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故事︱一位老人的跨国“迁徙史”

澎湃新闻 02-03 14:51
王保苏了解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而且磨丁也会被包含在其中。他相信,有中国的帮助,铁路会顺利建好,中国政府不会让老挝吃亏,也不会让他们吃亏。

中老边境老挝一侧的磨丁村,在一个小旅馆里,王保苏每天都来和我们碰面,带我们到村里四处走访,充当翻译。在他时不时说起的自己的过往中,我们揭开了此次田野调查的主题:边界如何存在?

老挝磨丁村一角 朱凌飞摄

因盐而迁徙
王保苏的父母辈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因为盐,他们在中老边界扎了根。
上世纪20年代,他的外公随着驮盐巴的马帮,从今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一路朝西南迁徙,经山间马帮小道跨过边界,最终在老挝南塔县的磨别村落脚,王保苏的母亲就在这里出生。十几年后,王保苏的父亲也跟着马帮从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迁徙到了磨别,以煮盐为生。
1949年,王保苏的父母成婚。在他出生后,全家从磨别村搬到了因产盐而日益兴盛的磨丁村。现在的磨丁村已经有244户,1075人,分属泰族、老族、苗族等多个族群。而村里老人说,这里原来只有18户人家,2户是当地泰族,1户是外来的汉族和当地泰族的联姻户,其他15户汉族人家都是奔着这里的盐从中国搬来的。那时,各家多以煮盐为生,有的人家煮得多,有的人家煮得少,你争我夺。在当地泰语中,盐为“磨”,这里就被称为“磨争”,后来才改为“磨丁”。王保苏的父母将自产的盐巴背到与磨丁紧邻的中国磨憨村,与当地人和来自各地的马帮互市,换来粮食、铁器、衣料等日常用品。在王保苏3岁时,父亲离世,迫于生计,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和妹妹回磨憨投靠亲戚,不久后改嫁给磨憨的一位哈尼族村民。王保苏就在磨憨长大。磨憨也产盐,当地人又用鹅作为牺牲献祭鬼神,傣语中,鹅为“憨”,“磨憨”的地名由此而来。在笔者调研时,“憨”已被解释为“富饶”之意。旧时的磨憨村就建在山上的盐井区,与磨丁村仅一山之隔,鸡犬相闻。所以王保苏一家虽然跨过了国境线,但在他们看来,只是从一个村子搬到了另一个村子,还是一样煮盐,一样种水稻、玉米、黄豆和甘蔗。况且自家的田地还在磨丁,还要不时回去照料,与磨丁的亲戚邻里也仍然常来常往,互通有无。边界两边寨子里的人们对这样过境互市、耕牧、通婚的现象早已习以为常。
王保苏早期的家庭故事就因煮盐卖盐而生。
在王保苏的故事中,他对出生前以及幼年时期家庭生活的追溯实际上大多来源于集体记忆,或者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所称的“历史记忆”。这种并非个人切身经历的历史记忆,以一种“知识”和“惯习”的形式被个体所习得,进而内化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形成认同的心理基础。两国边民之间多样的互动,不仅满足了物质需求,而且达成了社会联结,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跨越边界的群体情感和身份认同。
对于王保苏及其父辈而言,在这段历史中,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生活在老挝的中国人,而只是生活在磨丁村的双柏县人或景东县人而已。
“村里人好呀!”
1949年,镇越县(今勐腊县)人民政府成立,磨憨正式归入尚勇乡辖属。1956年,当地开始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磨憨寨子从岭谷相间的盐井区整体搬迁到山下的平坝上,原来的磨憨人与当地的傣族乡民混居在一起,建成了一个新磨憨。尚勇乡在磨憨盐井原址建起了国营盐厂,并抽调制盐技术熟练的村民到盐厂当工人。
王保苏一家在新村子里分到了田地,种稻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
“我母亲作为妇女代表去分田地,她扛着红旗,个子又高,相当有气势啊。”王保苏回忆当时的情景,言语中流露着自豪。他母亲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还担任了村里的妇女委员。他们一家作为外来者,分得土地就意味着能够在村里真正扎下根来。王保苏记得很清楚,那时每家还要上交45元的“生产垫本”费,但他们对土改运动是心存感激的。
从1958年开始,全国都投入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磨憨村属于和平土改后的山区,不办公社。当时中央有规定:“边沿线不动员入社,合作社不办食堂,允许社员保留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即便如此,王保苏一家的生活也很艰难,他和妹妹年幼,继父又抽大烟,干不了重体力活。1965年8月,继父病重去世,一时间家里窘迫难当。“当时正是收稻子的季节,稻子金黄黄的,熟透在田里也没人割,母亲要照顾残疾的妹妹,我当时还小,抬也抬不动。全村人都来帮我家割稻子了,村里人好呀!”
虽然磨憨当时还没有成立合作社,但已经有了“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这种“一人有难众人帮”的集体主义精神,让村民凝聚起了对村集体、对国家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磨憨村汉、傣群众之间的界线。
一年后,王保苏的母亲改嫁同村的一位村民。“我的第三个爸爸是国企职工啊,当时他的收入算是不错的,他把我家的房子也重新修了,还在房子外面建了篱笆,当时有篱笆算是可以的啦”。王保苏说到这里,言语间有小小的得意。他的第三位父亲作为国营农场职工,是“国家的人”,这使王保苏一家与“国家”的关系更近了一层。
1966年,“文革”爆发,从小受身为妇女委员的母亲的影响,王保苏“政治觉悟很高”,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长,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村民。“干了那么多错事,村里人都不喜欢我哩,找对象也不好找。”到了27岁,王保苏还是单身。一直住在老挝磨丁的舅舅劝他过去碰碰运气,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王保苏时常与同伴们穿过国境线与恋人约会,“我们磨憨的小伙子到老挝去讨媳妇,到了边防,就跟那些兵说:‘哎,我们去老挝找媳妇啊!’那些兵就不在意地招招手:‘去去去’,我们又说:‘晚上还回来的啊。’他们又招招手:‘好好好’。”忆起这段过往,王保苏很是轻松愉快。
当时中国援助老挝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两国边民之间的日常往来、互市、通婚也一如既往。王保苏的婚事也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是促进中老友谊的好事”。
1977年末,王保苏结婚了。妻子一家是磨丁泰族,根据习俗,王保苏婚后要去妻子家居住2年才能回到磨憨。这本也是边民生活的常例。
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州的磨憨是中国老挝的边境口岸

“我再也回不去了!”
王保苏再次踏上磨憨村的土地,已是8年后。“我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我再也回不去了”。走在磨丁这个他度过了后半生的村子里,他与笔者谈起他时隔8年才再次见到母亲,也才得知自己的中国户籍已被注销。他一脸落寞,沉默许久,眼里含满泪水。
他新婚后,到老挝的妻子家住下,帮着种田、煮盐,时不时还带些盐块回磨憨换取日常用品,顺带看望父母。两年将满,王保苏正打算带妻子回磨憨居住,却已经回不去了。
1979年末,中老关系一度恶化,中老两国边民的正常往来中断。此后的8年间,不论是母亲病重还是继父去世,王保苏都没有机会再回到磨憨。
1978年10月12日,王保苏的大儿子在磨憨出生,“老大是在老挝国庆的时候生的呢!”这种巧合后来被王保苏看成是一种宿命。1980年初,王保苏被送到了离磨丁村很远的南塔锯木厂工作,这实际上有让他远离边境线之意。而一起工作的老挝同事也有意疏远和排挤他,“人家不信任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啊,也不允许我们聚在一起,处处防着你。”在这里,王保苏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反而前所未有地强烈,即使数年后他获得了老挝人的身份证,这种意识也没有淡化。直到现在,他还是有意无意间说到“我们中国人”。
一年以后,王保苏将妻儿接到南塔生活。直到1987年中老关系有所缓和,在他再三申请和保证之下,才被调回磨丁盐厂。
1982年6月,勐腊县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磨憨村也将田地和各种生产资料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王保苏的母亲相信儿子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极力向村里要求,为他争取到1头牛和6亩地,全家共有了4头牛和将近30亩田地。当时,王保苏父母年事已高,就将田地借给刚从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迁徙到磨憨的段某耕种。段某与两位老人一起生活,实际上成了老人的干儿子,担负起照料老人的责任,1986年为王保苏的父亲送终。
王保苏调回磨丁盐厂后,磨憨已近在咫尺,但他因为老挝国企职工的身份不能回磨憨。那是,家里已经有了5个孩子,盐厂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家用,下班后他还要回家帮妻子种地、养猪,有时到山上打猎,给家人打牙祭。在这个时候,一山之隔的磨憨村已经包产到户,村民们解决了温饱,生产劳动的热情高涨,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对于回不去的王保苏而言,从中国传来的这些消息总让他感到失落。但不管生活如何艰辛,他也最终安定下来。而且背靠磨憨,让他的心里也更踏实一些。
在磨丁住下不久,王保苏未满周岁的小儿子高烧不退,村医建议他赶快将儿子送到中国尚勇乡的卫生院。情急之下,他向盐厂领导苦苦哀求,“人命关天啊,我们厂长懂一点医,也说要灵活处理,就这样把我放走的。”
于是,1987年,王保苏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匆匆见了母亲一面。看到母亲身体尚可,他深感安慰。但此时,他才得知由于长期滞留老挝,他在中国的户籍已被注销。
随着中老关系进一步缓和,边民在磨丁与磨憨之间的往返已经相对自由,而且交通越来越便捷。王保苏也可以随时回磨憨探望母亲,或者把母亲接到磨丁住几天。1990年母亲去世时,他回到磨憨为母亲送终尽孝。此后,王保苏对磨憨的牵挂越来越少,他开始安心地、努力地在磨丁生活下去。
对于四处迁徙、颠沛流离的王保苏来说,在磨憨分到土地、融入集体、进入体制并得到认可,这给他带来了一种让人心安的保障和归属感。
对他而言,滞留老挝,虽是“去国”,但实际并非“离乡”,这反而使他“中国人”的情愫进一步强化和凸显了。他对不得已丢掉了“中国人”的身份耿耿于怀。边界已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政治地理概念,其所导致的阻断和差异已经在人们的的社会文化心理上展现出来。
土地带来的纷争
1993年12月,中老磨憨—磨丁国际口岸正式开通,周边村寨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当地人最直观的感受是,“磨憨的土地变得越来越贵了”。王保苏因为土地又与磨憨关联在一起。
他的母亲曾为他争取到了1头牛和6亩水田,在他户籍被注销时,这些土地并没被收回去。“借”了王保苏家土地的段某却被登记在他家的户口下,在王保苏父亲、母亲去世时,段某操办了后事,并继承了他父母的房屋、存款和田地。在母亲去世前,王保苏心想,自己没法回去照料老人,有段某帮忙是一件好事,把地给他种,给他一些好处也是合理的。而随着磨憨的土地价格一路飙升,王保苏家的30亩田地和宅基地已然价值不菲,而这些都在段某名下,跟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这让王保苏深感不公并大为愤慨。“这是一大笔钱啊,你帮我照顾母亲,给你一些也是应该的,但是也要给我一点儿”。王保苏私下找过段某,并直接找到村委会和镇里的干部,但仍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在磨丁调查时,他也请求我们帮他咨询国内的律师,他甚至准备好了与段某打一场官司,进行跨国维权。实际上,作为老挝磨丁人的王保苏与中国磨憨之间似乎只剩下这一层经济关系了。
边境发展中的新生活
2000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老挝,两国确定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的全面合作关系。老挝政府决定借鉴中国经验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则加强对老挝的援助,其中即包括负责修建昆曼公路老挝境内以磨丁为起点、靠近中国的三分之一路段。
老挝政府于2003年在磨丁设立经济特区。为了建设黄金城项目,磨丁村于2005年被整体向南搬迁7公里,离磨憨更远了。磨丁村民对这次搬迁极为不满。搬迁后,王保苏没有了耕地,心里十分不安,于是花2000元向临近的磨别村民购买了4亩山地,种上了橡胶,又花2万余元在临近南塔省会的公路边给大儿子买了2亩地。王保苏说,“那两亩地离我们太远了,种不成,但是在路边上,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升值哩。”这2亩地算是王保苏的一个小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他对昆曼公路通车后,当地发展前景的热切期望。
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还有一定土地或有养殖特长的村民会将自种的蔬菜和自养的猪鸡供给黄金城的餐厅,获得了一定的收入。
2012年4月,云南海诚实业集团与老挝政府签订了磨丁经济专区开发补充协议,成立了“老挝磨丁经济专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推动在中国磨憨、老挝磨丁地区建设跨境合作区。
磨丁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大规模开发热潮,当地人已经义无反顾地投入这一潮流之中。
王保苏的二女婿岩光在2014年买了4辆大货车,还雇了两个磨丁年轻人帮他开车。目前岩光正与村中的车主们筹划成立一个“运输协会”,以争取在货源、运价、安全等方面形成联合。除了货运业务,2015年初,岩光还在南塔成立了一家旅游公司,以接待前往老挝和泰国自驾游的中国车辆为主。2016年,岩光又在磨丁开发区加油站背后建成一间洗车行,目标客户是自驾车出入老挝的中国游客,他从磨丁村雇佣了3个年轻人做洗车工。
王保苏大儿子在南塔省做缉毒警察,大儿媳是南塔师范学校的外语老师,都是“拿国家工资的人”;三女儿嫁给同村的泰族青年,除了种地之外,两口子也做点儿小生意或在磨憨、磨丁打些零工;四女儿在家种地,四女婿则跟着自家哥哥从事建筑业,在磨丁、磨憨两地盖房子,日子过得还不错;五儿子失业在家,他会说一些中文,王保苏想让他去中国勐腊把中文学好,以后回来做翻译或者做生意。王保苏自己就因为会说中文,又因为二女婿和中国企业的交往,他常常被聘去当翻译,这已经是他的一项“收入不赖”的副业。
实际上,王保苏已经由“儿女亲家”在磨丁为自己缔结了一张亲缘网络,并在各种经济活动中与磨丁人或外来者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此外,王保苏的后代们也已经在磨丁拓展出了自己新的生存空间,并以一种新的方式与中国发生着多层面的关系。
在笔者调查期间,传来了早已规划的泛亚铁路已经在中国境内(玉溪—磨憨铁路)动工的消息,磨丁也出现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模样的人,在村寨和周边田地里忙着勘察和测量。这让磨丁人议论纷纷,他们即将再次搬迁的猜测正慢慢成为现实,有人担忧,有人期望,有人踌躇满志。王保苏显得很平静,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而且磨丁也会被包含在其中。他相信,有中国的帮助,铁路会顺利建好,中国政府不会让老挝吃亏,也不会让他们吃亏。
王保苏告诉笔者:“我现在有吃有喝的,也就是希望能再改善下生活,希望铁路能快点修好,可以坐上火车去昆明。”
【附录】田野手记:我的田野报道人和他的家乡(朱凌飞)

曾经不知道多少次与磨丁或近在咫尺,或擦肩而过。但这里并未给我留下太多印象。直到我所做选题的前期田野调查的选点结束,我重点关注“通道与边界”的问题,这才带着硕士研究生段然和马巍在磨丁安营扎寨,展开田野调查。我与磨丁的缘分也正是从此时真正开始,也结识了磨丁村民王保苏,他是磨丁海城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给我们的翻译。
每次开始田野作业,都会期待,何时会“偶遇”我的田野报道人?这时就常想起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中所设想的“优秀”报道人的特质:报道人必须首先学会说明自己的文化,开始对其具有自我意识,并使自己的生活世界客体化;然后,他还要学会如何将之“呈现”给人类学家。王保苏会是一个具备如此特质的报道人吗?
介绍人与王保苏的女婿很熟,他直接将我们带到了王保苏家。王保苏对我们将委以他的“重任”欣然接受,表现出出乎我们意料的热情,后来才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介绍人“帮”我们许诺给他的每天100元人民币的报酬起了作用。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实际上,我们对初到磨丁就能找到一个和善、热情的翻译和向导而兴奋不已。
在往后的调查中,王保苏果然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每天按时到我们住的小旅馆“报到”,然后根据我们的要求带我们走村串户,充当翻译。村里人大多跟王保苏熟识,他不时停下来跟路人打招呼或闲聊几句,我们去到村民家中也大多会得到热情接待。王保苏说,他要做什么事情,村里人都会给面子的。我们问道:“他们为什么都会给你面子呢?”于是,在行走的路上,在吃饭的间隙,在等待的时间里,王保苏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谈起了他自己,他的家世、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以及他现在的生活。王保苏言谈中频频出现“中老国家关系”这样的字眼,我和小组成员心照不宣,王保苏的故事必定成为此次田野采集到的一个案例,我们此行研究的主题就是:边界如何存在?
在人类学中,个人生活史已被作为一个发展已久且建构优良的研究方法而运用,在磨丁的田野工作中,我们可以由此而去探讨个体的利害权衡、价值判断、情感体验与社会文化、国家政策、全球流动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从王保苏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对边界、国家、全球化等宏大的主题窥得一斑。在访谈中,王保苏多次提到:“磨丁原来是属于中国的,后来被清政府卖给法国人,才归了老挝。”寨子里的老人们也常常以此开头讲起磨丁的“历史”。实际上,磨丁原为中国领土,明清时期属“车里宣慰使司”(今西双版纳一带)辖地。
西双版纳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历为烟瘴之地,人皆视为畏途。1257年,忽必烈率兀良哈台远征交趾(今越南北部),道经车里,悉降其部,从此西双版纳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从元代至清代,虽然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了车里土司,行使主权,但其势力并未深入该地,当地傣族人依然按照原有的民间政治制度管理这一方土地。1353年澜沧王国(中国史书称“南掌”)独立,其北部与明王朝所属的车里土司辖地接界,但两者之间的辖地界线十分模糊,磨丁地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传统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1893年10月老挝沦为法国殖民地,殖民者带来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强调清晰的领土边界,将中老边界问题推上了历史舞台。1895年,在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中,十二版纳之勐乌、乌得及勐腊县南的磨丁、磨别、磨杏三盐井地被划归法属越南。1897年,中法双方签署《滇越界约》,中老边界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
其实,早在清代,磨憨、磨丁作为盐产区,其食盐生产和行销就已经在滇西南的食盐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大量人口被纳入到盐业中,随着盐的流动、盐业的兴衰而迁徙。再加上中国与老挝之间的边界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都是一种“潜隐”状态,滇西南地区贩盐马帮越过边境而进入老挝乃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事例也并不罕见。
在王保苏老人出生之前数十年,磨丁已成为老挝北部的边界聚落,隶属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南塔省(Louang Namtha)南塔县。但不管是从村寨的历史记忆还是地理空间来说,磨丁和与其紧密相连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村以及更为纵深的中国腹地形成了特殊的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云南国际通道建设及其“辐射中心”定位研究》(批准号:17BMZ020)的阶段性成果。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人物均用化名。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报》,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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