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在阿Q那里只是没有内容的纯形式：无论如何，胜人一筹。 这种纯形式造成了阿Q的生存悖论：他在追求自我尊严感的过程中，反而成为一个卑污、无耻、无赖、可怜又可恨的
自尊在阿Q那里只是没有内容的纯形式：无论如何，胜人一筹。
这种纯形式造成了阿Q的生存悖论：他在追求自我尊严感的过程中，反而成为一个卑污、无耻、无赖、可怜又可恨的人（“他是第一个使得自尊和自贱举行了奇妙的结合的人物”）。这个悖论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为了面子可以不要脸。
“面子”和“脸”指向人体的同一部位，根源相同。但“面子”往外部延申，进入力学法则支配的领域，最终服从于力量强弱的逻辑。面子的世界究极而言，讲究的是“成王败寇”。阿Q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没有力量，却根据力学法则行事。结果，他徒有成王败寇的形式（等级），却没有它的实质（实力）。
与这个作为国民性批判对象的负面形象相比，小说结尾处的阿Q看上去有些不同。曾有批评说《阿Q正传》是草草结尾的，因为作者“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一个‘大团圆’”，结果阿Q这个人物实际上变成了两个：“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鲁迅读到这个批评后回应说，小说连载了两个多月，每周一篇，实在是想收尾了，但又犹豫，抹不开面子，“大团圆”的结局于是就一直在心里藏着。所以，这个结尾酝酿许久，并不是“随意”加给阿Q的。至于阿Q和“革命”的关系，鲁迅更是直接予以反驳：“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的成因》）
鲁迅明确否认存在两个阿Q。不过，这个否认仅仅涉及阿Q与（国民）革命的关系。鲁迅无疑把他对于国民革命的批判写进了小说。革命没能革新旧天地，阿Q也没有因为参加革命而改变。“阿Q似的革命党”既成了对阿Q的批判，也成了对革命的批判。从这条线索出发，产生了有关《阿Q正传》的大量左派解释。结果，作为艺术整体的小说《阿Q正传》被历史的或社会的分析所淹没，而鲁迅自己特殊的提问方式也因此被忽略了。
阿Q的变化与参加革命与否无关。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阿Q的命运既定之后，在阿Q赴死的途中。直到他被押上囚车游街示众，阿Q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要被杀头了——就是这样一个“愚昧无知”的阿Q，在临刑前的一刻，似乎开始用一种完全陌生的眼光，看待他周围的世界。他的感受、思想，或者说整个灵魂，发生了难以察觉却又天翻地覆的变化：阿Q“永远是得意的”，但在临死之前却默默发出了“救命”的呼告。
在这个瞬间，小说作者放弃了他的自我克制，不再保持自己与其作品之间的距离，与小说主人公交叠在了一起（就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时阿Q的感受，就是鲁迅自己心情的自然流露）。一个是被批判的国民性典型，另一个是批判者的代表。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在这“交叠”之中，双双发生了改变。可以说，阿Q之死本身就是小说中的“革命”，是鲁迅小说中极为罕见的灵光一现。套用一个哲学术语，可以把这个交叠现象称为“视域融合”。与“呐喊”的主题相比，鲁迅在“阿Q之死”的情节里“后退”了一步，用艺术的方式思考了呐喊和倾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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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阿Q与革命的遭遇决定了他最后蒙冤致死的命运。但与其说那是阿Q被假革命的流弹击中而殒命，还不如说是阿Q因为自己的恶毒用心而自取其咎。
阿Q“认识到”革命党徽章的威力之后，想去找假洋鬼子说项，要投革命党，结果被哄了出来，“不准革命”。于是阿Q忧愁、无聊。等看见赵家被抢之后，更是切齿痛恨起来。因为他理解的革命，就跟他看到抢了赵家那一伙人的行径是一样的。他的逻辑是：革命就是这样去抢劫赵家；由于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结果抢劫就没有他的份，他就不能搬走那么些好东西。阿Q越想越气，暗自决心要反戈一击：“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岂料，被抓进县里去杀头的是阿Q。
进了衙门的阿Q立即开始实施四天之前“拟定”的报仇计划。他的前提是“造反是杀头的罪名”。他要举报假洋鬼子，办法是“陈述事实”：他想造反，投革命党，但假洋鬼子不让他参加。所以刚被抓进衙门，他就“爽利的”告诉同他关押在一起的另外两位嫌犯说，他是因为“想造反”才被抓进衙门的。他盘算的是，“想”造反而未遂，不至于杀头；而假洋鬼子是真当了革命造反党，总要落得个被杀头正法的下场。
阿Q一直要到被押去法场的路上才意识到自己将要被杀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他所做的无非就是草民报官。他自己光是“想”造反，罪不至死的；至于身陷囹圄，则是完全能够承受的“代价”：他在关押他的小屋子里寻思的是，他落脚的那个土谷祠“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因而“并不苦闷”。
等到在公堂之上被换了名号的把总审讯时，阿Q依计而行，回答问话说“我本来要……投……”，“但假洋鬼子不准我”。意思是，他本来要投革命党，但假洋鬼子不准他加入他们；假洋鬼子是革命党，他阿Q还不是革命党，不是那伙劫匪的同伙。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检举揭发假洋鬼子造反。可惜他讲话断断续续，被把总听成了另一个意思：“我本来要……投（案自首），但假洋鬼子不准我”。阿Q偷鸡不成蚀把米，把总把他的告发当成了招供自己是劫匪同伙的“呈堂证供”（小说在这里完全没有要将把总的假革命写成贪功枉法的意思。相反，把总和被劫的赵家真的认为已经破获了劫案）。
当读者还在叹息于阿Q的无知、麻木，痛惜于他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时，阿Q已经处心积虑地完成了一次恶毒的报复。
阿Q这个北方称为“乏人”、浙地称为“破脚”的混混人物，之所以在小说中还有那么一分“滑稽可爱”，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实现目的的手段。阿Q只比小尼姑强一点点，而小尼姑是出家人，那就是说，他阿Q只比不属此世的“无”多一点点。精神胜利法弥补了阿Q在力量上的弱小、在社会资源上的匮乏。它复制又颠倒了社会的优胜法则，使阿Q得以自行翻转一切不可翻转的败绩，满足了他虚荣的欲望和作恶的动机，同时又使事他实上做不了恶。
但向官府告发假洋鬼子的事迹——当然不是唯一的事迹——意味着没有手段的阿Q与最强力的手段（官家的权力）联起手来，足以置人于死地。读者可能怀着同情心看着阿Q一步步走向他的悲剧结局。然而对于阿Q来说，在意识到自己将被杀头之前，他正沉浸在他人生求胜事业的顶峰。他自有一套理性的算计，身陷囹圄只是他为了达成报复的目的而付出的合理成本。
要不是阿Q“无知”、没见识，恐怕他会是另外一位可怕的伊阿古。就像《呐喊》“自序”里“麻木的神情”掩饰了“鉴赏的心理”，阿Q的弱小、无知也掩饰了他的邪恶，为他的邪恶笼罩了一层惹人同情的迷雾。鲁迅把阿Q作为国民灵魂的样本刻画出来，又对他作了无害化处理。这个凝聚了“弱小之恶”的阿Q不但害不了人，反而还能给人带来欢乐——既供小说中的未庄人取乐，又让小说外的读者感到滑稽。鲁迅似乎有意要让他的读者忽略阿Q身上的“弱小之恶”所具有的恐怖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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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团圆”的结局里，阿Q和他缺少的强力、形式和它缺少的内容、目的和它所缺少的手段，终于“团圆”。阿Q这个形象这时才完整起来。
“团圆”的结果是，阿Q被他“自然而然”、“身不由己”地对之下跪的强力所毁灭，而这个毁灭又是他愚蠢的计算和盲目的追求所带来的结果。这样一种“耦合”正是“大团圆”象征的要义所在：在一个遵循“无论如何，胜人一筹”的力学法则的世界里，有力的在上者“自然而必然地”要发挥出他的力量，无力的在下者也“自然而必然地”要被碾压、被吞噬，而且还要“自然而必然地”欲望着、羡慕着、追求着那个毁灭他的力量，如此也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阿Q就被封闭在如此循环往复的圆圈之中。
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时，认为日本社会体制有一种可以称为“转嫁压抑”的内在精神构造：“这意味着这一种体系，即日常生活中的上位者把压抑依次顺位转嫁给下位者，借此保持全体的精神平衡。”在上者欺负在下者，在下者欺负再在下者，如此传递直至最底层。结果“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的不满已经没有可委让的地方，所以必然要向外爆发”。
鲁迅借由阿Q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日本社会的这种向外爆发的必然性，并不适用于我们的阿Q所处的社会。阿Q们不一定需要向外爆发，因为他们有发挥“内在超越”功能的精神胜利法。假设丸山真男的“压抑转嫁”理论代表一种自然的逻辑解说，那么阿Q就代表不自然的界限、代表逻辑不通：在阿Q这个临界点上，逻辑突然折返，内卷回来。在这个意义上，阿Q倒是没说错：只有孙子才画很圆的圆圈。
死亡好像突然来临。阿Q对死亡的恐惧被压缩进了一个瞬间。在死亡面前，他的法宝终于无法施展威力。他好像被这死亡的恐惧猛然一击，脱出了那个巨大的圆圈游戏。他先是“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继而又努力重振精神，想着“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然而效果有限。他没有全昏，也无法真的泰然处之。他在“着急”与“泰然”之间来回摇摆，终究是“惘惘”然。如果不是在蚂蚁般的人群里看见了久违的吴妈，那么阿Q之死就只是圆圈游戏的一次排泄运动。
因为看见了吴妈，阿Q一时间忘记了死亡的恐怖，再次回到了游戏之中。这个吴妈是阿Q人生的转折点：是对吴妈的“恋爱的悲剧”导致阿Q失去了在未庄的一切生存机会。现在又是因为这个吴妈，惘惘然的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他决定要死得有志气，方法是唱几句戏。
虽然这股子志气是为着这一个吴妈而鼓，但它能够满足的对象其实还是包围着吴妈的蚂蚁般的人群——小说最后一句话写的，就是这些看客因为阿Q最终没有唱一句戏而失望的心理：“白跑一趟”。也就是说，阿Q虽然众里寻他挑中了一个吴妈，似乎吴妈对于他阿Q来说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但是他实际上还是把吴妈当作与众人同类的人来欲望的。
阿Q找不出一句合适的唱词；即使找到了，因为被捆绑着，做不了“手执钢鞭将你打”的动作，还是只好作罢。在百忙之中，他无师自通地喊出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路边的人丛里于是发出狼嚎一样的喝彩声。那情形，就仿佛阿Q终于扮演了一回戏剧中的主角/英雄。
然后“车子不住的往前行，阿Q在喝彩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看她，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这第二次看见的吴妈与人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阿Q被迫意识到，他所理解的“志气”根本不能吸引吴妈。
吴妈的兴趣似乎指向他那个世界真正的权势之源——枪炮（可以假设，吴妈并不是真的与众不同，但她的“看”代表了力学世界的真理以及这一真理的吸引力。就此而言，吴妈象征着阿Q们被压抑的欲望，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而阿Q的表现则证明，他与围观他的人丛同属一类。有趣的圆圈再次出现：众人看着阿Q，阿Q看着吴妈，吴妈看着洋炮，最终与众人属于同类的阿Q是被这“洋炮”枪毙的（看客们也因为没有看到杀头而觉得无聊）。
对于阿Q来说，在这短暂的“看”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失望。他的大失望无声地震塌了他的圆圈世界。等到阿Q再回转去看人丛，一切都变了。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海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子，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原本与阿Q属于同类的人丛，同他记忆中的恶狼等同了起来。他们的“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随着他从属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动物化，阿Q自己完成了人化。他从他自己作为原料和推动力的圆圈中分离出来，就好像有个新的阿Q站到了小说的作者以及读者的位置，对他阿Q的世界、对那个世界中的人，感到恐惧。
阿Q在心里喊出了“救命……”，但没有说出口，因为他的肉身已经被这新的恐惧完全抓住，“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但重要的恰恰是“心声”。
阿Q在这新的恐惧中被正法。力学游戏中的恐惧原则上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弱者对强者的恐惧，在弱者变得有力时，也可以反过来对原来的强者造成恐惧。但是阿Q的新恐惧与力学游戏中的恐惧不同。它是一种不对称的恐惧。只有阿Q对看客感到恐惧，而看客只要依然是看客，就不可能具有或体验同类的恐惧。这种恐惧只能在阿Q从看客的世界分裂出来之后才会产生。
阿Q新恐惧意味着，在他死前的一刹那，他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总体性的怀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阿Q的变化，也是我所理解的倾听呐喊的可能性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变化被包裹在未曾触动的“旧”世界之中——在它前面的是阿Q的整个“正传”，在它后面的是恢复如常的未庄的世界。并且，这个变化与一个另外的“新”世界无关。它并不是由于某种新世界强行介入旧世界而引起的革命性变化。毋宁说，革命性的变化是由阿Q的巨大失望和新的恐惧所带来的“启示”。它既意味着既有世界自我更新的不可能性（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同时又暗示既有世界包含着自我更新的偶然机会（一个并不很圆的圆圈也许有它的裂缝）。
也许这个解释过于乐观？无论如何，对于具备了新世界眼光的小说作者来说，它更确定地意味着居高临下的启蒙家进行自我更新的契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小说的进展，它的作者确实也经历了变化：小说从某种程度的油腔滑调开始，以讽刺的手法贯穿；然而，在阿Q的新恐惧中，鲁迅丢掉了油滑和讽刺，以百分百的严肃笔调刻画了阿Q心理的转变过程，其不可思议的程度几乎让人觉得，他笔下的阿Q忽然换了一个人似的。
从这个角度看，《阿Q正传》作为小说的诞生史，将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这部小说是一周一篇连载的产物。鲁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构想完整的写作计划，也没有一开始就定下小说的风格和笔调。它是写着写着才在一种不断累积的“必然性”中最终成型的。故事断断又续续，作者自己也好像不断地在写作中反思自己对待阿Q的态度。在阿Q之死的情节中，小说作者的自我反思终于凝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时刻，质疑了他与他所批判的人物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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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