问题外交”这一手段的阅读方式是存在巨大差别的，这种对外交思维和外交策略的性质认识分歧对双边关系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远远大于在具体问题上的矛盾。
客观地说，中印两国在同对方交往时，对对方意图的猜测在很多情况下对各自决策的影响，有可能大于对具体政策效果的判断和计量。中印两国围绕着“一带一路”产生的争议，是这种意图猜测重于效果评估的思维方式的典型案例。我们下篇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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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亚太》2017年06期的论文《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澎湃”经授权刊用。为方便阅读，略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