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强硬，提出的“问题”更多，在以解决上述“问题”作为保持中印关系基本稳定的条件方面表达得更加明显。
印度政界和媒体一向高度关注印中关系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始终把这些问题的进展作为衡量与中国关系发展水平的标准。早在2014年5月莫迪刚刚赢得大选之后，中国总理李克强致电莫迪表示祝贺，通话中，莫迪明确表示了他愿意“与中国领导人紧密合作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outstanding issues in bilateral relations）。对于印度来说，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首先意味着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得到处理。这一策略和中国的外交习惯不同，印度并不特别看重对双边关系整体状况的概括，而是更关注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
2015年莫迪访华期间，曾经要求中国领导人“重新思考”在“将导致双边关系的全部潜力无法发挥的一些问题”上的态度，说白了是要将双边关系中印方认为的重要问题的解决和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挂钩。来自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希望双边关系的全部潜力都能发挥的话，我们必须应对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这样做，双边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他（莫迪）以一种彬彬有礼但坚定的态度提出了这些重要问题”。
但让印度感到失望的是，莫迪寻求以一次访问在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的策略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果。根据印度政治分析师布拉玛•切兰尼（Brahma Chellaney）的评论，中方领导人没有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做出妥协，莫迪的这些要求遭到了“忽视”。尽管印度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的言论并不能被用来作为阐释印度外交政策的权威证据和衡量印度外交成果的主要指标，然而，莫迪访华期间与中方发表的41点联合声明中并没有体现出此前印度媒体和外交人士所希望的重大突破，在边界问题上双方的措词和以往的类似文件基本相同，与印方在访问前和访问期间释放的信号存在明显差别。
莫迪访华回国后，并没有调整以双边关系印方所关注的问题的进展作为衡量中印关系发展水平的心态，只是由寻求一次性整体解决调整为每次提出一个问题，不断向中国表达立场和要求。进入2016年，印度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对华连续采取外交动作，印度对华关系以问题为导向的姿态更加明显，“问题外交”的力度和密集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
马苏德•阿兹哈尔（Maulana Masood Azhar）是巴基斯坦极端组织“穆罕默德军”领袖，该组织涉嫌在2016年1月策划了针对印度伯坦果德空军基地的枪击事件。印度政府随即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对马苏德采取措施，并且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制裁名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印度的这一要求进行了多轮技术性搁置。直至2017年初，这一问题仍未取得突破。2017年春季，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安理会再次提出马苏德列入制裁名单的要求，仍被中国以同样手法搁置。
印度对中国的搁置多次表示强烈不满，批评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的南亚政策不平衡不中立的表现。曾有印度前资深外交官对中国学者明确强调，印度认为马苏德问题是衡量中印关系是否稳定的关键参数。中国方面则强调，马苏德问题首先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问题，印度需要和巴基斯坦就此问题展开磋商。
中国的态度在印度朝野均引发了反弹，2016年印度排灯节期间发生的抵制中国灯具风波就是印度对马苏德问题做出的商业反应。不过，由于中国对印度用于排灯节的灯具出口早已交货，印度对中国灯具的抵制并不能在实际上影响到2016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充其量只能降低2017年两国在这一领域的贸易成果预期罢了。
2、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
马苏德问题仍然处在僵局当中，印度和中国又在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上爆发了外交争议。
2016年6月，印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要求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核供应国集团年会上，中国拒绝了印度的要求，理由是：一、集团议程上迄未涉及具体“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加入的议题，这次年会的议程也没有这样的议题；二、集团关于接纳新成员有明确的规定，涉及五条标准，既涉及技术，也涉及政治、法律问题。最主要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就是申请国必须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这是一个“硬杠杠”，不是中国定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而印度迄今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除了中国方面明确澄清的原因以外，就当前国际秩序下的中印关系而言，可能还存在第三个原因，即印度方面在年会前高调宣称，印度的平等成员资格已经得到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试图以此形成对中国的外交压力，迫使中国在所谓国际社会多数意见面前做出妥协。
而这一策略实际上很可能适得其反。原因和多年来印度以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已经赞同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由要求中国表态支持而始终未果的原因是类似的，从中国在中印博弈中的策略角度而言，印度越是以所谓其他大国都已经赞同只有中国反对为由向中国施压，中国接受印度要求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对印度做出积极回应，根本不可能得到印方的善意回馈，反而会被印度理解为是中国不得不承认现实，并将中国的妥协当作自己的外交胜利。
3、克什米尔和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在中印围绕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发生争执后将近1个月，印度驻印控克什米尔安全部队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杀死了“圣战者党”（Hizbul Mujahideen）的领导人之一布尔罕•瓦尼（Burhan Wani）。印控克什米尔随即爆发大规模骚乱，印度宣布在克什米尔进行宵禁。9月18日，印度在克什米尔的驻军营地遇袭，17名士兵被打死。印度指控巴基斯坦资助甚至策划了这一袭击事件，印巴军事关系骤然紧张。印度誓言进行报复并越境对巴控克什米尔区域内目标进行了空袭。之后，印度凭借自身的地缘优势的，对巴基斯坦进行外交封杀，直接导致原定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南盟峰会流产。
很快，印巴分歧的溢出效应体现在了中印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上。印度公开对中巴经济走廊表示不满，不但指责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印度的主权，而且抨击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和支持是在资助恐怖主义。
印度不仅在媒体上大肆散播类似言论，而且还在双边的一轨和二轨交流中反复强烈表达印度的这一立场，并将这一立场和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相挂钩。2017年5月中国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而印度此前数月便以中巴经济走廊为理由公开表示拒绝参加。
4、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和藏南问题
严格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藏南问题并不属于印度莫迪政府向中国提出的“外交问题”，而是新德里在中印关系出现波折时经常采取的报复手段。2016年，印度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藏南问题上屡屡打破两国之间维持多年的惯例。印度怂恿美国驻印度大使前往藏南，总统公开会见十四世达赖喇嘛。2017年4月，印度还高调允许十四世达赖喇嘛前往藏南。
印度在涉华问题上打西藏牌，打达赖集团牌并不罕见，此前的国大党辛格政府时期，新德里也一向将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活动作为和中国进行博弈的工具之一。但是，莫迪上台伊始，在十四世达赖喇嘛问题上的攻击性和挑衅性便明显强于辛格时期，显示出莫迪政府在这一方面更强的信心和更明显的企图。
5、洞郎事件与中印边界问题
2017年5月，中国施工人员开始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靠近中印不丹三国交界的洞朗地区进行边境公路建设，并通过中印边境会晤机制向印度进行了通报。6月18日，印度边防人员三百余名携带两台工程机械、数十只枪支越境进入中国领土，阻挠中国施工人员作业，酿成了洞朗事件。至2017年8月28日金砖集团厦门峰会召开前，双方对峙人员脱离接触。但两国官方和媒体对脱离接触的条件、过程存在不同解读，双方武装人员在对峙结束后仍在边境附近驻扎。
综合而言，2016年以来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强硬，提出的“问题”更多，在以解决上述“问题”作为保持中印关系基本稳定的条件方面表达得更加明显。其对华外交呈现出“四不”的特点：
其一，不关心中印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不但如此，还动辄以中方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将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整体态势为由试图对中方施压。
其二，不担心印度的进攻性姿态会招致中方的报复，连续对中方采用压迫式的外交语言。
其三，不在乎双边关系的对等性质，不考虑中方如果遵循同样的“问题外交”思维，也能够提出相应的问题，要求印度做出澄清或者承诺。
其四，不纠缠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灵活调整“发力点”，印度对中国提出了多项要求，中方基本上没有给予正面回应，但印度往往并不在具体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升级的动作，而是在试探出中国的反应力度后，迅速调整方向，选择新的“问题”对中国展开外交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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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亚太》2017年06期的论文《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澎湃”经授权刊用。为方便阅读，略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