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源赖朝：武家政治的开创者》，是京都大学教授元木泰雄于2019年在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源頼朝：武家政治の創始者》一书的中文版。该书
今年四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源赖朝：武家政治的开创者》，是京都大学教授元木泰雄于2019年在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源頼朝：武家政治の創始者》一书的中文版。该书在日本出版的背景，是日本各大出版社为配合NHK大河剧《镰仓殿的13人》的开播预热，同时期还有川合康《源赖朝》（密涅瓦书房，2021）、吴座勇一《赖朝与义时》（讲谈社，2021）、上杉和彦《源赖朝与镰仓幕府》（吉川弘文馆，2022）、关幸彦《镰仓殿诞生：源赖朝》（山川出版社，2022）、近藤成一《执权北条义时》（三笠书房，2022）、岩田慎平《北条义时》（中央公论新社，2021）、冈田清一《北条义时》（密涅瓦书房，2021）等多部同题材著作出版。本书的写作时间与中译时间比较接近，是代表日本学术界当前关于源赖朝研究前沿水平的佳作。鉴于国内关于镰仓幕府政治史的著作仍比较缺乏，此前引进的仅有讲谈社日本史系列的山本幸司《源赖朝与幕府初创》（文汇出版社，2021）一部，本书的引进可以说仍具有一定开创意义。
《镰仓殿的13人》的剧照
元木泰雄是治日本中世政治史的知名学者，在《源赖朝》之前，曾出版《院政期政治史研究》《武士的成立》《源满仲·赖光》《从日记解读日本中世史》（编著）、《保元·平治之乱与平氏的荣华》（编著）等多部著作，是院政期政治史、初期武士社会史、镰仓幕府初期政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所涉及的源赖朝生平及治承·寿永之乱（1180-1185）的过程，可以说是元木泰雄长期以来深耕的研究领域。《源赖朝》采取的是偏传记式的写作方式，通过对源赖朝生平的叙述，以朴实的语言将治承·寿永之乱前后复杂的政治过程展现出来。并且，本书中也提及和引用了川合康、高桥昌明等该领域其他代表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对初涉该领域并试图进一步探索的读者来说的确是一部极好的入门书。
院政至镰仓初期政治史是日本历史学的传统领域，具有极其丰富的学术积累。特别是在二战后的日本学术传统当中，该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形态论的主要探讨对象之一。战后左翼史学的旗帜性人物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1946）将古代到中世的过渡阶段视作新兴的、先进的在地领主阶级打倒腐朽的贵族政权和庄园制的过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镰仓幕府视作由古代到中世过渡的新兴政权。石母田正及其领主制论奠定了战后史学长期的基调，也使得镰仓幕府与源赖朝成为战后中世史学长期以来叙述和探讨的中心，成为代表日本向武家政权、武士社会过渡的先驱。
在石母田正以后，中世政治史研究出现了两种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佐藤进一的东国国家论，该理论将中世国家视作王朝国家（公家贵族政权）与东国国家（武家政权）并存的形态，强调镰仓幕府作为关东政权的割据性，把镰仓幕府与公家政权的关系看成是国与国的外交关系；第二种理论是黑田俊雄于1963年提出的权门体制论（权门即“有权势的门阀势家”）。这一理论将中世国家看成一元王权之下公家、武家、寺社势力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复合形态，把镰仓幕府看成是组成中世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承担军事、警察职权的军事权门。此后，上横手雅敬又提出镰仓幕府具有“超权门”的特性。在权门体制论的框架下，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是“朝廷的侍大将”（川合康《源赖朝》一书即以《玉叶》所记载的源赖朝自称“朝之大将军”为副标题），公家政权与武家政权对立、克服的叙述模式被公武协调、互补的视角取代，中世政治史研究由此被根本改写。元木泰雄的研究即承接权门体制论的谱系，是对黑田理论发展深化之后的产物。
元木泰雄在其代表作《院政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及其问题意识之一就是认为当时的研究对武士的评价过高而对贵族社会缺乏关注，因而从摄关家、院权力开始对中世政治史的探讨。元木在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是“复合权门”，其二是“京武者”。关于前者，元木将摄关家和院权力看成是内部包含了武装力量、宗教势力的复合权门，譬如院权力是掌控诸多近臣、御愿寺、北面武士的复合权门，摄关家也与此类似。在保元·平治之乱中，摄关家作为复合权门的性质瓦解，此后平氏政权又逐渐崛起成为一个新的复合权门。作为复合权门的平氏政权与其他各权门及武士团的矛盾激化，导致了治承·寿永之乱的爆发。“京武者”论则是在其复合权门说的基础上生发出的关于武士社会和武士形成史的学说，认为中世初期武士社会的核心是以畿内小领地为基础，在京都活动的源平两氏军事贵族，他们缺乏广泛的武士团联合，因而依存于上级庄园领主（摄关家、院权力等），一方面以武力侍奉庄园领主，是庄园领主家产机构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依托贵族庄园领主的庇护扩张其势力，吸收从属势力。与摄关家结合的河内源氏，及与白河、鸟羽院结合的伊势平氏就是这样的京武者的代表。“京武者”论与高桥昌明的职能武士论（即将武士的本质视作家传武艺的世袭军事力量，否定武士与在地领主阶级的直接联系）实际上都将武士形成的舞台从镰仓幕府创立之处的关东转移到贵族社会的核心区域京都，使得武士及武家权力的形成过程更多地在与公家贵族社会的联系之中考察，这可以说是武士社会研究的“京都转向”。可以看到，元木泰雄在《源赖朝》一书中实际上也采用了这样的研究视角。
《源赖朝》一书延续了《院政期政治史研究》及《武士的成立》的研究视角，他在本书后记中指出，“在武士政权成立史方面，绝大多数学者支持旧观点，强调贵族和武士的对立”，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扭曲现象”。元木一反传统历史叙述强调源赖朝之父源义朝在坂东的活动对赖朝起兵的重要性，强调源义朝在坂东的活动“受到了摄关家的支援”，及在被废除嫡子之位后“向鸟羽院靠近”。至于后来成为初代幕府执权的北条时政，元木泰雄则强调其与伊豆知行国主、“京武者”源赖政的关系。三浦氏一族出身，成为所谓“镰仓殿的13人”之一的三浦义澄，在本书出场时，元木着重介绍他作为后白河院知行国在厅官人，且曾上京参与京都大番役的身份。在源赖朝的成功方面，本书也强调了他童年、少年时的京都经历起到的作用，在还未上京之前，源赖朝已经展开了与后白河院的交涉，在镰仓军入京后则派出京都的下级官人中原亲能、在京都有活动经验的土肥实平展开和朝廷的交涉。元木还指出，源赖朝是利用了后白河的权威才在内乱中取胜，得以构筑权力。可以说，源赖朝以叛军起家，逐步攫取了唯一“官军”的身份，在与朝廷的关系中扮演了“朝大将军”的角色。这是元木泰雄所极力强调的观点，也是当前日本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认知。
但另一方面，源赖朝又是“京武者”旧秩序的颠覆者。在11世纪传统的“京武者”社会中，以包括美浓源氏、近江源氏、越后平氏在内的“源平两氏”为首的武士集团共同成为中世国家及诸权门的武装力量，即便在治承三年（1179）政变后平氏权力如日中天的时期，平清盛及其郎从也并非唯一“官军”。但正如本书所示，在源义经与源赖朝走向决定性破裂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源义经与后白河院联合，成为朝廷指挥下单独官军的行为。源赖朝此后更是通过奥州合战这一政治意味远大于军事意义的战役，确定了其为支持后白河的唯一官军的地位。元木在第九章中指出，成为唯一官军的镰仓幕府使得“院、摄关家、平氏等诸权门各自拥兵相互斗争的内乱迎来了结束”。但实际上，“京武者”共同侍奉院权力等中央权门势家的秩序并不会轻易地因源赖朝的努力而结束，承久之乱（1221）时大量武士投效到后鸟羽院麾下，被院权力组织起来与镰仓幕府对抗，事实上就是院政时期以来“京武者”侍奉院权力状况的延续。“京武者”的秩序真正瓦解，“御家人”的秩序成为主导，还要等到镰仓幕府推倒后鸟羽政权，在京都设立六波罗探题为派出机构以后。镰仓幕府成为唯一官军的过程是逐步实现的，而不是源赖朝时期一蹴而就的。
本书作为一部代表当前镰仓幕府初期政治史前沿研究水平的小书，虽然其中涉及的个别史实、观点对于日本读者已经不陌生，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接触较少的领域。好在元木泰雄以其耐心和细致的笔触，事无巨细地勾勒出治承·寿永之乱前后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各个面相。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翻译上的原因，本书的诸多精彩之处没能很好地呈现出来。本书的翻译出现了较多的错误，有些错误看起来是十分幼稚的，譬如“比企尼让自己的养子能员跟随赖朝，她的女儿与赖朝生下了二代将军赖家”“比企尼成为赖朝心腹安达盛长的妻子”，但实际上比企尼是源赖朝的乳母，生下源赖家的是北条政子，安达盛长的妻子是比企尼的长女。这样的翻译着实令读者感到尴尬。较多的翻译错误令这部译作的价值有所损伤，起到了减分的作用，这实在是令人十分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