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文化为何流行:二次元、治愈系与成人的“儿童化”

澎湃新闻 11-03 09:15
“人类总是拥抱家庭神:不是创世的普世之神,而是那些更小的、更为私人化的盟友,由此他们纾解了本来应当是残酷和孤独的生活。”

《爸爸去哪儿》第五季正在播出,陈小春的儿子小小春Jasper成为了这一季的人气大王,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小小春的静态和动态截图,还被网友做成了聊天时用的表情包。关于小小春的诸多评价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萌”——小小春实在是太可爱了。

不消说,萌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讨人们喜爱的特征之一了。无论是Jasper、小戏骨《红楼梦》的走红,微博上层出不穷的萌宠博主和日益壮大的吸猫党,朋友圈秀晒炫时的嘟嘴卖萌,还是颜文字、头上长草、Emoji等萌物表情包进入人们的日常交流系统,都在证明着: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可爱的东西带有深深的爱恋。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萌的事物?又该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萌:二次元与幼体滞留

何为萌呢?萌本来指的是“草木初生之芽”,即描述草木等植物萌生出新芽时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萌开始在日本ACG次文化中被使用,它起先是指读者在看到美少女角色时,产生一种热血沸腾的精神状态,后来用来表示对某人或某事物产生极为强烈深刻的情感,包括喜欢、恋慕、为之倾倒、执着、兴奋等感情,其对象既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虚构的事物,可用作动词或形容词。萌入选日语“2005年十大新词流行语”,入选理由是:“萌”指对某事物怀有深情。早在2005年,它就已不仅是御宅族的通用语,而是成为广为人知的新词,并被广泛运用到二次元以外的各个层面。而今萌文化,即“对一切可爱物事所怀持的情不自禁的深深爱恋”,在日本已蔚为壮观。

虽然已经无法追溯萌文化从何时开始进入中国大陆,但萌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萌是如何走红的?

西安动漫展上的coser 视觉中国 图

一方面,这与国内崛起的二次元文化有关。二次元文化同样来自于日本,这个词从空间概念而来,指二维平面的世界,也指漫画、动画、游戏、轻小说所创造的虚拟想象世界,用术语来说就是ACGN(动画、漫画、游戏、轻小说的英文缩写)圈,用来区别现实的三次元。根据艾瑞咨询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二次元行业报告》统计及预测,2015年核心用户规模达到近6000万人,泛二次元用户规模为1.6亿人;2016年,核心用户增长至7008万人,泛二次元用户规模则达到2亿人。而作为二次元的本质特征之一,借助于二次元的壮大,萌文化也得以推广。

而另一方面,就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对萌萌哒的事物的喜爱,也近乎一种本能。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提出了“幼体滞留”的观点,即喜欢一切有幼体特征的东西是人的天性,幼童的可爱特质能够引发成人的养育之心,确保幼童能够受到妥善的照顾。这是一种演化上的适应,确保了人类的延续。洛伦茨还指出,证据表明人类对较可爱的动物互动较频繁,这些可爱的动物有着大眼、大头、短鼻等特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普遍喜欢把猫和狗当做宠物。而之后不少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洛伦茨的理论。例如,成年的人类对婴儿互动很频繁;可爱特征与脸部对人类的吸引力似乎都大同小异,不分哪个文化都一样。

萌与治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

不过,依照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理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起背后,必然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就像萌文化兴起,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可爱的事物本能的喜欢那么简单,而是在它在某一点上击中了现代人的情感症候。

萌文化在日本蔚为壮观的同时,治愈系也方兴未艾。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潮流,可实际上,它们去是相互延续的。治愈系的流行先于萌文化。“治愈”一词,英语为“healing”,源自古德文的“hale”(完整),今德文为“heilen,Heil”,指使一个人恢复健康、完整、健全、清洁、纯化的行动。“治愈”衍生为日语词汇“癒し系”(“治愈系”、“疗愈系”或“治疗系”)并被广泛运用,始于1999年。这一年,日本歌手坂本龙一发表的单曲以“治愈系音乐”为标签获得极大成功,治愈系风靡全日本,并成为该年度的流行词语。“治愈系音乐”的特点是旋律简单、节奏舒缓、歌词优美、意境飘逸、有丰富想象空间,令人心情放松舒缓,甚至能抚平听者的心灵创伤。

很快地,治愈系便超出音乐范围,进入日本的文学、旅游、影视、动漫、艺人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文化工业体系,它不再只是一种审美取向,更是一种经济产业。治愈系指那些“以积存压力和有忧郁症倾向以及积蓄了过度紧张情绪和慢性心理疲劳的人们为对象”,不具攻击性、平和无争的,能够抚慰心灵,给人以持续、恒久舒畅感的一系列事物。而很显然,萌文化是治愈系产业的一个重大分支,那些小巧可爱、萌态十足的东西,同样具有治愈功效,它们治愈着受伤的现代人。

“受伤”,一来是因为孤独是现代人的本质。高度发展的现代化,造成了个体的不断原子化,城市的水泥森林里,是邻里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现实。独居和空巢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存状态,陪伴在他们身旁的不是父母、朋友、情人更不是邻居,而是家里养的可爱宠物,或者床上的大白抱枕。去年英国《卫报》刊载了一篇由专栏作家Neil Steinberg撰写的题为《萌之新科学》的长文,文中这样写道,“人类总是拥抱家庭神:不是创世的普世之神,而是那些更小的、更为私人化的盟友,由此他们纾解了本来应当是残酷和孤独的生活。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着他们本该拥有的朋友,或者他们本该爱护的子嗣。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通常都是孤独的。泰迪熊存在是因为夜晚黑暗而漫长,而你的父母总得在某个时间点去往自己的床榻,留下你独处。”

而另一方面,这也与日本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日本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财政恶化,社会发展陷入低迷,竞争加剧,工作压力加大。群体社会的崩溃中,传统家庭的功能也逐步丧失,个体在物化的人际关系中彼此疏离,也很难在家族和集体获得归属和依赖,导致了自我迷失。人们迫切需要寻求解脱和释放,需要消除孤独、恐惧和焦虑。萌文化的出现适当其时。它的简单、纯真、可爱,为人们辟开了另一个心灵空间,消除他们的孤独,抚慰他们的心灵,给予了他们一种情感上的满足。

萌文化的反面:成人“儿童化”

在日本,萌不仅意味着正义、意味着生产力,萌甚至成了不少人的生活状态。学者汪涌豪曾如此描述这一现象,“她们争先恐后地追逐一切可爱时尚,并为了尽可能地与之趋同,不惜在休息天也坚持穿校服,着不甚方便的洛丽塔服或公主装,乃至用童音发声,仿儿童体写信……”

日本年轻人不仅喜欢萌文化,他们还开始效仿萌文化,将萌内化为某种心理机制,甚至连表达、交流、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等,也都萌化了。他们都在努力地往孩子、可爱、纯真这些面向靠拢。换句话说,越来越多人不想长大了,成年人在“儿童化”。

波兹曼曾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谈论过成人的“儿童化”问题。他指出,儿童的言行举止因为电视媒体无原则的信息民主,过早地与成人无差别,而电视这种画面信息读取的形式,使它只能提供“12岁儿童的心智”的节目,并且“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一场又一场的故事会使观众的心智维持在12岁的水平,所以儿童“成人化”的同时,成人也在“儿童化”。

但很显然,日本年轻人言行举止以及心态上的“儿童化”,并不仅仅是受到传媒的影响,而是萌文化为他们营造了虚拟的逃遁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他们获得了他们所需的情感满足,因而拒绝走出。于是,“御宅族”大量出现。他们经常足不出户,流连网络,穿着不修边幅,不擅言词,缺乏吸引异性的魅力,将自己封闭在狭窄的生活空间,拒绝进一步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是终年不出门。

成人“儿童化”的结果之一是不婚率居高不下。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的预测,日本的终生不婚率(即五十岁时仍未结过一次婚)正不断上涨。男子的终生不婚率2005时为16%,预计2030年将上升到大约30%,三个男子中就有一个,女子2030年的不婚率也将高达23%。“低欲望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感叹道,“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而在《低智商社会》一书中,大前研一更是忧心忡忡地指出,年轻人在“白痴化”,他们不上进,轻学习,弃思考,只关心周遭三米以内的事情,只知道消极逃避,无责任感。换言之,成人的“儿童化”造成了日本整个社会心智的低下,集体智商衰退。

虽然当前国内的萌文化并没有像日本那样“病入膏肓”,但无论是郭敬明小说中“我是孩子”逻辑,还是时下的“丧文化”,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成人“儿童化”的蛛丝马迹,一些成年人以追求纯真为由,拒绝社会性成长。这种风气是值得警惕的,汪涌豪认为日本“可爱文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就是前车之鉴,“日本人整体性的自我封闭,不想长大,以及由此造成的内聚力的涣散、学习力的下降和责任意识的缺失。正是这种弥天彻地的‘可爱’风潮,造成了今天日本社会的向下沉沦”。

总之,喜欢萌萌哒的事物无可厚非,偶尔卖卖萌也无伤大雅,但如果逃遁在萌文化空间里,与世隔绝、拒绝成长,这就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文明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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